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美学在书写者文本中的幽微呈演 ──
试以朱天心的创作（1977～1997）为例

Jade

壹、初衷

    身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样是在书写者文本的现场徘徊，企图在书写者铺述的字里行间，挖掘最贴近于作者希望读者去感受到的意念。

    于是在重新阅读朱天心二十年来所结集出版的作品的过程中，笔者试图藉由另一个当下的阅读，停伫于过往不曾发觉但却潜藏在文本中的遗痕，不仅仅满足于做为一个读者观览的位置，而更进一步的企图经由一个个断片的凝睇，找寻贯穿文本的表相下的伏流。

    笔者所关注的主要焦点在于，长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少曾被看重揭扬的“含蓄美学”是如何在几千年来的书写里以忒般幽微的方式被具体披露，即令是在今日传统已意味着包袱而急于被扬弃的“现代”[1]台湾，“含蓄美学”依旧仿若幽灵般的伺服在一个个书写者的笔下，左右着文本背后的意识。

而在此笔者所择取的讨论例子，主要的源由是因为阅读的机缘和对于小说家所创作出的文本的兴趣；当然，亦因在客观的条件下，朱天心二十年来的创作被笔着主观认定符应了笔者关于“含蓄美学在书写者文本中的幽微呈演”的思考。

再者，笔者将以“含蓄美学”为基底，进一步讨论散存于朱天心后期《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与《古都》两本小说集文本群中的人称“A”。

此外，笔者需强调的是，在此份报告中，所对话的对象为朱天心1977～1997的创作文本以及文本的书写者，而书写者朱天心并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中的肉身朱天心[2]。

贰、本文

    诸多对于朱天心创作文本的讨论总萦绕着她的身份背景：第二代“外省籍”的“女性”作家、早期的“眷村”生活、模糊的性别定位（这包含笔下叙事者多采取的“男性”观点以及整体的文本凝构）、胡兰成“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家国之思与礼乐文明的养塑”对于朱家姊妹创作的影响[3]。于是朱天心创作出的文本被摆放在一线性的时间轴上被观看，佐以现实生活空间的变化对于书写题材、叙事结构的改易去讨论并区分朱天心的创作文本与创作的阶段分野。在许多的时刻，政治认同成为朱天心最被论述与质疑的主题，这与台湾的政治（文化）空气当有必然的关系。而笔者在此并不欲强做解人对之前的诸般观点为作者做任何辩驳，笔者所要切入的面向在于，假若之前论述所萦绕的观点亦可以作为看待朱天心创作文本的一种方式，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在文本以及书写者背后作用着？对此，笔者所欲援用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含蓄美学的潜受”。

    沿用詹宏志对朱天心创作阶段的分野，那么《我记得…》可谓是朱天心前期创作的结束与后期创作的开启。小说集中由1984年发表于联合副刊的〈淡水最后列车〉作最后人世有情的回眸，而后直到1987年后才又陆续发表的作品，虽一并收录于《我记得…》一书中，但已是另一番的书写风貌（朱天心，1989d：6）。

    以下笔者将分别就前期与后期，“含蓄美学的潜受”是以怎样不同的面目在朱天心的书写中幽微呈演略作表述。

“理想和童年的世界观是不可分的”[4]

    仔细阅读朱天心前半期的创作，处处可见胡兰成“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家国之思与礼乐文明的养塑”之于其创作的影响。对于所谓传统文化的濡慕想望自幼时即起，而后成长过程渐渐完全接受了"礼义"、"道理"的建制，把自我的人生凝想成文化积累在某个当下的绽放。“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因此待人处事不言臧否、不口出恶言；勉力追求知识，看重知识在本然之外形而上的神圣性，而其价值的体现则当在实体世界中实践[5]。唯一异于正则的是对"侠、盗"的向往，例如在《时移事往》的书前序〈如是我闻〉中，朱天文写道：“她看西游记着迷时，起誓说：‘要是大战爆发逃难，能让我带一样东西，就是西游记。’真正原因，是她要命的爱上了孙悟空…”（朱天心，1989c：12）。而这外于框范的逃逸，其实亦是因为信仰了"正义"必然存在的无庸置疑，因此孙悟空这类不合于正统的叛逆角色，如同侠、盗的存在，恰恰补足了居于正则内（例如朱天心极为崇仰的天父、国父、爷爷──胡兰成，虽则到了创作后期，其已鲜少提起）的无能为力。

