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迷宫、性别拼图——

另一种阅读／书写朱天心的可能进路

  Jade

走迷宫者从不寻找真理， 只寻找他的阿莉安。                 

——尼采[1]

做为一个小说家，朱天心在台湾文学史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出道甚早的她，在七０年代末二十岁不到的年纪就写作了《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风靡青年学子；大学时期的作品《昨日当我年轻时》、《未了》、《时移事往》已可窥见她在岁月流逝人事更迭的必然下，藉书写捕捉记忆的企图。在历经了评论家所谓的书写风格断裂[2]后的《我记得》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更是跨越文学界，引起了文化、政治评述的众声喧哗，“而她，唯近中年而已”[3]；之后的《古都》亦造成了一番都市考古、探讨空间政治的热潮[4]；在遭蒙父丧后成书的《漫游者》，则是一本的沉重悼祭之书[5]。

就朱天心二十多年的写作岁月来看[6]，九本小说，杂文合集、散文集、评论集各一[7]。十二本的结集不可谓多，而藉此也可察觉其书写态度的慎重。无论视其的创作风格有无统一或是断裂的前后期之分与否，视其意识型态是前卫或是保守，朱天心“骨子里的认真张致却是一如既往”[8]，这亦是其每有新作便惹起各界评论关注目光的源由之一。然而综观自《我记得》肇始更加勃发的评论文字，或是精辟出色就其书写风格、整体的文本风貌多有深论[9]，或是胶着朱天心的身份背景流于政治訾议。相对的，却显少见到论者就性别的角度讨论朱天心的文本[10]，同时也较乏论者留意散存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与《古都》中的人称A，探讨A所可能具有的表征意义与重要性[11]。

因而，这篇习作将援引含蓄美学以及形、影、罔两的阅读理论[12]，做另一种不同声气的阅读——以A作为行旅在文本迷宫、性别花园中的指引，对迄今的文本作全部阅读[13]——拣拾散存于文本迷宫中的A，置于整体的书写历程中联系到早期的《击壤歌》、《方舟上的日子》，在性别的脉络下加以梳理。

藉由这样的过程，我试图分析朱天心文本中所具有的性别书写意含，而这部分的性别书写又是如何被书写国族、记忆、历史、空间等等的大叙述所吞蚀。例如：〈古都〉中的同志向度每每被略而不谈，甚而成书已逾二十年的《击壤歌》与《方舟上的日子》，仍旧被有意无意的以女校／性情谊消解掉文本所蕴含的同志情感。似乎，将朱天心的文本视为同志文本进入主流论述尚有遥远的进路要走。

最后融入罗兰．巴特的《明室》一书，藉由互文性的相互指涉作用，进一步开拓从A的位置阅读文本的想像空间。

“阿莉安之线”意即“指引解决及复杂之问题的有效途径”[14]。在此我借为本文阅读／书写朱天心的另一种进路指引，意谓循着A在文本间的线索，可带领我们进入朱天心的文本迷宫中（并不是就此即可破解些什么，追寻的过程即是目的）。再者，Ariane有“非常纯洁”之意。悖于迄今为止的其他论者所追索的与真理相仿的国族、历史等等的大叙述，我所欲追寻的——或许也是书写者在追寻的——仅仅是尚无法（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被归类定位的，某种无用的蒙昧意识，甚至是无法形诸文字的零碎感受，最初的Ariane。

I. 罔两问景：另一种阅读位置的转移

“罔两问景”做为一则寓言、一则典故，出于《庄子．齐物论》[15]与《庄子．寓言》[16]，在诠释传统中意谓着藉由形、景（即影）、罔两（影外微阴、影子的影子）间的依附关系——影待形，而罔两待影——的破除，达致一种万物“独化”，自然而无待的生命境界。“待”，指依赖的必要条件——有形才有影，有影才有罔两，将影待形、罔两待影的依附关系，比附种种存在体之间在常识与知识层面的依附关系，则看似影待形（有形体才会有所谓的影子存在），然而影子的存在条件并不仅仅来自于形体的存在，同样地，也需要阳光或是其他光线来源的映射；另一方面，从生存所需的“依存”或是“条件”的观点看来，形体又何尝不是有所待的呢？而所待并不会是唯一的，因而对于“待”的瓦解，同时意谓着所待的最后真正唯一的条件的瓦解，亦即不应该或不需要以“待”来解释不同存在体间的依附或是条件关系。

在此，影子的发言挑战了习常对于形体作为唯一主体的发言空间的想像，提出了“相对主体性”的思考可能。进一步推究，形体虽未在这则寓言中发声，却存在于影子的回答中，是影思考形世界中有待无待的问题所对话的对象，而藉由与形的对话，影获得了相对于形存在之主体位置的同时，影或许也忽略了罔两所关心的也许不仅是形影间的依存关系，而可能在罔两的位置上，看见了形影相依的问题性；罔两的发问，也许是在根本上质疑这样的依存关系，但却在形影不离的结构中被略过了。将形、影、罔两结合到性别的论述中提出其中一种可能的譬喻：假若形、影可比喻为男、女，则在公共空间中宣称的“男女平等”是成立在“若且唯若只有两种性别认同”的二元认识框架中的，罔两作为影子的影子，看似影，却不是，可喻为种种性别认同或是生理结构不同于男、女的异质性存在，例如同性恋、双性恋，却是被排除在男女平等的异性恋框架之外的。在形影相随的认识框架里，看不见众罔两的存在。

将这样的一则寓言故事置放在现今性／别研究的具体情境脉络中，试着面对性／别建构中的形、影与罔两，探讨某种罔两性主体的生存空间与文本再现，可能可以产生另一种不同于既有的认识框架。在不同的意识型态与历史条件的作用下，论述系统所形塑的主体并不会是本质性的既定不变的，“‘众罔两’无法视为一种本质性的固定存在，或是任何一种认同身份，而可能是一种飘零或是碎裂的经验，在某些光、影、火、日、形、影等等条件下的偶然汇聚，对于这种主体位置的再现，无法以本质性认同的方式获得固着[17]”，因为，“在历史或政治场域或文本中完整再现的可能性已经被形影不离的结构先行封锁了[18]”。[19]

如果过去的文本在书写或叙事位置上已然是阶序格局里的“圣王”了，那么，阅读活动可以做的是阅读位置的转移，做一种不与叙事体同声气的阅读，而从文本中发掘新的影子性或罔两性政治主体。一种新的罔两性政治主体，才有可能质疑形影不离的问题性。而这种罔两性，在影子的边缘，只会是众罔两。

（刘人鹏，2000：216）

对于朱天心书写文本的讨论多着重于她的身份背景：第二代“外省籍”的“女性”作家、早期的“眷村”生活、模糊的性别定位（这包含叙事者多采取的“男性”观点以及整体的文本凝构）、胡兰成“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家国之思与礼乐文明的养塑”对于朱家姊妹创作的影响。于是在许多时候，政治、族群上的认同成为朱天心最常被论及与质疑的主题，另一方面，有些论者则从历史、记忆、时间、死亡等等层面切入探讨朱天心的整体写作历程。然而除了前人所陈述的诸般观点之外，让我们尝试变换既有的阅读位置，以“形、影、罔两”的比喻，试着对朱天心这二十余年来的文本做一种不同声气的阅读：

