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淫女”、“弱女”形象的建构——
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女性叙述

陈慧文

前言

郁达夫的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以下简称《她》），从1927年开始构思[1]，1932年4月在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因文中隐涉了共产党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剿匪勘乱(中国大陆称之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腥场面，不到两个月即遭当时的国民政府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同年十二月现代书局设法躲过检查，重印了一版，又立刻遭禁。1933年删节改名《饶了她》，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排出版，但几个月后，国民政府又以“诋毁政府”的罪名将它全部没收了[2]。

关于《她》的写作动机，郁达夫曾自述道：“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那一条路。三个女性中间，不消说一个是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堕落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犹疑不决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3]足见社会主义的阶级问题的确是他探讨的主题之一。但其中大篇幅的、在当时被认为“惊世骇俗”的情欲书写，确也是令人不得不注意的。

耸动的政治题材、大胆的情色书写，这个甫问世便遭人侧目的文本，在不同的意识型态、历史时空、文学理论中，或被消音噤声，或是受到注目，时褒时贬，有着不同的解读及评价。本文第一章试图透过研究文献的回顾，整理并探讨历来对《她》的文学批评。同时，笔者在阅读《她》的过程中，对文本中充满象征、隐喻、讽刺、吊诡的女性叙述特别感兴趣。本文第二章试图跳脱意识型态、道德论述乃至作者意图的主导，直接面对文本及文本中的女性符号，探讨“弱女”、“才女”、“淫女”形象的建构，以及在清末明初的特殊时空背景下，“弱女子”的再现如何与“弱国”的符号产生连结。

第一章 研究文献的回顾

第一节 普罗文艺、现实主义

由于《她》中呈现了蒋介石剿匪勘乱(中国大陆称之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样特殊的历史场景，在海峡两岸不同的历史解释及建构中，对同一文本中所承载的社会性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对国民党政府来说，这篇小说是“诋毁政府”的“普罗文艺”，在戒严时期是不能被阅读、更不可能被公开讨论的禁书；而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或现代小说史，如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4]、孙宝林《中国现代文学史》[5]、周惜晨、贺宇芳编《中国现代文学史》[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7]等，一般都针对《她》揭露日帝侵略、国民党剿匪的社会性，及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性而加以肯定，认为这对一向书写“身边小说”[8]的“浪漫抒情派”[9]、“浪漫颓废派”[10]的郁达夫来说，是倾向现实主义的一大进步及突破，但对于其中的情色书写，则显然认为是“坏了一锅好粥”的败笔、缺憾。海峡两岸对同一文本不同的态度与论述，都显示了政治对文学批评的干预、以及严密的思想控制。

解严以后，《她》得以进入台湾公共领域的讨论空间，1992年彭小妍首先注意到它与作者其他文本的特出之处，也就是社会事件、现实人生的再现：“然而他是否始终信奉创造社‘艺术至上’的信条，而坚决抵制文学研究会‘艺术为人生’的主张？他的小说中是否真的完全欠缺社会关怀？欲尝试解答这个问题，最佳对策就是探讨他一九三二年发表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故事中除了秀岳的‘爱情斗争’以外，另一个平行的主题是中国的战乱：例如军阀内讧、一九二七年的白色恐怖、以及一九三二年日本的入侵上海。”[11]大陆方面的文评，1997李玉明认为《她》中对性心理与性行为的刻画，明显多于革命精神及其行动的描述，“那些雄涛壮波的一次次革命似乎是附着在小说里的大事记，完全游离于艺术描写、情节发展之外，与作者着力渲染的性心理相比，则显的无足轻重，淡漠到给人一种生硬、粗糙的感觉”，犯了本末倒置、轻重不分的毛病，也因此没有达到作者当初企图塑造“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的创作原旨。[12]值得注意的是肖建林将《她》归类为“情节小说”：“《微雪的早晨》之后，郁达夫的小说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写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小说，以《她是一个弱女子》、《唯命论者》、《出奔》等篇为代表，其风格完全脱出了郁达夫小说的抒情取胜的范围，而力图通过描写人物来客观地再现当时的现实生活，以把握时代的脉搏。他在这方面的尝试不太成功，影响有限。另一方面是继续创作以抒情为主的小说，……”以着重事件推演的“情节小说”和作者其他着重抒情的小说相对，这个定位是比“现实主义”来得贴切。

以政治的宣传及证明为目的，将《她》挂上“普罗文学”的罪名，或是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事实上都是不适当的。《她》中固然有书写者以大时代大环境为背景的明显企图，然而将《她》视为社会主义或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对其中不符合社会或现实主义精神的部分－－如感伤颓废的色彩、个人情欲的书写等－－加以否定贬抑，所以用社会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她》的文本价值，是有其偏颇与盲点存在的。