    因而呈现于朱天心前期文本书写中的生命情调是积极的跃动，与山水自然、人文风物接合，我不仅是我，更必须是世界纯美、良善质性的雏形。

    那样的世界观其实很美好，没有怀疑便没有挣扎涌现；没有挣扎，便不需去承受冲突、拉扯时的撕裂与痛楚，理想可以恬然安睡于祥和的秩序空间里，用无止尽的热情去涵受存养。

    然而意识肇始之初对生命本身存有的困惑与焦虑的智性终究是先于那理型而存在，始终是不能轻易的随着那热情转化为对单纯理念的滋养，反而跟着年岁的增长与接触眼界的益广挣扎遽增，且一步步深化成生命内里更深切的问题感，在面对现世不纯粹的质面时反覆磨折。不复再能落籍于一理型，跳离单向度的执着后，面临的是崩毁散落的体系。

    于是，在突破因既有体系崩落所产生的写作困境后，展现在朱天心后期创作里头的样貌，多被批评家看待成“不厚道”，其亦自我反省陷于“苛刻少恩”。诸如此的评判与自省，更再度显露了“含蓄美学的潜受”是如何不分族群、不分身份位置、不分时空的在作用着。

依蔡英俊说，含蓄诗学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美学理想之一，这是一种意在言外的特殊书写形式，意旨或情感要以一种高度暗示性、甚或是令人捉模不定的方式来表达。（刘人鹏、丁乃非，1998：115）

有一种“含蓄”政治，作用于港台等地杂种性的现代时空，甚至是华语时空；这种含蓄，它的作用力不只是一种诗学或修辞，而是一种力道，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力道，以维系人事物以及行动模式的正常秩序。

                                         （刘人鹏、丁乃非，1998：113）

自从那一年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累便开始衰老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心内产生出了一种新的东西，那叫做回忆。在回忆中我们尝试重新创造我们的世界，但原先的那个世界已经不会再回来。（董启章，1996：108）

累！你为什么会年轻了？她说，因为我是你的梦。（董启章，1996：108）

    朱天心后期《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与《古都》两本小说集中，人称A以各种身份反覆的出现在〈我的朋友阿里萨〉（中年男性叙述者的朋友──阿里萨──在书信中的代称）、〈春风蝴蝶之事〉（女性，是中年男性叙述者的妻子十几年来即使经过恋爱，为人妻，为人母都以为是“无与伦比”的感情对象）、〈威尼斯之死〉（男性叙事者小说家笔下微近中年的男人、少年时代真实的朋友？）、〈第凡内早餐〉（一个久不受访、在意记忆的中年女作家）、〈匈牙利之水〉（一个引导叙述者──外省背景中年男子──用气味唤醒记忆的本省背景中年男子）、〈古都〉（第二人称"你"直至中年犹然系念的少女时期的昵友）。

    论者邱贵芬提到：“朱天心偏好采用男性或中性化叙述观点的倾向或可解释为她模糊作者性别定位的一种写作策略。”[6]。笔者同意邱此点的诠释，但欲对朱天心后期创作《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与《古都》两本小说集中所出现的“模糊性别定位”做进一步的思考，凝睇在宛如一个个断片中以各种身份反覆的出现人称“A”潜藏在文本群中的遗痕。