主题式的区分朱天心这二十余年来写就的小说，可以发现最常被论者提及的是关于“形主题”的文本，例如：针对《未了》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两篇关于眷村的文本作分析[20]，或是屡屡引起政治认同质疑之声的〈十日谈〉、〈新党十九日〉、〈佛灭〉、〈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等等；亦有论者针对时间、历史、记忆、存有等主题出发探讨朱天心的书写历程[21]。可说关于“形主题”的书写是赢取最多关注目光的。另外则有论者将目光移至以“影主题”为主或是杂有“影主题”的文本，例如：〈新党十九日〉中关于空巢期中年妇女的部分、〈袋鼠族物语〉所记述的袋鼠妈妈、〈鹤妻〉对于社会转变下新型态家庭家庭主妇的关注[22]、以及与有关同性恋的〈春风蝴蝶之事〉等等。

然而相较于“形主题”与“影主题”的屡被触及，尚未见论者将朱天心后期《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中的散落于各个文本中的人称A置于整体的书写历程中联系到早期的《击壤歌》、《方舟上的日子》，在性别的脉络下加以梳理。

如同之前所分析的，“罔两主题”在论述空间的缺空，显示了在既有的阅读阶序中，罔两在形影不离的障蔽下消失了，亦即，关于女性或是其他弱势族群（当然，所谓的弱势都是相对的：在男女平等的论述中，同志可能是一个罔两性的存在；但在异性恋与同性恋的阶序之中，双性恋、变装癖可能就是等而下之的罔两性存在）的“影主题”犹可藉由国族、政治认同、记忆、时间、历史、存有……等“形主题”被夹带呈现，而散落在文本中的“A”所可能具有的性别书写意义却被掩盖搁置了。“A”的隐晦幽微、暧昧不定，恰与众罔两难以被视为一本质性的固定存在或是一单一的认同身份相一致，也因而在既定的论述框架之下，难以被察觉。

在文本的重读方面，罔两位置及其飘零经验的再现如果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将可获得与标准常模性的形影式阅读极不相同的非宰制式阅读─书写格局。一种不可能获得自古至今普天下一致的普同化主体，不可能获得一个没有冲突矛盾没有碎裂多重性的完整标准简化的主体，不可能获得一种简单明了统一的书写或统治的秩序。这是认识或贴近罔两性弱势主体或经验的一种进路，同时也是认识生存空间复杂性的一种进路。（刘人鹏，2000：226）

追寻“A”，追寻某些飘零、碎裂经验的偶尔聚合，或许能够看见另一个不同既往的书写文本。于是，转移阅读位置，循着A——这些由某些飘零或是碎裂经验偶然聚合而成的A——的路径，重新阅读文本成为一种必要。

II文本迷宫、性别拼图

我只能片段地认得她，换言之，因为我错失她的生命本质，所以我错失了全部的她。那不是她但又不是别人。我可以在千万妇女中认出她来，但是我无法将她“寻回”。我认得各个不同的她，而非她的本质。于是摄影逼得我做一件痛苦的工作：为了达到她身份的本质，在只有局部真实的相片中挣扎，局部真实，亦即全部错误！对着一张相片说：“这几乎是她！”比对着另一张说：“这根本不是她！”更令人心碎。                                      （罗兰．巴特：1995：83）

2.1 另类主体性的突围：“我与A”的故事

收录在《古都》的小说中可以搜寻到书写者藉叙述主体之口的自语：“才在第二封信里，一位我久矣不想的少年时代好友，就突然出现在草稿上，并把威尼斯旅行的该角色（我称呼他为A好了）给活生生的抢走……”[23]；“比较愿意与我彼此示弱的小慧告诉我，她们根本不敢找那位作家，以下就称她为A吧，因为A近年打死不上任何行事的媒体…….”[24]；“就在那时候——该发酒疯的正high、不肯喝的正百无聊赖偷偷看表如我——，我并不认识的他，接下去就叫他A吧，A酒鬼似的抓着个空酒杯……”[25]，这样的坦白反倒产生了另一种引导的效用，诱使读者留意A的存在与其特殊之处。聪明如朱天心，写作风格屡屡为论者们喻／誉为百科全书式，甚至是“一篇写尽一种题材”[26]的作者，写作当非兴之所致，而是精心铺排方成章，因此似乎更可推测A的存在并非偶然，仅仅作为书写方便使用。毋宁可将A视作文本迷宫中的线索、一种隐性书写，把众文本中的A合而细察，可听到某种不易察觉的画外音。[27]

A在朱天心后期的两本小说结集《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中分别以各种不同的身份现身：

〈我的朋友阿里萨〉：叙事者（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年近中年的同性友人阿里萨在书信中的代称，最后在文中以自杀告终[28]。〈春风蝴蝶之事〉：女性，只存在于叙事者（婚姻幸福的中年男性）的妻子口中，始终未曾现身，但却是她十几年来即使经过恋爱，为人妻，为人母都以为是“无与伦比”的感情对象[29]。〈威尼斯之死〉：是较为复杂的一篇，既是叙事者（中年男性作家，且以B代之）、叙事者B少年时代真实的友人、叙事者B自言所撰书的小说中（〈我的朋友阿里萨〉[30]？）的叙事者（中年男性作家，且以b代之）之同性友人，而这位同性友人的创造由来又是叙事者B在数年前的自己，B、b以及b的友人均为年近中年的男子[31]。〈第凡内早餐〉：一个久不受访、在意记忆的中年女作家，叙事者（在杂志社工作的新人类少女），原打算邀访却反成为女作家的访谈对象[32]。〈匈牙利之水〉：一个引导叙事者（外省背景中年男子）用气味唤醒记忆的本省背景中年男子[33]，最后“两人相濡以沫地形成记忆的互补”[34]；在这个文本中尚且有另一个遭A遗忘，但A却努力想藉由气味回想起的年少女友A存在。〈古都〉：第二人称“你”直至中年犹然系念的少女时代的“昵友”。

进一步分析这几个文本，可以发现，在上述虚构性的文本中，开放性的人称A，尽可以置入不同的身份背景，但A均是做为“同性友人”身份出现的共通性，不论是在文本中或是文本的文本之中，A总是位于不可或缺的位置，占据著书写者的目光，甚至不妨这么说，这些文本都是在述说着一个个关于“我与A”的故事。

在〈我的朋友阿里萨〉友人A以死亡告终；〈威尼斯之死〉中不论是B的友人A或是b的友人A（亦即〈我的朋友阿里萨〉中的友人A？）最后一样是死了，不同在于前者是与B音信隔绝、形同生死末路的一种死亡。在〈春风蝴蝶之事〉的友人A与〈古都〉中的友人A一样是去国多年，也都是另一个中年女子多年后始终惦念于心的一个对象。于是，这几个虚构性的文本都标示了我与A离散的印记。

〈匈牙利之水〉中的友人A则是不断唤起叙事者“我”年少的记忆，最后两人在各自珍藏了一份可以在“我”有任何不测前能及时刊登、邀集年少友伴相见的广告稿后，文本留下了这样的结尾：“有此万全之准备，我与A可以放心等待，结伴以终，等到地老天荒，等到天下黄雨，直到不见不散”[35]。“我”等待的少年友伴在有生之年并无法重聚，唯独剩下“我与A”相伴终生，背反了离散的结局。文本中另有友人A想找回对于年少时交往女友的记忆的情节，A对“我”说：“笔记本上我写着：A好香（记东西时我都习惯给女朋友用个代号以防后患）[36]，我写，A好香，问她用什么洗头或洗澡，她说她擦了jáiosé香水，A家真的大概很有钱。”[37]在层层交叠的书写下，遂有着难辨“我”与“A”的书写效果。

 王德威在《古都》的书前序论中提及〈拉曼查志士〉说：“但朱天心借题发挥，一句‘不愿此生就这样随随便便被发现并就此被认定’，恐怕才真道出她的意识型态洁癖。”[38]，借用这样的逻辑推论，或许〈匈牙利之水〉里头一句“究竟我想藉A帮我唤起或遮盖些什么呢？”[39]，才真正道出了她书写一个个“我与A”的故事背后的幽微心情。[40]