第二节 卖淫文学、情色文学

当文学作品中出现性题材、性描写时，究竟是“情色”还是“色情”？是富有内涵的情色书写，还是低级趣味的色情展览？其中归类分界的标准难以厘清，自古至今都是文学批评上的“边际难题”。郁达夫《她》中大胆露骨、甚至颠覆了传统儒家人伦教化的性描写，被保守的卫道之士鄙薄为“卖淫文学”，也就是为了制造“卖点”暴露性事，纯粹以满足肉体感官刺激为交易手段的一种色情消费。苏雪林曾严厉地批评道：“有人骂他的作品为‘卖淫文学’实不为过。他后来以这类文学销路渐少，而艺术又苦于无法进步，遂明目张胆为兽欲的描写，而有‘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现。书中女主角追逐性欲的满足，宛似疯狂，而且同性恋爱、叔侄结婚、父女通奸等故事，秽恶悖乱，可谓无以复加，刺激性不能说不强烈了，而以艺术过于糟糕故，竟不堪一读。这本书是郁达夫‘卖淫文学’图穷匕见的著作。是背城借一的决战，决战失败，他的写作末日即临了。”[13]曾华鹏、范伯群在《郁达夫评传》中，就《她》的情节推演、人格塑造、艺术特色做了详尽的分析，显然认同《她》中有其严肃的艺术性。但将小说中的郑秀岳评为“放荡”、“变态”、“简直是个色情狂”[14]，似乎仍未摆脱道德的框架，对文本中男女性事及其心态的揭露抱持着相当的抗拒与敌意。这与八０年代以前海峡两岸皆较封闭保守的政治、社会环境不无关系。

最早以“自然主义”评价《她》中的性与暴力的，是七０年代末旅美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她是一个弱女子》，一名《饶了她》，讲性和暴力的自然主义故事。”[15]然而只有一笔带过，没有深入分析。其后直到九０年代风气渐开，才有多位学者陆续发表专论，肯定及探讨《她》中情色书写的艺术成就，如袁文杰以《她》中郑秀岳在色情与虚荣间的“摇摆性”为“郁达夫感伤心态在艺术上的投射”[16]，师风轩认为《她》中对父女恋、兄妹恋、同性恋的描写，是“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的这一审美原则，就开始窥探人生的另一方面——丑陋和罪恶”[17]，耿宁亦认为郁达夫“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因性变态而成为畸型的人”，“这种怪异的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唯美主义和其他颓废派文学的影响。”[18]台湾学者周昌龙则就其对人类情欲和暴力的探索给予正面的评价：“《她是一个弱女子》这个中篇，以北伐直到一二九淞沪抗战为背景，书中由始至终都以男女赤裸裸的情欲和各类暴力行为交织进行，几乎不假修饰地演成一幅最原始的兽欲图，……历史一再证明，人类这种原始变态情欲的存在是不能不面对的事实。经历了文革的暴虐震撼，大陆作家乃一窝蜂地涌入这个潜藏的大象墓园中，意图一窥究竟。而在这一方面，郁达夫其实是第一位探险者。”[19]

卖淫文学、色情文学、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自然主义……郁达夫实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标签最多”的一位小说家。可以肯定的是，九０年代海峡两岸的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以及对性的观念皆较为开放之后，“卖淫文学”的污名显然已从《她》的身上祛除，成为能登大雅之堂的“情色文学”了。

第二章 “才女”及“淫女”形象的建构

“才女”冯世芬和“淫女”李文卿是文本中的截然不同两套价值体系，两种女性符号。这两种女性形象的建构，都可以从传统小说戏曲中找到传承的痕迹。

在古典的才子佳人的小说中，并不乏“才女”违背礼教、与情投意合的才子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情节，但在文本中只能强调精神层面的爱情，而不能实写肉体上的性行为，如《牡丹亭》中“才女”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婚前性行为，透过“梦化”（惊梦）[20]、“鬼化”（幽媾）[21]以及文字上的“美化”等一层层“含蓄”的书写政治，使其模糊化、具有朦胧美，如此方无损于其精神高洁的“才女”形象，而与沉溺于性的“淫女”形象有所区隔。另外，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出现两个才女“以女嫁女”、身体交欢的情节时[22]（如《情梦柝》[23]、《麟儿报》[24]），往往是为了成全异性良缘的“权宜之计”，其间虽有“情不自禁”的部分，却是以“为礼教婚姻服务”为前提的，具有社会礼教能够接受的“合理的解释”，绝对不是“为性而性”。

