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迷藏中的暴力竞技场 ——
阅读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

曾燕瑀

一、研究动机

〈她是一个弱女子〉（以下简称〈她〉篇）是郁达夫的中篇小说，记叙一女子—郑秀岳从女校时代开始，在情爱的纠葛中，历经婚姻、军阀动乱，最后丧生在入侵的帝国军队凌虐下“柔弱”的一生。这是郁达夫企图改变文风和艺术手法的作品，尝试由浪漫走向写实。然而大部份关于郁达夫的评论仍集中在他那几篇带有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如〈沉沦〉、〈茫茫夜〉等，〈她〉篇并未受到评论家的重视，即使有相关的评论也多是针对其中的阶级思想和对军阀、日帝侵略的批判予以肯定，却对占有极大篇幅描写女性情欲的部份略而不谈，甚或认为此正是因而使作品“消极”“色调灰暗”的原因。然而如果我们跳脱传统的道德框架，来重新爬梳〈她〉篇中的情欲书写，却可以开发另一面向的阅读。

首先正如郁达夫在〈她〉篇的后序中提到：“〈她是一个弱女子〉的题材，我在一九二七年（见《日记九种》第五十一页一月十日的日记）就想好了，可是以后辗转流离，终于没有功夫把它写出。这一回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来侵，我于逃难之余，倒得了十日的空闲，所以就在这十日内，马马虎虎地试了一个大概。”此篇作品完成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入侵的逃难途中，而构思则早在一九二七北伐的动荡里，作品的蕴酿与催生都在纷乱时代的内忧外患下。这特殊的历史座标隐现在文本中，成为建构文本不容忽视的力量。而郑秀岳这个弱女子也必须被放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氛围中去讨论，我们才有可能贴近和再现这个女子是如何（被）“完成”她柔弱的一生。

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脉络，从晚清到五四，知识份子在面对列强环伺，中国积弱不振的现实中，力图救亡图存、强种救国。在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想像中，妇女的解放和国家民族的命脉息息相关，在当时形成的女性情欲／女权论述的背后，是把“建设新的性道德”和“建设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欲建立“新中国”，便必须有“新女性”。当时高唱的“性解放”、“女性中心说”、“新性道德”，都是企图藉鼓吹个人的性解放，来提升妇女的地位。[1]然而这样的理想，我们从文本的阅读中，却可以看到它遭受到的挑战：在此新性道德的文化建构中，长久受缚的性正如脱缰野马游离在欲望过度虚拟的空间中，但在情与欲摆荡中的女性真的解放了吗？而传统的男性主体意识在这样的时代诉求中真的放弃了长久的宰制地位？还是只是转换成另一个较不易察觉的位置，却仍然堂而皇之在必要的时候宣示着那不可侵犯的威权位置？而“新女性”被置于以民族自救为终极目的的“性解放”中，又是如何的被扭曲？在这扭曲的背后又罗织着什么样的男性欲望及其自我逃避的藉口？检视叙述者的男性书写角度，正可以发现这种长久以来居于强势的男性主权，和它在受到挫败时（军阀、帝国强权的宰制）藉着对弱女子的书写所选择的规避策略。

以上的种种设问正提供了我们诸多视角去思考何以晚清以来女子的“弱”是无法摆脱的积淀符码。而这个符码在传统的男性书写威权的惯性操弄下以什么样的形式隐现在文本中？在郑秀岳一步步贯彻她柔弱的一生背后，究竟隐藏了那些暴力的角力运作？本文企图从文本的阅读中一一爬梳，再现弱女子背后顽强的暴力运作蓝图。

二．失落的女性主体

（一）被动／依赖到沉沦／毁灭

郑秀岳的一生建构在欲望的流动里，强烈的情感依附和肉欲渴求的背后是对孤寂的恐惧：

“人虽然是很温柔，但情却是很热烈的郑秀岳，只教有五分钟不在冯世芬的身边，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全世界所遗弃的人，心里头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洞之感，简直苦得哭出来的样子。”（页217）