〈第凡内早餐〉是A唯一不以叙事者同性友人的身份出现的例外。在这个文本内的中年女作家A倒是可连同〈预知死亡记事〉和〈拉曼查志士〉的老灵魂并观，颇可与书写者自况。另一方面，“第凡内的早餐”让人直接的联想起赫本[41]，在文本相互指涉所营造的（大）文本空间内，不免令人想起了《击壤歌》中的桥段[42]（详见后文的讨论）。

2.2民族志（自传）书写中的“同志”显影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我的朋友阿里萨〉、〈春风蝴蝶之事〉、〈威尼斯之死〉、〈第凡内早餐〉、〈匈牙利之水〉等五篇小说的叙述主体均为年近中年的男性。

我想，在很多篇作品里我会采用第一人称男性的观点，只是写作技术上的问题，采用男性观点，就像看万花筒一样，那里面的碎片不变，可是因为转了一下，观察的角度改变，图像就会有所不同，对我而言有这样的效果。我最近写的一篇东西，最大的困难是里面写的一个角色，身份跟我像得不得了，同样的年纪、身份，在台北生活的种种……我觉得简直是挣脱不了！要是我用女性叙述观点的话，几乎会跟我这个人分不出。我在写作时，会觉得这跟散文有什么差别？我会觉得很不自由、捆手捆脚。我今天若是个男性，同样面临此类困局，我可能就会采用女性观点。[43]

仔细阅读这几篇小说，时时可在文本中搜寻到作者生活中的断片，文本中也或多或少的呈显著作者的真实印记。参照上述作者对于采用第一人称男性观点的自陈，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证。于是在作者改采用男性观点[44]以避免与叙事者太过贴近的自述中，唯一使用第二人称叙事观点的〈古都〉反倒显现了它的殊异性，特别是书写者对话着的“你”与作者是如此的相似，是“最没有闪躲性别、族群背景，最和自传拟和谐”[45]，具备着其他文本所没有的仿真性，一如，早年自传性质浓烈的《击壤歌》。

自传是民族志关键，对他者的研究，往往导致对自我的重新认知，说明自我是人类学诠释的最重要基础，亦即对人类学家而言，民族志书写往往也是自传书写。[46]

黄锦树以“都市人类学的（新）民族志”诠释朱天心的书写[47]，朱天心亦自陈三十岁后的自己“正展开一场有趣的探险，探险人类理性已开发的边际，探险自己积累三十几年的庞大复杂的潜意识区，以上个世纪末人类学者对南太平洋诸岛土著所做田野调查的心境，重新探险台北城市。[48]”；在〈盟盟与我〉中，朱天心也说明了自己写作《学飞的盟盟》一书的心态：

我竟想撇开作母亲的情感、和一个台北长大、35岁的小说作者的身份来观察记述她，忘掉她是我的女儿，妄想像一个人类学者面对一个异质的部落族群所做的工作，摒除自己所来自社会的价值、传统、道德、信仰……，只忠实的有闻必录，不可大惊小怪或见怪很怪。（朱天心：1994a：214）

接着朱天心也自承她终究还是“失去了事不涉己的纯然旁观者的资格与立场”，但她却也得以“很自在、不考虑自己的介入与否的选材写作”[49]。

克氏指出田野报告基本上乃一书写行为（”text making”）其主观视域将研究对象视为他者，其叙事性（narrativity）不知不觉影响其所再现之“真理”。

（梁一萍：2000：138）

于是如同《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与《学飞的盟盟》，收录于《古都》一书中的小说亦显现了作者“不再考虑自己介入与否的人类学式书写姿态”，至论者谓为“潜在层层文本、近十年来创作的重要盘整、是对自己文学来时路的一次巡礼”[50]的〈古都〉，更是游移于纪实与虚构、混杂文学与人类学书写大成的文本——一个集述说“我与A的故事”大成的文本。同样地，《击壤歌》在写作当时，虽未必具有以人类学家写作田野调查的心情，但却不经意的留下了对某一“异质部落族群”的书写记录[51]；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古都〉与《击壤歌》都含有民族志书写的意义在其中，显现了近似于对某一族群的田野调查报告性质。

伊哲强调文学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搬演（staging），而此搬演即为文学对现实之反动与诠释。而诠释学对文学的解释一直陷于字义层面（the semantic），应该在想像层面，由虚构变成结构，形成文学人类学三大成员：虚构、想像与真实。想像乃理性之反，带有自我摧毁性的恐惧不安。（梁一萍：2000：143）

但伊哲认为触动想像的为虚构，虚构最重要特色即为其双重性（doubling）与跨界性（boundary crossing），为想像与真实之中介，其效果是双重的，也产生双重意义，而文学则为此三者之互动场域。虚构在想像与真实之间游移，形成文本之未定性（indeterminacy，此处伊哲游戏(play)称之），构成文学半真半假（between what-is-not-yet），此为伊哲所谓之文本游戏（text play），而游戏正是文学不同于科学之地方。（梁一萍：2000：143～144）

改由“罔两／A”的位置阅读文本，可以发现一种异于前人“形影不离”阶序形构中所封锁的另类主体性，也因而得以发现〈古都〉与《击壤歌》被视为“同志”这样一个异质部落族群纪录的可能性。接下来我想先回过头讨论几个《击壤歌》与《方舟上的日子》中的书写场景，观察书写者早期文本中的性别书写意识。

2.3 “性别之差”的深渊：春风蝴蝶之逝

苦楝树还在，树下坐着一架望着海的十六岁白髑髅你一点也不吃惊。

（朱天心：2002b：238）

她轻轻的走到张雁床前，把玫瑰花放在张雁的枕边，然后跪下来伏在床边，头埋进臂弯里，觉得一切都是如此的圣洁，地球可以就这样停止转动，而她多愿意也这样甜蜜的死去。

“琪，琪……”不知多久，张雁正撩着她的头发，她慢慢的抬起头来，觉得一切都是如此的好，张雁的脸比平时更青瞿，嘴角勉强的吊着，眼睛强带着笑的看她。

“给你带了朵玫瑰来。怎么啦？说你是肚子痛，嗯？”她只管把字一个一个的咬得慢慢的，觉得这世界真是祥和又悠远，叫人不知要多留神的呵护着。

“鬼它的MC真害惨人了，我从没这样……你瞧……”下去就一点都记不得张雁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回家只是哭，哭了一晚上，原来张雁是这样的，原来张雁跟她一样只是一个也有MC的女孩！这世界真是大大的诳了她一场！她哭得没有眼泪了，就对着月亮阵阵的抽着气。

（中略）

过后她只管安心在家读书准备联考，张雁来过几次，她只觉得奇怪，张雁吊着嘴笑的模样依旧，穿着牛仔裤长长的身影仍然令她心动，一声拖着长长的“琪——”也叫心碎，可是张雁把手环在她肩上时，她只觉得可怕和厌恶。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她常慌得咬着指头看月亮，想张雁，张雁的笑，张雁看她时的样子，想得整个人都痛了。

张雁南下的时候对她说，琪，好好的，嗯。风吹得两个人的头发扬得一天都是。她看着张雁，觉得自己真是异常的冷静，她可以同时定定的看着张雁对她笑，拂她额前的刘海而丝毫不激动，她又同时能在心底想着张雁，想得心痛。