在《她》中“才女”冯世芬被赋予“精神/高洁”的符号，她外表清秀、成绩优良、尊重学问与人格、具有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高尚情操，与郑秀岳虽有同性情谊，却“发乎情、止乎礼”，在亲密行为上，仅止于“(郑秀岳)突然间把自己的头捱了过去，在冯世芬的脸上深深地深深地吻了半天”而且一再强调“这不过是一种不能以言语形容的最亲爱的表示而已”(p242) [25]，因冯世芬被赋予“精神/高洁”的符号，所以在文本中只能再现“精神层面”的爱情，即使与小舅舅陈应环间被世俗眼光视为“乱伦”的舅甥恋情，也在文本中被美化，以“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皆献身革命)的面向诠释，不能再现性行为及肉欲。

而郑秀岳真正的同性性行为，则发生在被扭曲丑化的、被赋予“物欲/龌龊”符号的“淫女”李文卿身上，叙事者内在的“恐同”情结，由此可见一斑。李文卿出于财大气粗的土豪之家，外形粗壮丑陋，有着令人作呕的狐臭，而且耽溺于性，以金钱和假阳具引诱少女，甚至与其父通奸，可说是反礼教、性解放的极端，颠覆了性别、师生、父女、舅甥、夫妻的人伦界限，在她写给郑秀岳的信中曾说：

恋爱就是性交，性交就是恋爱，所以恋爱应该不择对象，不分畛域的。世 间所非难的什么血族通奸，什么长幼聚麀之类，都是不通之谈，既然要恋爱了，则不管对方的是猫是狗，是父是子，一道玩玩，又有什么不可以呢？(p252)

“淫女”形象的塑造，在古典文学中亦有迹可寻。在古典小说中，“淫女”的性行为常以一种毫无情爱成分、纯粹为了满足肉欲的面向呈现，如《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婆子，年轻时趁哥哥外出与嫂嫂同眠[26]，《林兰香》中的李寡妇用假阳具“角先生”和婢女红雨大玩性游戏[27]，皆是为了解决独守空闺的性需求，而与精神上的爱情无涉。和被“美化”的才女性行为相较，淫女的性行为却被毫不留情地“丑化”了，而且，叙述者并不企图为她找到任何符合社会礼教的合理解释及结局处理。

长久以来文学上的父权制不断地攻訏“淫女”，其实正反映了男性对性欲较强（尤其性欲的自主性较强）的女人怀有恐惧心理及“厌女”[28]情绪，这些话语显然都发挥着控制和支配女性的作用。事实上，女人身上被指责为“恶德”的特征往往反映了男性的偏见，而未必是绝对邪恶的。倘若女人仍习惯于通过男人的眼睛看自己，为了逃避“淫女”的恶谥，她势必辛苦地扮演“才女”的角色－－一种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塑造出的大批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们美丽、有才、“多情”而“无欲”，尽管有时为了爱情暂时脱离礼教的规范，最后总会回归正统，而且绝对不会冒犯男性的权威。

第三章 “弱女”形象的建构

由上一章的分析可知，《她》中冯世芬与李文卿的人物塑造，虽然是相当具有时代感的、新式学校教育下的女学生，其思想也相当前卫：如前者的社会主义、后者的性解放观念；然而在形象的建构上，大抵是承袭了古典文学中“才女”及“淫女”两个形象非常鲜明的系统：前者言“情”，后者言“性”；前者含蓄书写，后者大胆揭露。然而《她》中的女主角郑秀岳，却是古典小说中难以比照的人物类型。她像“才女”也像“淫女”，却又两者皆非，而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出现的一类彷徨摇摆、不知所措的“弱女”。郑秀岳的“弱女”形象，大抵是通过“情欲的有待”、“价值的失措”及“身体的被虐”三个面向来加以建构。第四节“去势的男人”探讨的是文本中生理性别是男人的男人吴一粟如何被“弱女”化、性别倒错，而建构成一种另类的弱女形象。

第一节 情欲的“有待”

这个标题中的“有待”二字，是出于〈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传说列子能驾风而行，看似潇洒；但在庄子看来，犹有待于风，并非真正自在自得。更何况“一刻也少不得一个旁人”的郑秀岳，身心更是不得自由了。关于这点，在文本中叙事者多次带着无可奈何的同情、以一种近乎“揶揄”的口气叙述：

生性温柔，满身都是热情，没有一刻少得来一个依附之人……(p265)

这李得中先生终究是不能填满她的那一种热情奔放，一刻也少不得一个寄托之人的欲望的……(p259)

她的一刻也离不得爱，一刻少不得一个依托之人的心……(p274)