“……看来看去，世界上竟没有一点可以使她那一颗热烈的片时也少不得男子的心感到满足。她只觉得空虚，只觉得感到饥渴。”（页288 ）

在文本中时时可以看到郑秀岳这样直接而强烈地对自我存在的不安，这深刻的不安迫使郑秀岳必须藉由依附他者来汲取自我认同的凭藉。和李文卿的第一次身体接触正是郑秀岳因冯世芬返家而感到无助时。而在冯不告而别后，也是基于同样的心情开始和李文卿及老师张康通信，最后甚至成为了李文卿的“女人”。在李文卿移情别恋时，又投靠老师李得中以为报复，以为可以在老师李得中、张康身上找寻安慰。吴一栗的出现，虽然使郑秀岳得到了短暂的满足，但是在他因为梦遗和生活压力而和郑秀岳情感转淡时，她又回头和李得中、张康联络。透过冯世芬、李文卿、李得中、张康、吴一栗，无论是在精神或是肉体上郑秀岳想要满足的都是那缺乏自主自觉的女性主体。这种对存在定义权的让渡和假托，放弃自己作为自由独立主体的潜力，而习惯接受他者的定义，正是附属在男性父权架构下的女性“常态”，也正是她们长久以来习以不察的自我欺瞒和逃避。正如“西蒙波娃认为人有放弃自由、变为物体的欲望，但这在存在主义伦理中，是一项道德的罪过，可是对女人而言，这又是阻力最小的一条路。这条路好走，是因为可以避去承担真实存在的压力”[2]。

然而这真是一条阻力较小的路吗？相较于冯世芬对女性角色的叛逃和对现实的勇于承担，习于传统依附他者的郑秀岳似乎选择了较不费力的存在方式，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随俗、这样的缺乏自觉，因而也注定被摆置在中国书写中传统的女性位置，难逃做为男性权力角力附属品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的顽固，即使文本处在感于时势的性解放论述，女性被允许走出闰房进入公共空间的时代氛围中，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仍被原封不动地搬演到女校里。在这里具有理性、耿直等男性特质的冯世芬和外表像男人的李文卿在文本里正进行着类似男人的权利斗争。由一场“贫与富”的演讲展开两种意识型态的对抗，冯世芬和李文卿分别成为二元对立传统价值观的化身，寒门与富豪，圣洁与荒淫。而这两者的斗争更是直接地以最符合女性特质的郑秀岳的身体和心智为战场。而缺乏自觉的郑秀岳作为这场斗争的交战场域，似乎只能徒然地被摆弄。当冯世芬还在身边时，摆荡在“纯粹高洁”的冯世芬和“有钱大方”的李文卿之间，尚还有这样的挣扎—“冯世芬究竟是冯世芬，李文卿哪里比得上她万分之一呢？不该不该，真不应该，我马上回到校里把她的那个表那个戒指送还给她去。我何以会下流到了这步田地？”（页242），但一旦冯世芬离开，郑秀

岳和李文卿享受到性欲之欢后，她又有了这样的改变—“她（郑秀岳）对李文卿的热爱，比对冯世芬的更来得激烈，因为冯世芬不过给了她些学问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启发，而李文卿却于金钱物质上的赠与之外，又领她入了一个肉体的现实的乐园。”（页256）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缺乏自觉的郑秀岳是如何地一步步命定般地走向柔弱的一生。而沉溺在肉体欲望里的郑秀岳，以拥有的美丽身体为筹码，自信地以为因而得以在和李文卿、张康、李得中的性关系中掌有主控权，但却没想到她这唯一的女性筹码却也被罗织在一个更大的暴力网络中。而这场审判正是以长久以来对女性的不变判准—“贞操”为名。

（二）男性霸权的合作共谋

文本中，欲望摆脱了压抑，被允许公开现身成多样而复杂的情欲模式，有父女、舅侄的乱伦，有同性恋情欲的书写，而对女校的描写更仿佛是女性情欲角力区。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李文卿对性的态度：

“……恋爱就是性交，性交就是恋爱，所以恋爱应该不择对象，不分畛域的。世间所非难的什么血族通奸，什么长幼聚麀之类，都是不通之谈，既然要恋爱了，则不管对方是猫是狗，是父是子，一道玩玩，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页252）

透过女身（声）来演示或宣说这样的性论述，在当时将性解放等同于建设新中国的想像下是可以理解的。女性的情欲似乎有机会得以跳脱长久以来在情欲论述中的缺席，而得以在平等的位置上被正视和被书写。然而政治权力结构的解体不等于性别权力的解构，更不等于性的真正解放。如果我们只看到似乎拥有主导权的郑秀岳穿梭在一个个肉体欲望中，只看到以李文卿为中心那看似平常不足为奇的女校同情情欲的描写，也许真会以为女性情欲论述跳脱了僵化的男性中心论述而得有发声的空间。但事实却是愈是这样看似开放的性别论述愈是助长了传统男性中心意识的暴力运作。文本在展现情欲开放的自由空间的同时，却也吊诡地突显了传统男性意识权力架构的牢不可侵。他们在性解放的假面庇护下，可以堂而皇之地获取更多的性利益，但在他们的男性主权意识受到侵犯时，却仍不忘时时俟机待命，以更高的姿态、更绝对的权威来扮演惩治的角色，正是在这样对女性情欲矛盾的双重判准中，对女性主体的利用、欺瞒和背叛是更残酷的暴力。[3]