张雁是死了，她知道的。                 

（朱天心：1993a：117～119）

那圣洁、祥和又悠远的世界就在赤裸裸的揭露了张雁的生理性别后碎裂。不可说，一旦说出口就成了真，在此之前都可以虚幻的闪躲。如同被逐出伊甸园一般，“性／别”介入后，一切都不同了，即令其中的爱恋是忒般的真实。在这个段落里，可以很明显的察觉到其中所含带的“恐同”意识。

（前略）只是我们依然到处闲荡，一星期荡三次淡海。（中略）我突然想到乔是江边送别李白（胡兰成赞朱为太白）的汪伦，“黯然销魂，别而已矣！”我呢，约莫要到水的那一方去了。我看了一眼乔，她正挺挺的站在海中对天吼歌。一会儿转过身来笑，真是真得一塌糊涂。

后来我们脱了外套书包赛跑暖身。乔是学校有名的短跑选手，可是她故意跑得很吃力，等着我与她并肩，跑跑，乔喘着气笑道：“你看我们像不像风景画片里沙滩上的男女情侣。”当下我不敢看她，继续跑着。我不相信世间有真正美好持久的事，所以我不敢正视它。

（前略）车进得市内，乔跷起了腿，甩甩头发，眼光又让我不认识了。我心痛的在想我的乔，我的大风雨中在海边对天吼歌的乔。

乔活得很累，我晓得。因为她太活，她有太多面，她必须在每一面里都切实扮好人们要她扮的角色（中略）。有时我真累了，就狠下心和猫咪坐在光复楼的长箱上晒太阳，她看了又嚷：“哼，小虾成天只和丈夫一起，都不理你的情夫了。”我看着乔，那熟悉的模样，总还是止不住要惊心。真的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与小童交朋友，原也只等她带酸意的一句话：“红粉知己！”

欲仙欲死，原就是这般的感觉。

（前略）有一天我突然惊奇的发觉到我付出去的竟这么多，而乔依然在办公事，在谈她的英雄们。我就开始装冷漠，成天之只跟橘儿卡洛在一起，她们本是我的星星，我的恒星，我需要一些稳固不动的东西，这种日子是好的，虽然不像跟乔一起时那样疯狂，穿着睡衣拖鞋坐末班公车，在大雨中跳探戈华尔滋，走罗斯福路一秒不停的运球回家，依在台大的油加利树下闭眼看那自称申东坡的男孩射篮。可是冷漠久了竟也成真了，我可以看着她丝毫不动心，让乔一封信一封信的怨道：“虾，我们真是试探了老长的一段日子。觉得事情有点像那种连续剧老凑合不上的老套。也觉得自己遭受了你写的那篇青春行的愚弄[52]。也许虾对乔的一些情已是过眼云烟了。乔总认为对虾是很仁至义尽的，（中略）朋友之属，非缘即孽。还是觉得出超好大，虾可以一个礼拜不理乔，自顾的在前头打情骂俏（口气多像个嫉妒的丈夫），乔却很没出息的。——也许整个都不是理由，理由是乔不是丈夫只是情夫，而卡门务起正务来，情夫该走了。——虾怎么说？  乔”我只能慢慢的把信收进书包，仁至义尽，这本该是我对整桩事情仅能说的一句话。

（朱天心：1981:76～78）

这一千余字关于乔的书写，非常写实的记述了女校中的相处样态。诸多论者以女性情谊或是青春期的异性情感映射来解释这样的情感[53]，但其中关系里的纠葛缠绵和互动的行为一如寻常可见的爱情，差别仅在于是发生于“同性之间”，遂失却了被指称为“爱情、恋人”的可能性。一句“你看我们像不像风景画片里沙滩上的男女情侣。”道破了其后以异性恋为范归的思维模式，然而只能是“像不像”，再怎么相似也不会“是”，那样的美好因而灵光乍现，一闪即过，甚且连修辞都只能移植自异性恋间的关系称谓：情夫、丈夫、红粉知己。终究那欲生欲死的感觉只能归于“朋友之属”，以友称之是缘，若是正视它就成了“孽”，而那样灵光乍闪的美好只可能在两人独处的空间出现，一旦离开了那样的空间，也就回归到男女之别的世界中。”eyes on me”，他者无所不在，而“含蓄政治”[54]对于书写者自身眼瞳的控管亦无所不在。

（前略）然而我总不忘记的是一个黄昏，我和乔去师大土风舞会玩，是一个红霞滚滚的黄昏，我穿着条青绿色的大圆裙，迎着晚风张得大大圆圆的，觉得自己是片西湖里的荷叶，那个绯红绯红的年代。想唱“当晚霞满天”，但是老唱不全，只会唱了第一句，就哼哼唧唧的唱到了“我爱，我爱……”[55]（中略）华尔滋的乐声一响起，真的迷惘了，自己真真是“飘”里的郝思嘉，战事已老死在老棉田的红土里。我的世界，只有一片和乐升平，男孩，华尔滋，和旋转，旋转。

（中略）

乔等欣欣21路，我坐3路，在这一岸——这是我们参加过海上战斗营后的特别用语——十点多，起风了，凉凉的。乔的车来了，她照例夸张的飞了个吻，路灯下，乔湿湿的头发贴在脸颊上，像“第凡内早餐”[56]的赫本，她很漂亮，真的真的，她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忽然觉得隔在我们中间的不是和平东路，是个好大好大的深渊。我也挥挥手，飞个吻，再见了！乔。

很多很多年后，我还是要对乔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57]。

乔，乔，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朱天心：1981：79～81）

“认识乔，是在一片华尔滋的乐声中”[58]，而最后回归的世界里，“只有一片和乐升平，男孩，华尔滋，和旋转，旋转”，没有乔，那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当时惘然的，是“友情”，还是“爱情”？日后成追忆的，又是“友情”，还是“爱情”？

那个深渊，是性别的深渊，书写者在当年就意识到这个“性别之差”，直到二十余年后写就的《古都》[59]中都还毋自辩证着这个问题。

在这本自传性质浓烈的《击壤歌》一书所记述的女校情谊（或容我用更直接一点的字眼：女同恋情）部分，年少的书写者直截地书写了与同性友（恋）人的情感纠葛，最后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私语中告别了这童稚／同志恋情。而相较于年少时的直言无碍，时近中年的书写者反倒以看似最不经意的方式提及了这样的一位“同性友人”，或是隐于A之下，穿上一层文本写作虚构性的保护衣。藉由观察书写者在早期的《击壤歌》、《方舟上的日子》与晚近成书的《古都》，对于相同场景书写笔调的不同，隐约能够窥出书写者书写态度上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也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之前A的讨论脉络中，我试图座落到〈古都〉的具体书写脉络之中，藉由对这则“我与A”故事的提问思索，让其中的同志向度进入论述空间，并进一步探究，何以这部分每每被以“存而不论”的悬置方式解消无踪。

2.4 完全生态圈的碎裂：“你与A”的故事

自从那一年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累便开始衰老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心内产生出了一种新的东西，那叫做回忆。在回忆中我们尝试重新创造我们的世界，但原先的那个世界已经不会再回来。            （董启章，1996：108）

罗兰．巴特在《明室》中对于相片的观看者的“看”得出了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为“知面”，另一个为“刺点”[60]。

在这通常是单一的空间里，有时（然可惜太少了）一个“细节”吸引住我，让我感觉它的存在便足以改变我的阅读，一新耳目，在我眼中像是见到一张新的相片，具有更优越的价值。这个“细节”即是刺点[61]（刺痛我者）。

（罗兰．巴特：1995：52）

刺点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普鲁斯特的）扩展力：即当它为一“细节”，却同时又充满整张相片之似非而是的情况。