    笔者对“模糊的性别定位”欲提出的解释是，所有的扞格与悖异还是只能在群众公义的追寻上出现，即使在《我记得…》、《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三本小说集中书写的题材延伸到各个畸零人种/类，包括关注了许多的女性议题：空巢期的中年妇女（〈新党十九日〉）、袋鼠妈妈（〈袋鼠族物语〉）、女同性恋（〈春风蝴蝶之事〉）……，但所有的痛苦和忧伤也只能在面对时间、存有等等生死本质课题时才能被谈论[7]。长久以来出现在书写者笔下的叙述主体或许是一直将自我看待成无性的，或该说，藉由文本呈现对生命存在思索挣扎的书写者，只能认同一单一性别，男性，更精确一点来说是父性，唯独如此才能是一根本全然的强势，不论是从gender或是sexuality的方面去看，书写者其实没有能力也不敢将自我想像成女性，所隐讳、幽微的或许是因一旦看见，便必须去承认自己（书写者）的弱势，而这是在对自我要求成TOP的情形下所不允许的，书写者没办法处理/接受自己其实是虚弱不已，无能为力的，一个企求以强健形式展现的主体生命，如何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边缘情境？

    的确，认同一直都是个问题，而书写者择定了一个在结构中有力/利的生存位置，纵使书写的题材关照的是多数人所显少碰触的类属、叙述主体也多是卑微的畸零人种，纵使在〈春风蝴蝶之事〉中肯定了女性间的（精神）恋情，但仍是由一个男性叙述者的身份去窥破妻子书信中的秘密，书信撰者，那个承认了少时女性恋人的无与伦比的女性，依然是如此的隐晦，只存在于叙述主体的口中。对此，笔者援用的“含蓄美学的潜受”，在朱天心后期的创作文本中是藉由“A”浮现的。畸零人种尚可藉由现实关怀纳入已被形塑出的文化价值中，仍是可被承认，仍有可安置的空间，而藉由“A”所反覆呈显的“性别定位”问题，却无法收合在一光烈昂扬的生命态度里头。此点与所谓"温柔敦厚的含蓄力道"是很相类的，均来自传统美学意念的内化、文化思维在生活中的潜移默化与道德感的教化，纵令原有的体系已然崩毁，纵令书写者笔下的叙述主体已突破原有的书写困境，但我（书写者）依然被礼乐文明、经世济民的初衷"豢养"得非常彻底，在后期文本群中不停抽易身份反覆出现的人称“A”即是最佳的明证。

    笔者无意在此“对号入座”，将现实世界中的肉身朱天心等同于各个散落的叙述主体，甚至进而将人称“A”等同于朱天心自传性文本《击壤歌》中的“乔”[8]。笔者认为，从“含蓄美学的潜受”藉由“A”所浮现出的记忆、历史、遗忘等课题，不仅可由存有与时间的角度去看待，亦可以试着将朱天心文本中的“追忆逝水流年”放置在人称“A”下讨论，并进一步由“A”的暧昧不定，探究追索潜藏于书写者的性别政治问题。

你的辫子好长啊！累上来的时候，我拉了拉她的发辫。

等你回来嘛！她笑了，脸颊绯红。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年轻呢！（董启章，1996：100）

以下，笔者以“形、影、罔两”的比喻，尝试重新阅读书写者朱天心笔下的人称“A”[9]：

    也就是说，笔者认为，书写者笔下的女性议题犹可藉由国族、政治认同、记忆、时间、历史、存有……等主题被夹带呈现，而藉由“A”所反覆呈显的“性别定位”问题，却被掩盖搁置了。亦即，“A”是贯穿书写者后期文本表相下的伏流，并不仅仅是一简单的人称代词，只为了在呈现某些主题文本时的方便叙事；“A”的隐晦幽微、暧昧不定，恰恰泄漏了书写者欲悬置的“性别认同”问题，而经由性别定位的模糊，书写者安然的呈现了其所关注的政治与女性议题。而这样的写作策略，一致符应于笔者前述所讨论的“含蓄美学的潜受”。

如果过去的文本在书写或叙事位置上已然是阶序格局里的“圣王”了，那么，阅读活动可以做的是阅读位置的转移，做一种不与叙事体同声气的阅读，而从文本中发掘新的影子性或罔两性政治主体。一种新的罔两性政治主体，才有可能质疑形影不离的问题性。而这种罔两性，在影子的边缘，只会是众罔两。