“……推将进去一看，他只见郑秀岳披散了头发，倒睡在床前的地毯之上。身上穿的，上身是一件钮扣全部解散的内衣，胸乳是露出在外面的，下身的裤子，也只有一只腿还穿在裤脚之内，其他的一只腿还精赤着裹在从床上拖下地来的半条被内。她脸上浸满了一脸的眼泪，右嘴角上流出了一条鲜红的血。”（页294）

在这里，郑秀岳那被蹂躏后裸躺在床上的身体，活生生的成为三个男人—张康、李得中、吴一栗权力角力的场域。吴一栗在这权力的角力中注定是无能为力的战败者，就像在现实的男人世界中，他的梦遗、失业，这些象征男性主体得以在性别和社会地位上占有优势的判准丧失时，在张康的面前，也只能如同战败者屈服于更高的宰制权威下，交出那原本隶属于他的女性身体（妻子郑秀岳）的拥有权。在那反覆出现“饶了她吧！饶了她吧！她是一个弱女子”的讨饶声中，正是一步步地将长久以来游离在男性主权边缘的苦闷逼向彻底失势的自我崩溃。隐身在“弱女子”背后的，恐怕是更无助却又不愿正视自己的“弱男子”吧！

而口口声声怒斥郑秀岳为“娼妇”俨然是伦理道德捍卫者的张康，却也别忘了他曾经如何的自诩为新时代的青年，曾经如何地利用这样开放的风气满足他的性需求。这种前后不一的判准，就像在指责郑秀岳为娼妇的同时，竟也能衣着不整却坦然无愧地面对吴一栗（那个在贞节道德架构中，郑秀岳唯一能服务的男性主体），在这里隐现的正是传统中国多妻主义下，男子在坐拥三妻四妾的同时却能要求女子守节的荒谬与霸道。

而真正触动这场审判的是在郑秀岳身上找到的那封李得中所写的情书。那封情书挑起了长久以来这两个男人的宿隙，延续了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对张康而言，这个归属在他权力之下的身体竟也同时属于他的死对头—李得中，权力受到侵犯，权威受到挑战时，为了稳固地位，他必须藉着惩治这个共有的女体，以做为对李得中另一形式再一次的权力宣战。对郑秀岳不洁的指控和加诸在其身上的暴力，都是对真正的敌人李得中—另一个男性主体的示威和发泄。而在张康说“郑秀岳，你这娼妇，你真骗得我好”，然而真正受骗的是郑秀岳，原来她一直自以为握有的支配权[4]，却不知那正是可怜的自欺，在男子的权力世界中，不占任何的力量，如此轻易的被丢弃。郑秀岳的身体成为了这三个男人的权力运作的角力场域，伤痕累累。它是得胜者的战利品，同时也是落败者为泄忿和自我补偿而以“贞操”为名，大加挞伐的对象。然而“你这娼妇，总有一天要被人打杀！我今天不解决你，这样下去，总是有一个人来解决你的。”（页298）在张康这样的预示中，却也可以看到另一个更大的暴力即将加入这个隐藏在女体中的角力竞技场。

回到文本所处的历史脉络，正是中国军阀内战、帝国强权入侵的动荡时代。处在这样一个种族、性别、阶级、殖民等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女性主体面对的是更庞大的集体男性的政治权力斗争，所带来的更强势暴力冲击：

“……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军队…着着逼近，…于是旧军阀的残部，…虏掠奸淫。可怜杭州的许多少女校，这时候在同时都受了这些孙传芳部下匪军的包围，数千女生也同时成了被征服地的人身供物。其中未成年的不幸少女，因为被轮奸而毙命者，不知有多少”（页260）

“……几个相貌狰狞的日本浪人…打进了吴一栗和郑秀岳寄寓在那里的那一间屋里…郑秀岳就在被里被他们拉了出来，扡下了楼，拉向了那小队驻扎在那里的附近的一间空屋之中…”（页298）

蹂躏着那些被视为征服地的人身供物的女性身体的，是那些男性权威以集体性肉欲的姿态，藉着对女性身体主权的恣意剥夺，为他们的失势（或得胜）寻找补偿和发泄，而被理所当然拒绝于权力争夺战中的女性，却沦为真正的战败者。郑秀岳躲过了军阀，却仍然成为了帝国强权下的牺牲者。那血淋淋的肉体，说明女性身体的所有权已因国家战败而“理所当然”的让渡出主权，身体的主权附属在国族争战中，在此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如何成为种族斗争的工具[5]。而如此以女性身体做为战争残酷的聚焦，除了是对战争的控诉外，更沉重的恐怕是隐身在其中那不愿面对也无力承担失败的男性威权意识型态在作祟吧！