（罗兰．巴特：1995：56）

挪用这摄影理论来阅读文本，A在文本中，便近似相片中的“刺点”，“经常是由一些不经意、微小不足道的细节构成；经常它是以片断、部分物体之情形出现；是自由、非符码化，经常它会引我们向另一个方向”[62]。在〈古都〉一文中除了类似以下所摘选的明显段落外，“A”每每夹藏在看似不经意的行文书写段落中[63]，一种“偶然细节”的存在，却又似非而是的充满整篇小说。因而揭去了形影不离的封锁后，跟随着A，我们可以听见原本被掩盖掉的罔两性主体在文本中发出了怎样的细微声响，让我们如同看见了一张新的相片。

你们坐在短墙上，像坐在一艘即将出航的船，你仿佛看到船长在航海日志上写道：AM6:30，N34˚ 26’E17˚ 28’，二十节强劲西风，抓三三０度航向……

同样心情的A永远比手划脚讲着话，你多想和A一样的身裁[64]，高一米七，游泳选手的平肩，长手长脚，虽然也有胸脯，但更像运动员的结实胸肌；你不满意自己，窄窄的腰，如何都藏不住的圆润的胸，女孩子气极了的手脚……。很矛盾的你有时又更想像宋[65]，A口里常常提到国中时期最要好的宋，宋最爱哪本书、哪科老师、哪部电影，宋最怕什么食物、最讨厌哪种男生，宋是独生女，宋和A约定了一起得考上同一个高中，宋考前病了整个月，只考上城南的女中……，没见过宋，却没有一人比她还清楚分明的存在这世上。

一次你和A跷课去青康看二十元两部的电影，因其中一部是A那时最迷的乔治却克里斯。散场时你听到友人喊A的名字，声音很小却异常清晰你直觉是宋，果然是宋，穿着莱姆黄的学校制服，个子纤小到A可以很戏剧化的轻易一把抱起凌空转两圈。A向宋介绍你的时候，你只觉得宋的眼睛正注视着你，好大好黑好空洞。

A随后毫不犹豫的便陪宋去搭车送她回家。

（中略）

你一人走在荒草长长的路上，看着通红的晚霞：心里宁静的微小声音唱着学校合唱团正练习的《当晚霞满天》，唱到我爱、我爱，让我祝福你……，眼前哗哗哗的降起漫天大雪。[66]

（朱天心：2002b：165）

这部分摘自小标“咸丰七年春正月、淡水大雪”中，淡水一直是书写者过往文学行旅中非常重要的场景。在“你们”（你／我与A）漫游的追忆中，含带了非常复杂曲折却又很寻常[67]的心理描摹。“你”对于“A”身裁的羡慕是因为“A”具有近似男孩的身量，而这“近似”与“即是”间的差别——胸脯的有无——也被“更像运动员结实的胸肌”所消弭了，于是A穿上了男性（化）的外衣，相对于“你”，个子更纤小到A可以一把抱起的宋遂威胁到你与A的关系，况且宋是A国中时期最“要好”的——如同你现在与A的“要好”——宋占据了A更原初的记忆。而“你”则是现在占据着宋原有位置的人，于是，没见过宋，却没有一人比她还清楚分明的存在这世上与A向宋介绍你的时候，你只觉得宋的眼睛正注视着你，好大好黑好空洞，这两句话都标明了位置——跟A要好——只能有一个的独占性，爱情里的嫉妒乃现。

而这样的嫉妒能够划入女同间的嫉妒被看待吗？或许我们该进一步探问的是为什么不能？

在一篇讨论〈古都〉的文章里，我们见到这样的诠释：“其实，‘你’对A的情感严格说来并非同性恋，不只是因为她们太忙，‘从来没机会知道同性恋好不好玩’，而是A吸引她的原来就是她男性化的外型（或许也包括性格）：长手长脚、像运动员的结实胸肌，在青春期一种有保护作用的异性情感投射。”[68]然而，将这样似是而非的逻辑用于一男一女，假若那个生理性别为男者带着女性化的外型、特质、性格……，这样的关系就是同性恋吗？有所谓同性恋或是异性恋的范式存在吗？究竟又何谓男性的外型、性格何谓女性的外型、性格呢？界定爱情竟是需要“性别”作为前提的。

    二十几年后的一场忘了原因的大醉里，你趴在黑暗无声的卧室里，两眼失焦却神志再不可能清明的看着你们十七岁，（中略）

夏天的海滩，尤其是日落之后，充满了盐分的海风吹得人着魔似的无法离开，余热的沙地温存着你，四周流荡着乐声，有时是真的，是尚未离去的游人带着手提录音机的乐声被海风吹得有一下没一下懒极了，若不巧放的是Frankie Avalon唱的《Why》就再好不过，当年错过的人二十年后可以在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反覆听到，总之，这些个因素加一起，若再有勤快的拾了浮木生了野火一堆，便叫人好想有个男孩在身边，两人不顾形迹的躺在沙滩上他把你拥抱得好温暖好安全，于是你甘心如此甜蜜的变成一个女人，不管他是谁。

你看看身畔的A，奇怪这一类的幻想对象从来没有过是她。

海天一色的让你们不辨方向的往往不知不觉就走到公司田溪口，被阻拦了，才回头，于是照眼便会看到观音山了。天气再好时，山顶常常有云叆，风强的时候，云走得疾，就很像观音静静的在练吐纳。那时的山上没什么人家，只山腰上一户农家夜黯上了灯，像观音盈盈的一滴珠泪寂寞的流至腮颊，如同你忘了原因的一场大醉的那个夜晚。

你冷静自持的听A说这说那，说她那些男孩子们，毫不在意，只除了宋，不能说宋，一说你就立时感觉到那湿冷的衣衫直透脊粱，然后一颗心，小拳头似的紧缩成小小小小一颗孤悬在那儿，谁也解救不了。

（朱天心：2002b：172～173）

离开了淡水红楼的短墙上，伴着”I’ll never let you go. Why? Because I love you…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We’ll love each other dear forever.”的浪漫唱词，“你们”（你／我与A）在二十几年后大醉的“你／我”的目光中来到海边。追忆继续，追忆断裂：“你与A”进不了“一男一女”的甜蜜唱词里头。

但在另一个划有“男孩止步”结界的完全生态圈中，一样有着难以言说的嫉妒，一点也不像自在无忧的乌托邦或是理想国。书写者记录了女同之间暧昧难明的迷濛，A尽可以跟任何男孩一起，那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割裂开来的，“你／我”尚可冷静自持，但同在生态圈中的女孩就是不行[69]。然而，在幻想中都无法僭越的，那一男一女的应然，其实已经在“你”对宋那再实然也不过的妒意中破解了。对于这样一个与外界分割的完全生态圈，又该怎么去理解？

那时候的车真少，整个晚上男孩把你热情拥抱并试着探索你的身体都不虞被车灯曝光，你没意见的合作着，希望男孩赶快告一段落恢复正常，你好回夜读教室把第二天要考的历史给背完。汗水体热和茄冬树的树味儿鲜烈一致，当场你不知神游到哪儿去，男孩整好你的衣衫，替你肩起书包，眼里闪着星芒，这一场，一定会被传到A那里，于是你放心了。[70]

（朱天心：2002b：191）

你在文学院某教室前等到A，问她今天回不回金华街，不回的话就钥匙借你，（中略）你回答A，你和╳╳╳一定会收拾好再离开，╳╳╳是你当时的男朋友，A看你一眼，咸丰七年春正月，大雪。