（刘人鹏，2000：216）

    进一步来说，笔者以为有一类存在着北极星人物式的书写者，例如但丁、江淹，和本篇报告所讨论的朱天心。之于书写者但丁，碧翠丝是其创作文本中的北极星，指引／映射着其创作文本（当然，究竟是但丁的"碧翠丝"，抑或是碧翠丝的"但丁"，仍很值得讨论）；而之于书写者朱天心，则是“A”。

参、结语

“你们应该是忧郁的，或许你们拥有忧郁是件必然和幸福的事，既然你们追寻的事物已逐一丧逝消失，而于人世之中，你们将自我逐日淘空，以便容纳对逝者的追忆，你们让自己成为开放的忧郁伤口，冷漠无感去面对人世一切，苍白的无法入眠而又无能说出”[10]

除了从本文中所讨论的关于“含蓄美学的潜受”是如何幽微的呈演在朱天心的创作文本之中外，从潜伏于书写文类、书写风格、书写题材……的模糊性，与惯用大量文化符码和典故夹引的书写方式[11]等层面，亦可窥见“含蓄政治”是如何在看似赤裸自剖的文本中幽微的作用着。

而有没有可能，藉由对“含蓄政治”的认识，重新翻转既定的局限，例如：将含蓄美学视作书写策略加以运用，赋予对抗的积极性效能？

藉由阅读位置的改易，更可看见一个不同于原有面貌的书写者朱天心，并发展出解读文本的更多可能性：

在文本的重读方面，罔两位置及其飘零经验的再现如果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将可获得与标准常模性的形影式阅读极不相同的非宰制式阅读─书写格局。一种不可能获得自古至今普天下一致的普同化主体，不可能获得一个没有冲突矛盾没有碎裂多重性的完整标准简化的主体，不可能获得一种简单明了统一的书写或统治的秩序。这是认识或贴近罔两性弱势主体或经验的一种进路，同时也是认识生存空间复杂性的一种进路。（刘人鹏，2000：226）

     毕竟在既有的结构中，性别议题本身所带有的殊异性：既具体又抽象、极具群体性又极端个人化、呈现在最基本的日常作息与最复杂的结构建制，不能被简单看待也不能被轻松解读。是的，"eyes on me"，他者无所不在，而“含蓄政治”对于书写者自身眼瞳的控管亦无所不在，即使在突破了（政治）认同书写困境的现在，性别思度亦只能存在于抽离的叙述主体与复杂的叙述脉络叠合出的异质空间，而现实的状态永远比书写的空间艰难太多。

此外，一惯存在于朱天心文本中的无法在岁月里冷凝的开放忧郁伤口：存在于各个漂荡畸零人的叙述断片所拼合出的“不只是因为实体的必然销亡/更因为记忆的必然遗忘/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都狼籍了/而我还在现场”那不可名状的伤心、书写者面对“写下的都是已然消逝的当下，之前实体的存在都祇是为了证明之后的不在”那用不断的诉说所构筑的永恒沉默，与所招致的“悲伤的空洞化”。那一致的忧郁开放伤口又是如何与中国传统中的“含蓄政治”彼此联系亦是可进一步探究的。

或许“必须写，因为要‘再造自身’，而舍此无他，似乎没有其他的路可走，那是长达一生一世的自我疗程。”[12]？

肆、参考书目

朱天心，1982，《未了》，联经。

───，1989a，《击壤歌》，远流。

───，1989b，《昨日当我年轻时》，远流。

───，1989c，《时移事往》，三三。

───，1989d，《我记得》，远流。

───，1992，《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麦田。

───，1993，《方舟上的日子》，远流。

───，1994，《小说家的政治周记》，时报。

───，1997，《古都》，麦田。

邱贵芬，1993，〈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们：阅读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页94～101，中外文学．第二十二卷．第三期。

董启章，1996，〈少年神农〉，《安卓珍尼》，页95～127，联合文学。

刘人鹏、丁乃非，1998，〈罔两问景：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性/别研究第三、四期合刊《酷儿：理论与政治》专号，页109～155，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性别研究室。

刘人鹏，2000，《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页201～226，学生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