世界上竟然没有一点可以使她那一颗热烈的片刻也少不得男子的心感到满足。她只觉得空虚，只觉得在感到饥渴。(p288)

她是一刻也少不得一个旁人的慰抚热爱的。(p288)

吴一粟正在计划上山东他叔父那里去的时候，一刻也少不得男人的郑秀岳又提出了抗议。(p292)

郑秀岳对同性或异性的欲望发动、情感需求，都是以自身情欲上的“有待”为前提及基调。感情生活始终无法摆脱害怕孤独、不甘寂寞的焦虑，在情欲对象缺席时，甚至不惜“没鱼虾也好”地找人填补空缺，情欲上始终“有待”于旁人，身心不得独立、自由，故时而呈现“被冷落”、“被虐待”的弱者形象。

与郑秀岳的“有待情欲”相对的，是冯世芬主张的“独立人格”(无待)。她在知悉郑秀岳对丈夫的怨怼时，虽然当面责难吴一粟不该冷落妻子，却也这样劝解郑秀岳：

“我们对男子，也不可过于苛刻。我们是有我们的独立人格的，假如万事都要依赖男子，连自己的情感都要仰求男子来扶持培养，那未免太看得起男子太看不起自己了。秀岳，以后我劝你先把你自己的情感解放出来，琐碎的小事情不要去想它，把你的全部精神去用在大的远的事情之上。金钱的浪费，原是对社会的罪恶，但是情感的浪费，却是对人类的罪恶。[29]”(p288)

叙事者藉文本中人格高洁的形象冯世芬之口，批判了情欲上的有待。有趣的是：冯世芬是小说中最认同男性观点、男性价值的女性，她的观念多半是其舅舅陈应环的灌输。此处对情欲的批评，其实正反映了一种以“国家大爱”消弱、抹消“儿女私情”，故意漠视、避讳、贬抑情欲需求的论调。这种论调把情欲始终被放置在“小情小爱”、“不足道”、“不足论”的位置，而刻意忽视了人性本能的情欲需求。对于女性的情欲，往往避而不谈，甚至加以“精神化”、“理想化”。让我们看看文本中编辑妇女杂志，代表当时“女性崇拜的理想主义者”的吴一粟，对所谓“理想女性”的论述：

从许多他所译着的东西的内容看来，他却是一个女性崇拜的理想主义者。

他讴歌恋爱，主张以理想的爱和精神的爱来减轻肉欲。他崇拜母性，但以人格感化，和儿童教育为母性的重要天职。(p271)

由此可见他想像中的女性、母性，是可以用精神恋爱代替身体欲望的，他对女性的崇拜讴歌，虽来自西方的译作，其实是以中国传统男人对性的羞耻感为基础，藉着对想像中“无欲”的女性鼓吹赞扬，来压抑性欲的一种手段。让我们再看看吴一粟婚后对爱的解释及表现：

“……这并不是爱的冷落，乃是爱的进化。我现在对你更爱得深刻了，所以不必拥抱，不必吻香，不必一定要抱住了睡觉，才可以表示我对你的爱。……”(p286)

再想到了她的思想的这样幼稚，对于爱的解释的这样简单，自然在心里也着实起了一点反感，所以明明知道她的流泪的原因和叹气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可终只朝着里床装作了熟睡，而闭口不肯说出一句可以慰抚她的话来。(p287)

提倡精神恋爱、矮化原始情欲的论调，看似冠冕堂皇，对实际上需要情欲的女性却很可能是一种精神虐待。虽然如文本中过度渴望“依附之人”、丧失自我的“弱女子”心态并不足取，但观看者若是总以怜悯、“原谅”弱者(饶了她吧)的姿态，将女性的情欲贬为软弱依赖，而轻易忽略或加以“猫哭耗子式”的慈悲，则很可能是变相地谴责及压迫。

第二节、价值的失措

“精神”与“物欲”间的矛盾纠葛，“天理”与“人欲”的争战，“超我”与“本我”的拉锯，在以郑秀岳为叙述主体的文本中，不断地冲突绞缠，不得平衡。

“才女”冯世芬和“淫女”李文卿是文本中与郑秀岳关系密切、影响极大的两个女性朋友，她们关于“富与美”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演说比赛，正道出了郑秀岳内心的矛盾冲突，明显揭示了的“精神/高洁”、“物欲/龌龊”两种符号意涵，同时亦呈现了当时资本与反资本两大主流论述的针锋相对。李文卿所代表的是肤浅的资本主义，认为“世上最美的就是富，……名誉，人格，自尊，清节等等，都是空的，……还有天才，学问等等也是空的”(p220)，而冯世芬代表的是极端的反资本主义，主张“要免除贫，必先打倒富。财产是强盗的劫物，资本要为公才有意义。对于美，她主张人格美劳动美悲壮美等，无论如何总要比肉体美装饰美技巧美更加伟大。”(p221)