（朱天心：2002b：216）

身体碰触意味着结界的动摇；性一介入，完全生态圈更是碎裂得荡然无存。在此，我们可以尝试着这样想，之于“你”，A标的着男性；而之于“你”的男孩、“男”朋友们，A所标的的男性遂殒落不见。在此，暂不论可否以T╱婆这样的界定归位“A”与“你”的关系，我所要指出的是，“性别具有流动性”（犹如能指A在朱天心文本中所具有的流动性），一切均是相对性的存在，当A与她的男孩们一起时，A便被理所当然的标的了女性。对此，我们该探问这样的男与女标的的基础何在？为何是可以理所当然到不需要去思索的？而这样的理所当然又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作用以及其内所蕴含的权力与暴力。

对第一个发生在高中时期的场景一个极可能的诠释是“你”想藉由男孩引起A的反应，“你”的企图或许是希望引出A的妒意[71]——像每一对恋人在关系低潮或是两人的关系不明确时一方所常有的举动。而在第二个大学时期的场景里，A的那一眼呈现了深刻的心理折冲（但这部分跟A能否与A的男孩们达致和谐关系并不冲突），或许，可以试着这么说，在相对性的标的下便产生了阶序的关系[72]，而A并无从僭越这样的位阶，她先验的就处在一个必须退让的位置，一个喑声无语的位置。而“你”对A这一个几近挑衅的举动，与第一个场景里的求证行为是非常不同的，它犹如主动的把那完全生态圈踩成碎片，但其间磔伤的其实主要是“你自己”、A以及两人间的关系。性／别的介入剪碎了欲以“春风蝴蝶”式的去性化精神联系。

和很多人一样，发誓永不分开永不嫁娶的你和A，离开大学再没见过，最后一次见到A是在大学毕业典礼结束后的游园，你们身边各有家人和男伴，A向男伴介绍你，边匆匆扫过你男伴一眼，你不知A想的和你一不一样：噢，原来你离开了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人。                          （朱天心：2002b：181）

离开了“跟她一样只是一个也有MC的女孩！”。重点不在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在于“仅仅”是为了这么一个“男人”。

Peyton小镇[73]后来若是盖了公寓，艾莉若是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就像你一样只乖乖的结了个婚，那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记记帐，读一本小说，等女儿放学回家。

＊林中分歧为二路，我选择旅踪较稀之境，未来因而全然改观。——Robert Frost

（朱天心2002b：230）

至此，书写者纪录了“你／我与A”离散的过程，一如其他散佚在各处的同女们的故事。将小说中下个段落的小标引文与前一个段落合并观之，一方面这则引文宛如一则碑文，载明了“你”选择：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男人”离开了，而选择后便无从再寻觅来路，除了记忆，碎裂而不完整的记忆与系念，别无所留。但另一方面，“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这些曾被选录在某一时期的高中英文课本内的诗句[74]，诗题”The Road not taken”，在此似乎反而可以视为作者回顾林中歧路，书写“你与A”的故事之题解。

在〈古都〉这则民族志书写里所留存的女同间种种复杂幽微却又不证自明的心理纠结状态，我们其实很难找到适切的言词去诠释。而这也证明了在论述空间的留白状态所显露的暴力，与让这些迂回曲折的心理折冲进入论述空间的迫切跟必要。似乎存在着一只“性别之眼”同时收纳／分割了这两样却又并存的生存样态[75]；也像是一个名为性别的宇宙包裹着完全生态圈这个小宇宙，而随着“时间”转速的加遽，外部加大的压力与内部诸多作用力的冲撞，这完全生态圈的生命并不长久，很快的就会碎裂开来，消失在普同的性别大宇宙中。而那碎裂的断片，即使被拣拾拼凑回去，依旧带着裂痕。更重要的，外在的空气已然进入，终究这完全生态圈消逸无踪——就像被论述空间彻底忽略，提也不提；再糟糕一点的境况就是连断片的遗痕也被抹去——一如虽进入了论述空间，却是以抹消的方式被提及。

所谓“时间”的转速加遽，例如：离开了高中女校的环境上了大学，学校与家庭的管束虽有松解——松解在于异性恋产生的可能性，同性恋在绝大多数时候则一样从未有松解的可能性存在，反而是进入了另一个更大的社会、世界的管束中，种种无可名状、难以言说却是必然且自然而然的人生阶段推移与相伴随的关注期待。于是，结婚、生子——一如这个“你与A故事”中的“你”；未结婚的则饱受关注的目光，亲友热情的介绍相亲对象，而熬过了适婚年龄，则得承受着老处女等等的贬抑污名；甚且，社会里所谓意识前进了所伴生的异质暴力，意味着在此同时可能也得承受他人：“莫非你是个同性恋！”的狐疑，因为从头至尾，同性恋这三个字都是脏字。

Starry starry night……，同样一个星星的夜晚，你和A躺在一张大床上，你还记得月光透过窗上的藤花、窗纱、连光带影落在你们身上，前文忘了，只记得自己说：“反正将来我是不结婚的。”A黑里笑起来：“那╳╳╳不惨了。”╳╳╳是那时正勤写信给你的男校同年级生，一张大鼻大眼温和的脸浮在你眼前，半天，A说：“不知道同性恋好不好玩。”你没回答，可能白天玩得太疯了，没再来得及交换一句话就沉沉睡去，猫咪打呼一般，两具十七岁的身体。

（朱天心：2002b：161～162）

你们从来没机会知道同性恋好不好玩，太忙了，一两年间的事儿，所动用的情感和不一定是伤心才掉的眼泪远远超过其后二十年的总和。

（朱天心：2002b：161～162）

这样一则又一则的女同离散故事，反覆上演。一句你们从来没机会知道同性恋好不好玩否定了这样一场欲生欲死的爱恋与嫉妒，而后在碎裂的记忆里，“你／我”始终悬搁着对A在自我生命中的身份认定，始终以“同性友人”定位“A”的存在[76]。

在迄今最近的一本结集《漫游者》中我们不再看见A，却在〈远方的雷声〉与〈梦一途〉转而读到一行行关于“同性友人”的记述：

〈远方的雷声〉

不然，会是那个同样一阵大风吹过，眼前纷纷落下被南方太阳晒软、饱含燠香的椰林穗花的夏日午后吗？那股风明显的是雷雨前的征兆，你们不改其志，放弃了地图，随意游荡，开车的不是你，是当时与你有些微妙情谊的同性友人。

（朱天心：2000：144）

友人早离开这岛屿好些年了……（不知道他临了的那回首一望，闪现并停格的会是什么？）                                    （朱天心：2000：145）

那么会是好些年后，友人出国念书（尚不是更后来的永远离开岛屿），有时他自亚裔同学处弄到盗打密码，越洋电话给你，总挑你这里刚入夜他那里即将天明的时刻，你们常讲到再无话可讲，你听出他是在黯夜的街头，寂静无语的电话里不难察出，往往，你们各执话筒发起呆来，这时任你们其中一人说出《百年孤寂》中那打了近二十年内战的上校与老战友以电报拍发的寂寥对话“马康多下雨了”你一点都不会惊讶。

老战友马魁兹一直想为老上校找一批额头有白星图样的马儿。

（朱天心：2000：148）

〈梦一途〉

……继续在脑中写着给某位年少时的友人而从未真正拿笔写成寄出的一封信。（朱天心：2000：46）

你坐定其中，未被环绕四壁各种奇特风格的话和海报所吸引或干扰，你专注于继续脑中从未写竟给年少时友人的一封信……，现实逐渐冷却流失，梦境渐次沉淀清晰，你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包括仅仅只是喝完咖啡起身离去，因为你再也无法分辨出梦境与梦境、梦境与清醒之际这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朱天心：2000：49）

