性與死：禁慾非美德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福利國家的自殺率高」這個現象經常被人援引為反對福利國家的理由。但是在我看來，「福利國家的自殺率高」恰恰應該是支援福利國家的證據，因為自殺率高證明瞭福利國家有高品質的生活。這怎麼說呢？

在沒有社會福利的國家裡，求溫飽、求生存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生存下去是一般人最重要的生活目標，既然活下去是件大事，活下去的價值就會被特別看重，「好死不如賴活」變成一般人的信念。在這種狀況下，「自殺」在一般人看來，不但難以理解（因為生存是人生的目標，為什麼要自殺呢？），也被當作壞事（生存才是好事，否則何以天天與生活搏鬥以求溫飽生存呢？）

另方面，在有社會福利的國家裡，求溫飽、求生存的目標已經基本上不成問題，生存下去是一件稀鬆平常、理所當然的事，活下去既然不被當成重要的大事，生存的價值也就不再至高無上了，取而代之的是生存品質的價值。換句話說，在不愁溫飽的社會裡，生存下去並不重要，「如何」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既然有價值的是生存的方式或品質，而非生存本身，那麼自殺就不再是難以理解的事（因為活下去並不重要，活不好又何必活下去），也不見得是壞事（因為真正的壞事是生存品質的低落），而是一種選擇。

照這樣的分析看來，福利國家的自殺率高，是因為人民比較重視生存品質，而非生存本身，而重視生存品質的社會則往往是有較高生活品質的社會。所以我前面說福利國家的自殺率高是其高品質生活的證據。可是由於非福利國家的人對生活品質要求不高，覺得能活下去就不錯了，所以對福利國家的自殺率高有不同的評價。

以上所說可以用另一個例子來理解。貧窮國家對於富裕社會的人自願飢餓、不吃或減肥，往往視作奇譚、難以理解。這是因為兩者對於「有飯吃」的評價不同。

常有人說福利國家的精神生活空虛，所以容易自殺。其實，只有在精神生活豐富的社會裡，才會覺得精神生活的空虛是難以忍受的，才會因為精神生活的空虛而自殺。

「性」在這方面和生／死問題有相似之處。在性匱乏的社會中，有沒有性是最重要的問題，「性」好不好、或性的品質卻變成次要問題，就像西方人常說的「差勁的性更勝於沒有性」（bad sex is better than no sex at all）。當然，這句話在注重性愛品質的社會裡是難以理解的─既然性很差勁，何必要做？

在匱乏的性文化裡，既然「性」本身、而非性品質，被當作重要關鍵，就會產生許多（從性很豐盛的文化看來）很奇怪或很野蠻的現象。例如，性別中的強勢（男）常常為了只是得到性，而對性別弱勢（女）採取騷擾、掠奪、強暴、欺騙等手段；而在這種巧取豪奪的情況下，往往缺乏高品質的性。

其實，「差勁的性更勝於沒有性」的對確程度也有性別的分別，這句話可能對男人比對女人更真實；因為對頗多男人而言，只要有性就有了性的滿足，所以對女人而言十分差勁的性，這些男人可能覺得還不算太差勁。

由於性的匱乏，而造成惡劣或甚至危險的性文化，經常是女人更蒙其害（這是何春蕤等人經常強調的論點）。不少女人為了保護自己，也不得不採取「沒有性」或「不要性」的禁慾生活。此外，一個社會的性之所以匱乏往往是因為有很多打壓和抑制的手段，使得追求性的人容易受到懲罰或困難重重，所謂性會使人「身敗名裂」，或者「色字頭上一把刀」，都使很多人寧可禁慾。易言之，在性匱乏的社會中禁慾，未必能視為一種美德，因為這或許是在慾望得不到滿足、但滿足慾望卻可能帶來麻煩的情況下，所作的不得已選擇。當然，在性十分豐裕的社會中，禁慾也不一定會是一種美德，而可能只是一種選擇而已─是在性慾望滿足根本不成問題的情況下，或許為了蓄積更高度更精緻的性慾望，或許因為過度豐盛的性而對性失去興趣等等原因，所作的真正選擇。

(原載於1996年9月30日臺灣《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