郑秀岳在价值抉择上的游疑不定，在异性交往中亦复如是。吴一粟在郑秀岳心目中，可以说是冯世芬的翻版，虽然他怕羞、文弱的个性，不如冯世芬的坚强勇敢，但“他的面形五官，是和冯世芬的有许多共同之点的”(p262)，而且蔑视金钱、肉欲，尊崇学问、人格的态度，亦与冯世芬的见解相通：

当郑秀岳和冯世芬要好的时候，她是尊重学问，尊重人格，尊重各种知识的。但是自从和李文卿认识之后，她又觉得李文卿的见解不错，世界上最好最珍贵的就是金钱。……和这一位吴一粟相遇之后，她的心想又有点变动了，觉得冯世芬所说的话终究是不错的。(p271)

与吴一粟结婚后两人本也相当恩爱，但婚后第二年，吴一粟得了梦遗之症，必须“清心寡欲”；又因健康欠佳失去工作，家中经济日渐困窘，诸事不顺使吴一粟心情变得浮躁，对冯世芬不再那么温柔体贴，夫妻感情冷淡，郑秀岳因此写了三封“求爱求助的信”给李文卿、李得中、张康，以获得情欲上的露润和金钱上的帮助，后来甚至与张康发生了婚姻体制之外的性关系。

文本中毫不“含蓄”地解剖赤裸裸的情欲，且借李文卿之口说出性解放的观念，但在文本中又经常用“私行污事”(p228)、“淫污的行为”(p242)、“自辱的手淫”(p280)等字眼形容性事。传统礼教的根深柢固，及反礼教的时代声浪相互冲激，叙事者内在的矛盾与焦虑，投射到他所书写的“弱女子”(郑秀岳)身上。失去了可以明确遵循的价值及方向，“冯世芬式”的高洁情操无法满足她金钱和肉体上的欲望，“李文卿式”的拜金主义和不伦性欲又使她无法逃脱自毁自弃的罪恶感，所以在婚外通奸的行为曝光时，近乎崩溃地哭喊着：“我情愿被他(张康)打杀了……”(p298)。相对于冯世芬的“坚强”及李文卿的“强悍”，在“精神”、“物欲”间游移不决、举棋不定的郑秀岳，意志上的“薄弱”自是无可避免。

第三节、身体的被虐

吴一粟第一次喊出“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场合，是一幕复杂、荒唐而可笑的闹剧。郑秀岳与李得中的私通款曲被张康发现，几乎同时她与张康的幽会被丈夫吴一粟捉奸在床。东窗事发，所有私情突然曝光，郑秀岳情欲有待及价值失措的弱点全盘暴露，呈现了男性主体无法忍受的罪恶——不专一、不忠贞，威胁男性尊严，而在文本中被最原始的方式残暴地处罚。张康被赋予执行“私刑”的权利及任务，对“人人得而诛之”的充满“罪恶”的“弱女子”恶言辱骂、拳打脚踢：

他(吴一粟)只见郑秀岳披散了头发，倒睡在床前的地毯之上。身上穿的，上身只是一件纽扣全部解散的内衣，胸乳是露出在外面的，下身的籿裤，也只有一只腿还穿在裤脚之内，其他的一只腿还精赤着裹在从床上拖下地来的半条被内。她脸上浸满了一脸的眼泪，右嘴角上流出了一条鲜红的血。(p294)

吴一粟虽是郑秀岳的合法丈夫，在文本中却是个患有梦遗之症、失业、失势的男人，因此无法担任执刑/施暴的角色，他一方面自责养不活她，一方面看在“她是一个弱女子”的份上选择原谅。在张康和吴一粟左一句“娼妇”右一句“弱女子”、左一句“解决了她”右一句“饶了她”的言词利戢下，“弱女子”被无情地拉扯、切割、撕裂了。

吴一粟第二次呐喊“她是一个弱女子”，是郑秀岳被日军抓走的时候。文本中第一次描写战争中的集体性暴力，是孙传芳部下匪军的肆虐：

可怜杭州的许多女校，这时候同时都受了这些孙传芳部下匪军的包围，数千女生也同时都成了被征服地的人身供物。其中未成年的不幸的少女，因被轮奸而毙命者，不知多少。幸而郑秀岳所遇到的，是一个匪军的下级军官，所以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得从后门逃出，逃回了家。(p260)