而收入〈远方的雷声〉与〈梦一途〉的《漫游者》是朱天心迄今最新发表的结集，据序者黄锦树说，这本新作是：“一种颇为私密的对话，或者关于私密对话的想望的尝试。”[77]一承朱天心在访谈中对书写《古都》“是自己的内在探索，经由自己的创作活动看自己在想什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的自述[78]，《漫游者》是更深沉的转而向内[79]，也因而更不需要任何确切指涉的“同性友人”取代了A在文本中被提及。

III去性化的女同关系

我在圣马可广场，看到天使飞翔的特技、摩尔人跳舞，但没有你，亲爱的，我孤独难耐——I. V. Foscarini。[80]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不是究竟有没有一个同性恋人存在于朱天心的书写／生命历程中，而是回过头去思索，为何将朱天心的文本（〈古都〉与《击壤歌》）看待成同志文本进入主流论述空间是如此的艰难？

朱天心每每因身份背景为外省第二代、在眷村生长等等缘故，必须对加诸于其书写文本之上的攻讦加以回应。但相较于对朱天心政治认同的感兴趣，质疑声此起彼落，性别认同上却鲜少见到有论者加以着墨。诸多论者据朱天心身份政治上的血缘原罪，将现实中的朱天心带入文本，指其书写抹黑的政治小说，但却未尝见有论者视〈春风蝴蝶之事〉中那妻子角色的告白具有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况味。究其实，是因为在众多历史、政治的大叙述前不值一书，还是因为作者的有夫有女，拥有幸福家庭的庇护免于因不同、殊异性而招致的检视？或该说是所谓正常家庭的正当性，遂令论者们略而不谈其文本中A所可能具有的性别书写意含？一种共谋的缄默，像是“含蓄政治”所言的温柔敦厚的暴力，有意识的在性别认同上同时保持不深究、探问的礼貌。

有一种“含蓄”政治，作用于港台等地杂种性的现代时空，甚至是华语时空；这种含蓄，它的作用力不只是一种诗学或修辞，而是一种力道，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力道，以维系人事物以及行动模式的正常秩序。

                                         （刘人鹏、丁乃非：1998：113）

事实上，这种含蓄政治，正是在以和谐为先验式整体秩序的阶序格局里运作。阶序体系不会根本排除那些不符合其理想的人，而是把各种各样可以想见的人间情况都包容在内，排列成一个阶序格局，阶序的权力是不明言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含蓄政治”。                                          （刘人鹏：2000：39）

论者述及〈古都〉时[81]，每每以“少女时代的昵友，两人之间，甚至曾经似有若无清淡含蓄地存在着同性恋的情愫[82]”、“两人曾经亲如姊妹‘同志’”、“叙事者与亲到如‘同性恋’般的好友重逢”[83]等等的修辞语言，模糊定位“你／我与A”的关系。于是，女同间的情感经验被含括到好朋友、好同学或是“姊妹伴、手帕交”之类剥离情欲／肉体关系的修辞中，致使女同主体在“去性化”的女性情谊中失却了现身的可能。观察朱天心述及同性情谊的文本亦可以发现，其中的女同关系均处于一种“去性化”的状态，小说中的女同关系在精神上欲生欲死，不论是在恋情当下或是多年后回忆的书写中仍布满嫉妒与忧伤的情绪[84]，但身体意识却始终处于缺空的状态[85]。在访谈中，记者对于〈春风蝴蝶之事〉与〈古都〉中那若隐若现人影的询问，朱天心回应“也许是因为未完成，才一直悬搁在那里吧？”[86]而由于有去性化的女性情谊作为基石，所以这始终存在于文本背后，又在文本中无所不在的“同性友人”，乃可归位到“朋友”这样的群属关系中。

她想着将来她定要穿身黑黑的衣服，夏天时则是一身雪白，她将不说话，只是永远静静的在一个角落里，苍白而安静，然后人们会问，那个美丽的女孩为什么还不嫁人呢？人们会说，因为她的生命中有两个人，而她在忠守着她年轻时的友情呀！[87]                                         （朱天心：1993a：127）

不结婚所意指的“独身”，以及一身或黑或白的素色衣裳犹如“出家”人的装束，两者皆指向一种去性化的状态[88]，也因而女女间的恋情无从僭越“友情”的范畴，撼摇到本有的异性恋体制。另一方面，则以“精神性的崇高”颂扬女同间的情感状态，因而，再次地达致了将女同间的关系“去性化”的效果。于是，女同间的情欲／肉体关系变得更加概念缺乏、难以想像，进而在“精神性崇高”的大纛之前，从“无从命名”变成“不须命名”。

落实到现实层面进一步思考，在女女情欲／肉体关系留白的状态下，如何看待女女间在日常生活中所可能发生的性暴力，如何界定这种种逸于既有异性恋关系想像的“强暴”、“轮暴”事件[89]？而这些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又当如何面对所遭遇的伤害？暴力的极致在于连受到伤害都无从名说。

艰难在于书写者与论者们同时保持沉默时。

然而沉默有很多种。书写者始终未曾或已的在文本中同自我辩证着那段年少的“歧出”，不停的经由书写回顾那段无可替代的过去。拨除种种的形影主题，A的存在使得文本成了众多幽微的罔两主体所呈现的同志絮语。〈古都〉行旅在等待与昔日同性恋人重逢与对往日时光的追忆之上，从这个层面省视，文本里其实记述了一个中年女性幽微曲折的女同心情，如同当年不经意在《击壤歌》中所留下的同女纪录。

本文之所以在第二部份作了这许多的文本分析，亦是为了在留白的论述空间里留下一些痕迹所做的努力。而如同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着被语词被背叛的经验相似，在撰写的过程里每每遭遇着找寻不到适切言词的踬踣，而分析语言的缺乏，亦是由于既有论述空间的留白所加遽的对于女同关系认识的有限。再者，面对论者们的沉默，不禁令人揣想，是否朱天心文本中所含带的同志向度，只能召唤出有类似经验的阅读主体，因而，或许针对众多的“春风蝴蝶”进行田野调查是突破沉默所形诸的暴力的一种可能性，亦即让更多罔两的飘零、碎裂经验进入主流论述空间的进路所在。

IV 一种贴近忧伤的阅读方法

仿佛摄影永远怀带着它的指称对象在变动的世界中，两者如已惊慑住，共处于相恋或丧葬的静止状态：彼此相黏，肢体相系就像某些酷刑，把被判者紧绑在一具死尸身上；也像成双成对的鱼，为了永恒的交媾，守着同一航线，结伴而游。

（罗兰巴特：1995：15）

如同南方朔对于朱天心的肯定：“她原创性之高，在近代文学里少有人能比，嘲讽、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模式、同性恋文学，以及耽美的感觉主义手法，波特莱尔及班雅明式的碎片漫游，她都有开创之功。”[90]朱天心的小说具有多方的向度，值得读者细细探索。在最后这一部份，笔者希望能一别前三部份的论理性文字，尝试以另一种贴近忧伤的读法面对朱天心文本中的A，希企提供阅读／书写朱天心文本更多面向、更多层次的诠释与思考。在此，笔者所选择的是取道罗兰．巴特的《明室》，藉由文本相互指涉的路径，进入朱天心的文本释放能指A，寻求一种如罗兰．巴特在《明室》所自道的“既不会简化我，也不致压跨我的普遍性”的一关于主体的科学。

