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遗失的女同性恋与T婆文本

(原刊登于《诚品好读》2000年11月，页19-21)

文／刘人鹏

■ 噤声消音的中文女同文本

“女同性恋”在台湾似是一九九○年代以来才浮现的身体与符号，随着论述与运动的开展，新出的诸多女同性恋小说也开始受到学院瞩目。前此，台湾的中文女同性恋文本似乎聊聊可数几近空白。较常为人提及的只有两部，一是郭良蕙《两种以外的》（一九七八），另一则是玄小佛的《圆之外》（一九七六）。二书今在市面上都难以寻其踪迹，但是这两本书所勾勒的T婆角色，其社会历史主体形构，尤其在台湾历史时空的特定性，都值得认真探索。女同文本的这一段空白其实也是值得进一步追究的，与台湾政治社会氛围不无关系。这个空白，当然也包括了含蓄政治下的自动噤声消音。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一九三六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本，第三章“中学时代”有＜同性爱的纠纷＞一节，这一节在一九四六年上海晨光版经作者略加修订并且改名的《女兵自传》里，仍然保留。然而一九五六台北力行书局版的《女兵自传》，已不见＜同性爱的纠纷＞这一章，作者自序谓“删去了一些略带游戏性的文字”。而二十四年之后，一九八○年台北东大书局版当然也没有恢复这一节。这一节一开始，谢冰莹提到她的中学时代，“‘同性爱’这个名词，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应用。只是非常奇怪，大家一对对的交起朋友来，而且行坐不离，起初由相识而相爱，由相爱而结婚了。（她们同睡在一床的时候，就叫做结婚）。”事实上，二、三○年代文人或通俗文本写到女学生“缠绵派，携手并肩，形影不离，大有同性爱的嫌疑”（《妇女杂志》12：7，一九二六年）的不少。庐隐＜丽石的日记＞（一九二三）以发表一位抑郁而死的朋友的日记的方式，相当迂回地呈现了一个“同性的爱恋”的故事，在《小说月报》刊出之后，有读者投书表示：“我对于丽石之舍弃这个社会是表示十二分同情和尊敬。”

■ 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同文本

关于中文女同性恋的文本研究，目前尚少人问津。近年有一些论文涉及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同性恋文本，例如，Wendy Larson讨论过五四女作家庐隐＜丽石的日记＞，她认为，“同性的爱恋”一方面是新式学校带出的女人与女人间的新关系，一方面在书写政治上也是女作家重新建构女人与女人间在亲属关系之外的新可能性。“女同性恋”比较是被放在“女性情谊”的想像里，而与“女性情谊”既分别又不分别。此外，目前研究中文女同性恋文本的著作中，在资料收集方面，桑梓兰的博士论文“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对中国及台湾这二个空间的几个时间所出现的女同文本/论述/运动，作了初步而广泛的搜罗。

■ 阅读与再现女同众罔两──“两性”性别体制的框架

目前所见对于女同文本的评论分析，主要的基调多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的，也就是说，女同性恋的再现，基本上被看到的是“二个女人”的爱情事件。爱情的欲与痛，特色都被标志为来自“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然而这其实不是阅读女同作品的唯一方式。这只是“两性”性别体制下再现与阅读的框架之一。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两性”性别体制的框架里，“男”好比形，而“女”好比影，在这个认识框架中，通常我们只看到形与影，并且形影不离。但事实上，影外犹有微阴，名为众罔两，可能既男又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众罔两无法被视为一种本质性的、固定的任何一种认同身分，可能是一种飘零与碎裂的经验，一种偶然性的汇聚。所谓女同，不一定是形影不离框架里的影子女人，而可能是形影之外、其特殊次文化与历史或语言尚待探索的众罔两。

■ 不同的体制、政治中的女同再现──“国族”的框架

另外，在中文女同文本里读“中国”的女同性恋历史，也不是唯一的阅读方式，因为“中国”是什么，本身即是问题。“国族”可能也是一个阅读的框架。不同时空的女同，在不同的体制里存活，利用／抗拒着不同的体制，有着不同的爱欲与伤痛，也在不同的再现政治里现身／隐身。