从文本的叙述来看，“弱女子”被当作武力征服的供物，几乎是无可奈何的必然的宿命了。只要能“茍存性命于乱世”，便是“万幸”。至于身而为人应该有的尊严，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无暇顾及了。

战争中的奸淫虐杀，由“人性”变态为“兽性”的集体情欲暴发行为，在郑秀岳遭日军轮暴至死时，血淋淋地再现：

在五六个都是一样的赤身露体，血肉淋漓的青年妇女尸体之中，那女工却认出了双目和嘴都还张着，下体青肿得特别厉害，胸前的一只右奶已被割去了的郑秀岳的尸身。(p299)

在“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血腥丑陋中，个人的遭遇与国家的命运产生连结。“覆巢之下无完卵”，尤其“弱女子”在这种原始、野蛮的暴力中更是毫无抵御能力，如俎上肉完全任人宰割、蹂躏。

第四节、去势的男人

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女人”并不完全是女性，许多年轻、软弱、位低、无权、比较“女性化”、甚至因阳萎或阉割而缺乏“男子气概”的男性，也处于一种自卑、被贬、受虐的“弱女”处境。“只要我们联系一下封建君主与宫中那些龙阳君之辈的关系，大官僚对其私人娈童的态度，军阀强迫男性旦角所干的事，我们就会怵目惊心地看到权力如何把男性变成‘女人’的奇怪现象了。”[30]

吴一粟不仅长得像女人，性情柔弱，甚至失去了职业及性能力，一个无法以金钱或阳具展现雄风的男人，同时也就失去了掌控男权的权力，生理上的性别对他失去意义，成为一个自卑受辱的另类“弱女”。身为“男人”的概念并不因为生理性别而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米莱特曾直接了当地指出“当一个男人不能在他的工作中找到尊严时，他就丧失了阳刚之气。男子汉气概并非得自天赐，而是某种后天获得的东西。”[31]而弗洛伊德所揭示的阳物崇拜意识，对男人的压抑有时更甚于女人。在中国父权制中最通行的分类法则：二元对立的处理法中，抽象的男女/阴阳是二元论的基础，一个性能力匮乏、甚至被“阉割”（包括心里性的阳萎）的“生理性别男”，既然丧失了男人的本色，自然而然就“沦”为女人的角色。

如果说男子性能力的勃发象征权力与生机，相反的男子性能力的残病则象征着失势与衰落，“失势”与“衰落”是晚清以降弱国子民普遍的梦魇，是一个原本绝对自大的国族，因为权力政治相对的薄弱而不断被夺权、被“阉割”、“欲振乏力”的焦虑与恐惧。在此，吴一粟的失势不仅与“弱女”的符号连结，也与“弱国”的符号产生了紧密的连结。

〈结论〉——“弱”与“罪恶”的连结及解套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一向被教导要关心弱势、同情弱者、帮助弱小，所以很难想像“弱”和“罪恶”竟会划上等号。然而晚清以降在庞大的“弱国”阴影下，“弱”的确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梦魇，也是公认的罪恶。罗家伦在《新人生观》〈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中，有震聋启馈的议论：

何以弱是罪恶？我以为弱的罪恶有三：第一就是贼天之性，对不起天赋的一切。第二就是连累他人。弱者要人照顾他、当心他，把许多向上有为的强者都拉下来。他不但自己不能创造，而且阻止别人的创造；不但自己不能生产，而且消耗别人的生产。第三就是纵容强者作恶。假使大家都是强者，罪恶就可减少。世界上多少罪恶，都是弱者纵容强者的结果。打了你的左颊，你再敬以右颊，使人家养成骄横作恶的习惯，不是罪恶还是什么？中国自己不争气，不但害了自己，而且害了人家。日本今天如此凶横残暴，毋宁说是我们把他惯出来的。[32]

根据这样的背景理解，我们很可以相信“弱女”是书写者所欲再现的“罪恶的化身”。她“情感的浪费，是对人类的罪恶”，也就是“贼天之性”；在“连累他人”这个罪名上，文本中明显地暗示：吴一粟是被郑秀岳拖累的。他婚前本是个有理想、有才华的有为青年，婚后却患了梦遗之症，此后境遇每况愈下，郑秀岳死后，他就疯了，可以说是被她的“弱”逼疯的。郑秀岳所代表的“弱女”，还纵容了张康、军阀、日军等的骄横作恶。可以说“弱”是文本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而另一个被去势的“另类弱女”吴一粟，不断地被剥夺权力与尊严，却束手无策。书写者描写“弱女”的可悲可悯，再加以无情地谴责、鞭挞；正如当时的帝国主义不可能“饶了”一个“弱国”，只会毫不留情地蚕食鲸吞、压迫剥削；“弱女”、“弱国”被逼向绝境，唯一可能的生路，就是自己变“强”。“中国啊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33]正是文本背后书写者沉痛而急迫的呼声。