然而，我们可否研究一种情感的意向性，一客体之瞄准，一即刻为欲望、憎恶、乡愁、欣悦所沁透的客体？……若依非常正统的看法，我自可揣想摄影具有一大网络的本质……。可是一旦触及摄影的普遍本质，我便掉头转向，不再依循（逻辑的）形式本体论之路，停下来，守着我的欲望，我的悲伤，仿佛宝藏一样。……身为观看者，我对摄影只有“情感”方面的兴趣；我希望探讨这个现象，不以问题（论题）讨论之，而以伤口看待之：我看见，我感觉，故我注意，我观察，我思考。[91]

（罗兰巴特：1995：30、31）

《明室》书中诸如“刺点”、“此曾在”等等重要概念，以及挣脱了客观分析语言，以主观情感书写了一种突破小说、散文的变形文体[92]的开创性与原创性，使得《明室》超越了摄影理论的范畴，对各方跨界研究均留下了可供继续耕耘的种子。作为罗兰．巴特生前最后一本结集出版的书，同时亦是其遭逢母丧后一别既往的断裂之作（此点让我们回思起现时身处“无名鱼”状态的朱天心），巴特书写“冬园相片”类如以写作作为服丧的一种仪式，其中不可免的与死亡相绑附，语境里存在着深切的“伤亡逝”之感。与巴特同，朱天心的书写历程里亦始终显露着一股“伤亡逝”之感，那与波特莱尔诗中的“出航”意象最后相携的死亡况味[93]，不仅存在于现世里父亲过世的切切忧伤中，也存在于回忆A时的书写中。借用巴特在《明室》一书中对摄影所提出的理论，A可作为文本中的刺点（标记、伤痕、小洞、逗点、断裂、偶然细节）[94]所在，亦即宝藏似珍藏的欲望、悲伤所在。[95]

P48

我的欲望是向往超脱现世的幻梦，仿佛出自领我前瞻的预感，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时光，或者，引我回顾，回顾我心中不知何处：这正是波特莱尔的旅行之邀和前世两首诗所咏唱的双向憧憬。面对我心怡的风景，我感觉到我确曾在那儿，或者，我应当去那儿。

→“忧郁与理想”[96]的乌托邦，追求与回顾的反向拉扯。“想想有多美／到远方一起生活！／自在的相恋，／相恋且同死／在跟你相似的国度里！”，“那里，无非是整齐、美丽、／豪华、宁静与欢乐。”[97]然而却已是在当下此刻回顾的前世（过往的理想时光），回顾与追求的悖论并存着亡逝的真切事实——我确曾在那儿，但如今已不在——只是“加深令我憔悴的隐痛”。

P67

关于刺点的最后一点说明：无论其轮廓是否分明，刺点都是一额外之物：是我把它添进了相片，然而它却早已在那里。

→或许这就是召唤不同阅读主体的可能性所在，虽则相仿似的经验并不能等同于绝对性的理解。A作为能指，携带着不同的身份证明穿梭于一个个文本之间，而开放早已存在于文本中的A作为个别散落的所指们的独断性，是贴近忧伤的途径。

P67

在框内发生的一切一旦跨入了框，便已绝对逝去。

→文本的边界便如同相框的边缘，书写行为所欲凝止的时光最后成为变异的记忆，除了框限住“已然逝去”这一确凿的事实外，没有真实的原初可供探访。

P68

所以刺点为一微妙的镜外场（hors—champ），好似影像将欲望掷出画面所见之外，不只射向裸裎的“其余”部份，也不只射向一实现行动的幻想，更是企及一灵与肉相结相缠，完美优越的生命体。

→A的语境是刺点微妙的镜外场，循着指针断裂的记忆时钟，可以听见欲望在画面之外的唏嗦声响。

P93

绘画可假仿一真实景物，而未必真正见过该景物。文章由符号组成，这些符号虽必然具有指称对象，但这对象很可能是“不实在的空想”，且经常如此。

→寻求A为一特定的实体并不是笔者的目的。即使A为一“不实在的空想”，但做为书写者的所思，A始终拉扯著书写者。

P95、96

相片的静止状态好像真实与存活两种观念混淆的反常结果，亦即相片证明其客体曾为真实，竟暗地里顺便引人相信它也是活的。正是这一诡奇之想使我们错给了真实绝对优越，近乎永恒的价值。不过，相片又将这真实带返过去（“此曾在”），暗示这真实已逝去。

→A便是真实与存活混淆的反常结果。错给了A绝对优越，近乎永恒的位置——在文本间无所不在，然而真实（真正的真实）是A已逝去，只是“此曾在”的遗痕。在这一往一返的摆荡显示了A的张力，A——作为一种紧张性的存在——是如何的拉扯著书写者（书写主体），纵然在大多数的时刻，A是个如此不成功的刺点，被有意无意的视而不见。

P96

应当说：摄影不可模仿的特征（其所思）在于有人曾看到指称对象（即使涉及的是物件）其有骨有肉的亲身，或甚至可说其本人。况且就历史观之，摄影自初即是们与人有关的技艺：有关人的身份证明，社会地位，或所谓身体的矜持自守，包含这词的全部意义。

→有骨有肉的A。书写者作为“思想的主体”，意识作用的推动者与完成者；而所思是内在对象的产物，无论这产物——A——是否在感官界有具体的存在。

身体的矜持自守，某种无法解谜的身份证明，亦即援引性别介入讨论A的可能性所在。

P98

相片中亲爱的躯体藉着珍贵的金属银（纪念碑与豪华之代表）的中介而成为不朽；何妨再进一步，想到银与其他炼金术所用的金属都是活性的。

→无所不在的A，藉由书写的中介被不断提及，确立了A的不朽，一如存在于文字间的纪念碑，标帜了其是如何独占了书写者／叙事者珍视的目光。而由于方士（书写者）选取活性原料铸造A——各种身份、角色穿梭于各个文本间——遂更致令A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珍稀价值：无法被定位归类。这或也是各论者难以触及的一种宽容解释。

P99

摄影不追念往昔（照片里毫无普鲁斯特的经验）。摄影对我的影响并非在恢复（时间、距离）已撤消者，而是证实我看见的确曾存在。

→对A的书写亦是为了证实我（书写者）看见的确曾存在。

一如巴特对于摄影是有唤起回忆能力的前后矛盾，对A的书写——特别是不正面触碰，而令A以一仿若不具有指涉能力的能指存在于文本中，以致使A每被有意忽略或不经意的遗漏——建构也具有相似的矛盾性。再则，“证实我看见的确曾存在”又如何不是一种追忆？

P104

他的意识将所见客体置于任何类比形象之外，这一客体犹如从“此曾在”散发出来的神秘可见物：既不是想像，也不是真实，却是一真正全新的存在：一个不可再碰触的真实存在。

→A就像是刻在文本肉身／肉身文本上的红字，被叙事者反覆的抚摸，带着某种未明／名的忧伤、依恋与无法割舍。红字作为罪恶的印记在亮晃晃的天光下被国族论述的外衣与弱势议题的亵衣所遮蔽，不可见、难以被谈述，却是夜深人静独处时，褪尽衣裳后，最接近文本肉身／肉身文本的，烙印，标记着所属，与记忆：一个过去时式中不可再碰触的真实存在。

    这样的互文书写永远是一未竟之篇。

参考书目暨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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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上的日子》，台北：远流，199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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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之前》，台北：联合文学，2001a。

───《未了》，台北：联合文学，2001b。

───《我记得……》，台北：联合文学，2001c。

───《小说家的政治周记》，台北：联合文学，200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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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远的地方”座谈会：新生代女作家共同追寻朱天心作品记忆〉，座谈者：柯裕棻、郝誉翔、张惠菁，博客来网路书店＞书籍＞阅读版块＞出版线上，http://db.books.com.tw/editorial/onlinepublish/b，200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