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6 月 26 日下午，由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赵刚发起的 “回首我们的知识道路” 研讨会在静园二院举行。甯应斌、何春蕤、瞿宛文、郑鸿生、徐进钰等多位《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核心学者参会并发表报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文研院访问教授孙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分别进行了评议，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清华大学（新竹）外文系教授于治中等一同参与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召集人赵刚教授首先致辞。赵刚首先回顾了《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 “台社”）建刊的历史，认为刊物从建立开始，即与台湾具体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而近十年来，刊物呈现出更为“学术化” 的趋势。为了应对这种倾向，台社核心成员以台湾 “中央大学” 为基地，展开以 “重新认识中国” 为主题、面对现存知识状况进行反省的读书会。本次研讨会也正是在这个脉络上展开。
会议的第一场由孙歌教授主持，甯应斌、赵刚教授报告。台湾”中央大学 “哲学系教授甯应斌发表了题为《从普世、多元到竞逐的现代》的报告。甯应斌回应现有的“普世现代”（认为西方版本的现代是普世的）、“多元现代”（认为全球化以后各地就自动加入了现代）说法，提出“竞逐（Contending）的现代” 这一观念。竞逐既包括竞争，同时包括有别。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我们首先要承认现有西方的普世性，同时中国的知识论也要竞逐这种普世性。各个在地现代都是一种追求普世的现代，结果才可能是真正的多元现代。
赵刚教授发表题为《洋左与土左：陈映真的礼物》的报告。赵刚从对自己的学术道路的反省出发，深刻指出了接受西方理论知识的台湾左翼过去三十年知识工作的缺陷。赵刚认为这一知识生产没有摆脱 “以反为体、以多为用” 的知识和思想立场，在方法论上也有在西方优势话语支配下开展知识劳动、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尺度上陷入不自觉的 “普世主义” 的“方法论‘台独’”、美国无害论、对自己的族群焦虑和外省流亡者身份并不自觉等四大问题。这使得表面上的 “反独” 吊诡地造成了实际效果上的“促独”。而陈映真的主体哲学、社会性质论等观念都成为借以反思的重要资源。解决台湾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首要面对的是社会的殖民状态、社会被取消思想与文化的主体性。而只有建立主体后，各项议题、政治选择才能因此而建立。这一点相信也会对大陆学界有启发。
孙歌评议了二位的报告，孙歌高度赞许了两位学者对知识状况被殖民状态的感知，以及期待被殖民状态的焦虑。孙歌认为大陆知识界分享台湾知识界的部分焦虑，但也面对着自己的焦虑。如何思考一种新的多元化的知识格局，是需要一起向前推进的思考。
第二场报告由崔之元主持。台湾大学地理与环境资源学系徐进钰教授做了题为《西方批判都市理论在台湾——个人的反思》的报告。徐进钰教授以自身所在的台湾大学地理系及求学过的建筑与城乡研究所讲起，反思了台湾地理学界发展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在地理学的知识谱系中，忽略了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意义，现在需要重新补课。其次是过度使用大卫 · 哈维、福柯等西方学者的观点解释台湾土地制度形成而忽略其历史渊源。而 90 年代在台盛行一时的 “地方史研究”，有意建构本土的独特性，其实与李登辉政府的“社区营造” 计划形成共谋关系，最终历史性地完成了台湾地方独特性的构造。
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员瞿宛文发表《从后进发展反思社会科学的普世性》的报告。瞿宛文反思了自 1960 年以来台湾社会科学学界的发展历史，认为西方社会科学霸权难以挑战，使得台湾社会科学学界形成了以西方学问为典范、建立相应的竞争标准、运作方式，内化了 “后进追赶先进，追求普世的理路”，使得学术成为全球化下国家竞争力的竞赛，学术规范成为指标，高等教育产业化。瞿宛文呼吁一种更为历史化的社会科学，为增进对社会的理解而服务，将自身社会现代化进程 “问题化”。
崔之元认为两名学者的报告同样触及了甯应斌、赵刚教授提出的 “普世性” 的问题。他认为 “普世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问题的普世性”，并以费孝通《乡土重建》的细节佐证了这一观点。
第三场报告由戴锦华主持。著名作家、学者郑鸿生发表题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理论在台湾的误用》的报告。郑鸿生认为台湾知识界对安德森的民族理论的使用是一种 “理论的倒置”，安德森揭示的是民族认同的建构性，却被年轻的台独派学者拿来成为建构台湾民族的理论来源。郑鸿生进一步揭示这种建构台湾民族做法的内在矛盾。“台湾人” 概念中包含了闽南族群、外省人、原住民、福佬人，各支力量并不均衡，而各支族群只有在承认 “中国” 的情况下，才能被整合成 “台湾人”，这使得“中国认同” 成为无法抛弃的组成部分。
台湾 “中央大学” 荣誉教授何春蕤教授发表《从性别平权到性别治理——女性主义的普世话语》的报告。何春蕤教授从数十年台湾性别运动的反思谈起，陈述激进、多种脉络上的妇女运动如何一步步被整合为 “性别平权”、性别理论重心从批判、运动转移为立法、平权这一全球现象。何春蕤教授强调有必要重新梳理欧美妇女团体与第三世界妇女团体对女性问题的不同诉求，要充分注意一种有国际力量支撑的“普世” 对女性主义运动及妇女议题的利用。
戴锦华教授在评议中强调性别议题在今日世界的凸显是与阶级、种族议题无法言说共同发生的。而妇女运动被整合为性别治理，意味着今日性别、阶级、种族三个参数的共同失效，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参数应对激变的全球社会。而关于郑鸿生教授提到的理论问题，戴锦华认为 “理论的倒置” 是非西方国家的普遍事实，背后是未能将知识纳入反思脉络的知识问题。
汪晖同样回应了 “知识问题” 这一讨论。汪晖认为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去政治化的，是在社会主义失败的基础上，对社会运动、社会冲突的又一轮重新解释，是对包括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经验在内的第三世界政治探索的否定。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在引入西方理论时没能形成一种“反思性的知识”，知识与历史之间没能形成有效的连接，没能与具体现实形成反复的纠缠以形成知识的在地化，再先进的知识也无助于解释具体的社会问题，终将是无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