但是，如果我们完全遵循这样的书写策略来阅读文本，“弱女”就彻底被牺牲了。所以在本论文中，时时跳脱书写者的主导，试图为“弱女”脱罪。其实直接根据文本，男性本位的价值及观点所造成的暴力——包括精神、语言、肢体上的暴力——是造就“弱女”的主力之一。当男性能尊重、女性能正视自己的情欲、价值和身体时，“弱”的符号(标签)就能从“女”头上销声匿迹了。

主要参考书目

K.米莱特，《性政治》，纽约，1984。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天花藏主人，《麟儿报》，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5月。

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何欣，《一个与世疏离的天才：郁达夫》，台湾:成文书局，1978。

李玉明〈关于郁达夫的后期小说创作〉，《齐鲁学刊》第五期，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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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郁达夫《日记九种》1927.1.10的日记。上海:北新书局，1927。

[2]参见曾华鹏、范伯群着，《郁达夫评传》，天津:百花文艺，1983，页173。

[3]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达夫散文集》,上海:北新书局，1947,页231。

[4]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页246：“虽然他在一九三二年写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也企图描写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但肉欲和色情的描写仍然占着很多的篇幅。”

[5]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章第一、三、四节由孙宝林执笔，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页95：“一九三二年四月，郁达夫发表了另一篇另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小说在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塑造了几个具有不同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女性，表达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但过多的性变态生活描写，也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

[6]周惜晨、贺宇芳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页146。：“一九三二年三月，郁达夫在”一二八”战争的刺激下完全了他的长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在作品里，作者在三个女性不同的生活经历中肯定了冯世芬投身革命的道路，对性格软弱的郑秀岳给予批评，同时通过对郑秀岳悲惨遭遇的描绘，及时地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奸淫屠杀的罪行，这一切无疑都表现了进步的倾向。但是由于冯世芬的形象苍白而概念化，作者对不幸的郑秀岳又只能无可奈何地发出”饶了她，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呼唤，因而作品的色调比较灰暗低沉；而大量的色情描写更污染了艺术画面，遮掩了作品的思想光芒。”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页563~564：“直至1932年，郁达夫出版了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后经删节，易名《饶了她》)，才开始超越单线描写的小天地。它描写了三个青年女性，……她们或乱伦通奸，或受尽社会的欺凌，或参加工人大罢工，三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映衬，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杀和日军的侵华罪行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但这部中篇是作者在”一二八”沪战中为济穷而赶写的，行文草率，时有猥亵的描写，连作者也承认：”这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我作品之中的最恶劣的一篇。”(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

[8]越遐秋、曾庆瑞编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页460~463，称创造社诸作家(包括郁达夫)写的“身边小说”，是受西方浪漫主义及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页545，称郁达夫为“浪漫抒情派的中坚”。

[10]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1986重印，页316、317，指郁达夫作品“荒唐颓废”、“颓废淫猥”。郁达夫《郁达夫全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页58，〈青年的出路和做人〉：“以前很多人讲我是浪漫颓废主义者，这种论调，是非常不对的。”

[11]彭小妍〈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国时报副刊。1992年3月2日。

[12]如李玉明〈关于郁达夫的后期小说创作〉。《齐鲁学刊》第五期，1997年5月，页17 ~ 22。“郁达夫指出，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力图塑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然而充斥于作品中的仍然是对性心理和活动的不遗余力的渲染，他从生物学角度出发，把人物仅仅归结为受性本能驱使的工具，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和自制力，沉沦于肉欲角色中而难以自醒。给小说染上了一抹亮色的是革命小资产阶级冯世芬，但对这个形象，郁达夫不仅运笔太轻，而且显然笔力不逮，因而使其那样缺少生气，干瘪苍白。同时，作品中对革命及其参加者的描写也模糊不清，毫无头绪，而且过于简单，过于一般化了。那些雄涛壮波的一次次革命似乎是附着在小说里的大事记，完全游离于艺术描写、情节发展之外，与作者着力渲染的性心理相比，则显的无足轻重，淡漠到给人一种生硬、粗糙的感觉。”