五四时期女同性爱多再现于当时新奇的女校师生景像里，例如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的女学生云罗、影曼，因演出《罗密欧与茱丽叶》而相恋，她们想要同小学堂的教习陈婉真与Miss Chu一般，永远在一块儿。但后来云罗嫁人，影曼悠悠地疯了。而“她为什么发疯了”，竟成为人们不解的问题。古典时期女同情爱，多再现于姻族关系的妻妾群，例如，《林兰香》的爱娘、云屏“姐妹影不离形，形不离影，好似一对小夫妻，偏都是女子。”这只是蜻蜓点水的带过一笔。李渔的《怜香伴》则是近来被注意到的代表作，相爱的崔笺云和曹语花在尼庵相会，促成她们相欲、相知、相爱的是神佛与老尼，而她们要永远在一起的方式是努力成为妻妾关系。又有涉及“非人”爱恋的，如《聊斋》＜封三娘＞的狐与人，以及＜嫦娥＞的仙与狐。不论是＜封三娘＞里一见钟情的恋慕，或是＜嫦娥＞里嫦娥、颠当之间似有若无的情与欲，都拉距着人间莫名其妙的规矩常模。＜嫦娥＞里有一幕，俩人嬉笑玩乐之间，颠当“口衔凤钩，微触以齿”，嫦娥“忽觉媚情一缕，自足趾而上，直达心舍，意荡思淫，若不自主。”写感官情欲之忘神状态，可谓玲珑精致了。而＜嫦娥＞故事里，写出了一花痴男、一类T（西山狐）与一类婆（仙女）之间某种没有“第三者”的三人行关系，然而在男－妻－妾以及人－仙－狐的阶序关系位置之间，又纠结着再现的张力。另外也有一些故事里夹着无关爱恋的玩性，例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薛婆“还记得在娘家时节，哥哥出外，我与嫂嫂一头同睡，两下轮番在肚子上学男子汉的行事。”，三巧儿问：“两个女人做对，有甚好处？”薛婆说，“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或者，才子佳人故事里点缀着“以女嫁女”的身体交欢（如《情梦柝》、《麟儿报》），这些再现方式的罔两性，其实也都值得分析。

■ 次性别之间的爱欲再现──“同是女人”的框架

Ｔ婆的范畴，可以是阅读女同作品的另一种方式。在这个视角下，我们会发现，很多女同故事里，都有着一个类Ｔ的角色，与另一个类婆的角色。可以看到，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次性别之间的爱欲再现，却遭受着“同是女人”的框架折磨。这当然不是说，亘古即有Ｔ婆扮演，而是，透过当今对T婆角色的认识，我们看见了某种次性别，以及性别再现的政治。一个Ｔ，在标准两性体系下，当被阅读／书写成女人时，不论是现实生存或是文本阅读／书写活动里的存活，都有其再现的困难，因为她不够女人也不够（或太）男人。而一个婆，在女同文本中出现时，常常被怀疑是否为女同，是否为异性恋，或是否为双性恋。文本中，婆常常被再现为爱Ｔ又离开Ｔ，意志不坚背叛不忠，无定性无诚实，她的一无是处，一方面似是狡兔多窟，另一方面又似是毫无位置。事实上，正是她的意志不坚无定性，使得她没有或不留在正常两性常模中，成就了“婆”的可能性，开展了似是狡兔多窟的游移位置，然而也同样是这个意志不坚无定性，她的游移，也成为永无止息的居无定所。婆似乎较难成为文本中的主体角色或是书写的主体，然而这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作为一种主体位置的阅读与书写，其可能的潜力尚待开发。

以《聊斋志异》中＜封三娘＞的故事为例，封三娘显然是一个类Ｔ，而范十一娘则类婆。这个故事写出了一种“秘密”的恋情（“妾来当须秘密。造言生事者，飞短流长，所不堪受。”）封三娘在上元庙会中认出艳美少女范十一娘，俩人相见“大相爱悦，依恋不舍。”范十一娘回家之后相思成病，封三娘爬墙到她家相会，二人偷偷住在一起，“订为姐妹，衣服履舄，辄互易着。”但只要有人来，封三娘就要躲在夹幙之间。久而久之，范家父母渐有所闻，一天，俩人下棋时被母亲撞见，意外的是，母亲竟然很高兴女儿“闺中有良友”。封三娘后来因故又爬墙离去，范十一娘“伏床悲惋，如失伉俪”。但封三娘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再相见，二人同枕，绵绵不寐。故事中间是一段与穷书生的异性恋婚姻曲折，十一娘想法子不顾一切要封三娘一起嫁给穷书生孟安仁，最后，封三娘被逼现身：“我乃狐也。”她说她意在修炼，只因爱上了范十一娘，“如茧自缠，”“此乃情魔之劫，非关人力。”祝福了范十一娘后，她萧然逝去。我们可以把封三娘读成一个古典的类Ｔ，她在这个文本中的出现、现身以致于消失，她的狐（非人）性，她的阶级，她与类婆的关系，以及类婆与类Ｔ的关系，类婆与异性恋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在文本中的再现等等，当我们用Ｔ婆的范畴去阅读，同时将作品放在历史性的符号脉络里，这些文本的再现政治会立即清晰起来。

再如李渔的《怜香伴》，表面是二女相爱同嫁一夫，但是书写在高尚阶级与才女幻想里，所隐去的是Ｔ性与婆性的差异。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在字里行间的罅隙里，读到一类Ｔ一类婆，而不是二个相同的女人。此外，五四时期零星的一些女同作品，我们透过Ｔ婆范畴的政治性罔两性重读，可以获得的是与标准两性常模的“形影不离式”阅读极不相同的、非宰制式的阅读／书写格局。

■ Ｔ婆阅读──贴近罔两性弱势主体的进路

创造出这种Ｔ婆阅读，不可能获得一种自古至今普天下一致的普同化主体，不可能获得一个没有冲突矛盾、没有碎裂多重性的完整标准简化的主体，不可能获得一种简单明了的统一的书写或统治的秩序。这是认识或贴近罔两性弱势主体的一种进路，同时也是认识生存空间复杂性的一种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