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员 罗小薇
“阮是日日春，日日闷，天光开花到黄昏，红花点胭脂，白花抹水粉，开花等待蝴蝶时”
2003年10月11日，是高雄市最后一家公娼馆”喜乐宫”的最后一夜。仅存的4位末代公娼缴回了市府发给的工作证，姓谢的老鸨熄掉了宫前那盏亮了36年的绿灯。走入历史的不只有喜乐宫，连带埋葬的是高雄爱河下游、”市政府后面”风化区带着海港城市特有咸湿与野犷味的风尘故事。
1960年起，日据时代便存在的高雄公娼馆开始往”府北里”的河西路汇集。全盛时期，这里聚集了上百家公、私娼馆，以及因应特种行业存在的诸多西药房。黑道势力也跟着渗透进来，它们的位置恰好就在旧市政府建筑物后侧，因此当高雄男人说起”市政府后面”，彼此就会交换一抹神秘的会心笑容，女人则必须辩称她们根本未曾听闻以示纯良。据说每天有上万人前仆后继到此买春，”府北里”遂与台北市”宝斗里”、台南大智街齐名。但1974年起的一把大火却烧毁了共存于府北里的兴荣、脏乱与腐败，当时的高雄市长王玉云趁此机会一举摘除了这一颗让高雄背负”色情之都”污名的毒瘤，再沿着河西路盖起一幢幢现代化大楼，让低矮破落灰暗的公娼馆一家家遭”自然淘汰”，停止营业。到报导文学家范方凌撰写一系列爱河故事的90年代，公娼馆只剩下两家，一家”夜巴黎”，一家”喜乐宫”。
然而色情并没有离开这里，公娼馆凋零了，被逐出府北地区的私娼摇身变成了阻街流莺，有未满18的雏妓、有60岁的阿嬷，也有挺着肚子的准妈妈。她们继续沿着爱河叫客营生，无可奈何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者，更加讽刺的是，公娼馆对面的宾馆每天进进出出有六七十位莺莺燕燕，这变成了公开的秘密，至于2002年令台北市长马英九冲冠一怒的《极乐台湾》与《台湾夜晚何处去》事件，正是日本作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导览”日本男人如何在号称”买春天堂”的台北和高雄寻欢作乐的一幅买春地图。
希腊与意大利的官僚政客曾经以色情特种行业做为吸引观光客的资源，以增加市府收入。台湾两大城市的台北市与高雄市，若认真细数特种行业的税收，恐怕亦不遑多让，这才是”色情”并没有像每每选举时宣称的那样在就任后立即被杜绝。但，每一回选举，总免不了有这样的一出戏，只要台面上说了”干净”的话，台面下怎么玩耍都不要紧，反倒不如希腊市长的直接坦承：”色情是最容易取得的高收入！”
澳洲南威尔斯政府有严肃面对娼妓议题的百年经验，经过官员与市民长期开放式沟通的结论，最后倾向从宽鼓励设置小规模娼馆的作法，让当地性产业得以避免因少数集团透过证照制度剥削娼妓，也让州内以性产业掩护非法行业的情形比其它州低，而最后达成当街拉客与感染性病的比率明显下降的结果，足以让州政府自豪。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未能使其它同样面临如是困扰的城市或者国家仿效，并非其不可取，乃不可为也！理由何在？很简单，私心自用。娼妓一直扮演着政治筹码的角色，设娼或者转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一纸法令在历史上未曾让妓女这个行业消失，以前不会，往后更不可能，而是此时向左或者向右是否构成政治利益或威胁，决定了色情被宰割的方向。
1997年9月6日，正在大力扫荡八大行业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忽然宣布废娼，要终结1973年以来的”台北市娼妓管理办法”，让台北公娼走入历史，社会秩序维护法本来就有明文规定禁止所有的性交易，因此阿扁的废公娼在法律上并没有错，后来他连任市长不成，新当选的马英九在1999年同意复娼，给予公娼缓冲两年的承诺，并推出辅导公娼转业”从良”的彩虹项目，两年后2001年的3月28日开始全面废娼，有一百年历史的公娼在台北从此人去楼空。
1999年民进党籍立委谢长廷转战高雄，意外当选高雄市长后，向市民承诺要把高雄打造成为海洋首都，同时把脏臭的爱河规划为优美的亲水休憩景观区，几经实地访查，赫然发现爱河沿岸存在着一家看起来十分碍眼的”喜乐宫”，这与他想象中美美的有如欧洲的水岸风景很不搭界，于是要求社会局、警察局组成专责小组”加速辅导”，并在市议会通过”高市管理娼妓自治条例”，订下落日条款，明订 2003年的12月31日为最后期限，凡在此之前转业的公娼都可以请领大约9万元的救济金，也可以向劳工局申请30万元就业贷款，有意思的是，就在2003年年初发生了一则社会新闻，说是某黑道大哥来到高雄嫖妓，结果不幸染上爱滋，差点没气炸的大哥立刻发出粉红追缉令，高雄市卫生局则马上发出声明：我们的公娼都没有爱滋，言下之意：谁叫你老大哥不来”喜乐宫”的？
“喜乐宫”走得非常安静，像秋风中无声飘落地的一片孤单的叶子，除了高雄第一科技大学”两性关系”课考了一题《论述公娼制度应否废除》应景之外，只在报纸上占去一个巴掌面积大的新闻，说其中一位公娼已经决定转业做快递，另一位则半开玩笑说要转去做私娼，”高雄只剩下四个公娼，势单力孤，谢长廷会挑她们开刀的理由也很简单：她们毫无反击之力。”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秘书钟君竺为文指出。
同样是公娼，谢长廷比马英九幸运多了，两年前的马英九要面对的是128名公娼，她们平均年龄36岁，低学历，有一半是单亲妈妈，因家计负担沉重自愿从娼，这份在女权运动者看来被剥削的工作也确实改善了生活，公娼的绝地怒吼触动了台北一群知识分子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劳工。力挺公娼，主张性工作无罪化、合法化的哲学教授卡维波撰写《妓权与社区：有关台北公娼事件的几个想法》，各个击破反娼者的种种论述，公共电视台拍摄了《公娼启示录》纪录片，其间有人称”官姐”的官秀琴现身说法，她也是第一个不用帽子盖头遮脸站出来抗争的公娼，因为生不出儿子而被丈夫扫地出门的她说:”我就是靠这个工作养活一家人，我哥哥都说，应该在家乡，给我立一个’孝女碑’。”另一位公娼白兰则气乎乎地反问记者:”社会局长说要’公娼从良’，从什么良？要怎么样才算从良？我们本来就很善良–“，丽君讲的更有意思了，她说，妇女团体要救，应该去救那些嫁丈夫又被丈夫欺负，丈夫喝酒或心情不好回来找她求欢时，她不给他，他就打她、虐待她的女人，”我们不靠人养，是靠自己赚钱的–“。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28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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