[13]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1986重印，页321。

[14]参见曾华鹏、范伯群着《郁达夫评传》，天津:百花文艺，1983，页166~173。

[1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页94。

[16]袁文杰〈略论郁达夫感伤小说的现代化内涵〉，《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期，1995年9月25日，页88 ~ 93：“《她是一个弱女子》是对女性命运的传达，郑秀岳彷徨在光明与阴影、色情与虚荣的暗轨上，既不让读者觉得其过分堕落，但从她身上又看不到任何激动人心的光芒。这种摇摆性，正是郁达夫感伤心态在艺术上的投射，介于颓废与进取之间，显示了小说的巨大容量，也成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之一。”

[17]师凤轩。〈郁达夫小说的审美特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十二卷第五期，1995年9月，页65 ~ 69：“实际上从他写作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时起，他就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的这一审美原则，就开始窥探人生的另一方面——丑陋和罪恶，皆是黑夜中离开理性和光明的自我。”“《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对父女恋、兄妹恋、同性恋的描写，以及像《迟桂花》这样清新开朗的作品中对于年轻寡妇翁莲的倾心，无不是作者对于性苦闷和变态心理的描写，无不在揭示人生的另半面，使读者从人物自身的呻吟喊叫中反观自我，窥探到自身意识中的世界，认识一颗人的自然的心，淘洗其丑恶，净化其灵魂，得到美的享受。”

[18]耿宁。〈郁达夫、王尔德、唯美主义〉。《外国文学研究》，第一期，1998年，页26 ~ 29：“郁达夫也热衷于这种”丑中之美”、”恶中之美”的发掘，以及感官刺激的追求。他在作品中经常不厌其烦、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丑陋不堪、令人厌恶的对象，如纵欲、通奸、各种性变态等。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因性变态而成为畸型的人，如《沉沦》中的主人公，《茫茫夜》中的于质夫，《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李文卿，《迷羊》中的王介成等。郁达夫之所以醉心于表现这些丑陋、病态的东西，是因为他认为这些现象和人物是真实的，揭示了人性，因而也就是美的。他这种怪异的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唯美主义和其他颓废派文学的影响。他曾表白道：”王尔德说，从丑恶中发掘出美来，是艺术家的职分；所以，我也说，从兽性中去发掘人性，也是温柔敦厚的诗人之旨。””

[19]周昌龙〈从五四反礼教思潮看郁达夫作品中的伦理认同问题〉，《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年4月，页10~11。

[20]参见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出〈惊梦〉。

[21]参见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八出〈幽媾〉。

[22] 参见刘人鹏〈寻找遗失的女同性恋与T婆文本〉，《诚品好读》，诚品书店，2000年11月号，页20:“才子佳人故事里点缀着‘以女嫁女’的身体交欢，这些再现方式的魍魉性，其实也都值得分析。

[23]参见惠水安阳酒民《情梦柝》第十九回：“秦小姐身向里面，若素左臂枕着他的粉颈，把右手满身摹抚，鸡头新剥，腻滑如稣，鼻边抵觉鬟云气润，脂泽流香，想喜新今夜好受用也。思量要腾身去与他混混儿，又恨自己没有那话。”

[24]参见天花藏主人《麟儿报》第十一回：“幸小姐见侍妾们出去了，便放下了床前两帏幔，亲自与毛小姐轻松绣带，解脱罗衣，毛小姐见幸公子百般软欸，千样温存，便也不十分作娇羞之态，……”第二天“说说笑笑，十分亲爱，傍人看见，决不道他尚未破瓜。”

[25]郁达夫《郁达夫文集》，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以下类推。

[26]参见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回〈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婆子道：‘还记得在娘家时节，哥哥出外，我与嫂嫂一头同睡。’三巧儿道：‘两个女人做对，有甚好处？’婆子走过三巧儿那边，挨肩坐了，说道：‘大娘，你不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

[27]参见《林兰香》第二十八回：“这寡妇年进五十，容颜虽老，而态度犹存。常见耿朗、香儿恩爱缠绵，就打动他儿女心情，至耐不过时，便用角先生顶缸。”“一日失于检点，被红雨摸着，问起原由，李寡妇恐怕唱扬，说了多少好处，红雨不信，李寡妇便借与红雨试用。于是两人带角先生在身边，从此互相雌雄，遂成莫逆。”

[28]厌女症(misogyny)指文学中歪曲、贬低妇女形象，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女人头上的情绪或主题。参见康正果着《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页45。

[29]此处把情感的浪费(情欲有待)、当成“对人类的罪恶”，显然把“弱”当成“罪恶”了。“弱”与“罪恶”的连结，在以下第三节“身体的受虐”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30]同注28，页35~36。

[31]K.米莱特，《性政治》，纽约，1984，页464。

[32]罗家伦《新人生观》〈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台南:文国书局，1982，页35。

[33]郁达夫〈沉沦〉，《郁达夫文集》，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页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