不管是男女情爱或国族仇恨，女性始终躲不过在男性中心论述下被摆弄被物化的命运。不管以什么形式，以什么姿态，个人或集体的男性威权角力中，对剥夺女性身体主权上却是很有默契地勾结着。张康的诅咒由帝国主义军阀来实践，正是这样结构完整、密实的男性霸权的运作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如何从被动依赖到被欺、被用终至被弃的过程。而在勾勒文本中的暴力蓝图时，却也别忘了那织就此蓝图却隐身于其中的书写政治暴力。透过这样的逼视，我们才有可能更真切地看到运作其中的暴力全貌。

三、书写的政治暴力

（一）叙述权威的运用

首先叙述者在此采取了全知的书写视角。郑秀岳和二女三男间多重纠葛的关系镶嵌在大时代的动乱中，随其聚散颠沛，看似“自然而然”地铺展成形。在故事的发展中，既未见叙述者突地跃出纸上议论不平，也未见有过溢的情绪负荷在文本中，而在一连串交由人物行动完成的情节发展中，关于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刻划甚少，我们可以感受到叙述者刻意保持低调的姿态并有意地和人物间保持着一定的书写距离。这样的书写距离不但让叙述者免于现身，同时也成就了看似客观中立的书写。但吊诡的是这个急于“隐身”于情节发展的叙述者，却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尤其是女性身体）不避讳的行使（抑或是潜意识地表露）着叙述的权威。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文本对于女性身体形象的描述。

“……她（郑秀岳）那双红润的嘴唇，黑漆的眼睛，和高整的鼻梁，……那套腰把紧紧的蓝布衫儿，褶绸一类的短黑裙子，和她的这张粉脸，这双肉手，这两条圆而且长 的白袜腿脚，似乎特别的相称，特别的合式。”（页210）

郑秀岳拥有非常女性的身体和容貌，这样的女性形象不但符合了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女性身体的想像，同时也预示着她是符合我们所熟悉的“女性特质”—柔弱和顺服（如常常容易脸红羞怯、有着没来由的纤细易感、对爱情渴望却被动、对世局浑然不关心……）。在这里女性的身体除了是个象征的符码（决定她拥有多少女性的特质），同时也随时被置于严格的判准之下被检视。这样的态度在以郑秀岳为标准来勾勒其它同学时的严刻中可以看出：

“在她右手的几个，也有瘦而且长，比她高半个头的；也有肿胖魁伟，象大寺院门前的金刚下世的；站在她左手以下的人，形状更是畸畸怪怪，变态百出了，有几个又老又矮的同学，看起来简直是像欧洲神话里化身出来的妖怪婆婆。”

文本一开始便这样宣示着对女性身体的严格判准，对不符合此判准的女性身体刻薄嘲讽，使我们看到了叙述者毫不掩饰的僵化的性别意识时时现身于文本。女性身体形象决定了人物性格的基调也宣告着文本对人物的态度。于是对于最最违逆这个形象判准的李文卿而言，那模糊了性别界线的身体，便不只是她一切荒淫行为的象征，甚至是解释其之所以如此的真正原因。因此，李文卿那“像男人的身体”便时时地在文本中被强调、提醒：

“她的脸上，满洒着一层红黑色的雀斑。面部之大，可以比得过平常的长得很魁梧的中年男子”（页212）

“李文卿用了她那一副沙喉咙和男子一样的姿势动作在讲台上讲了一个钟头。”（页220）

这样一个逾越了女性形象而像男性的女性身体，同时也成为李文卿庸俗荒淫的表征，在每一次荒淫的性欲和行动，便不断地以丑化和再现这个身体为书写策略：

“……却触摸着了一层同沙皮似的皮肤，两只很松很宽向下倒垂的奶奶，腋下的几根短毛，在这短毛里凝结在那里的一块粘液。”（页239）

“……大衫一脱，她的上半身就成了一个黑色的下垂皮奶，向左向右的摇动得厉害。”（页254）

文本肯定了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奋斗的女性冯世芬，批判了代表小资产阶级犹豫不决的女性郑秀岳，否定了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女性李文卿，此态度是十分鲜明的[6]。而针对李文卿的土豪阶级却处处以不够女性化的身体来否定，思考这个叙述角度与策略的选择，可以看到长久以来男性（甚至包括女性）对女人身体僵化的思考，在此僵化的性别角色扮演下，对越界的身体便有不辩自明的审判权力。以此来看，吴一栗这个在性格上倾向女性（被定义的柔弱）的男性形象，和李文卿同样地未遵守性别界线，于是李文卿的身体被丑化得尽失美感，而对吴一栗也就以梦遗来剥夺他那象征男性的权力。不过吊诡的相对于吴一栗在（男性）现实社会中的失势，李文卿虽被描写成淫／恶的象征，却也因为不符女子形象，所以得以摆脱女子“弱”的宿命，以她那像男人的身体、作风优游于恶劣的现实中。

文本中唯一予以肯定的便是积极向上的冯世芬。她“理性发达，天性善良”，同时由于家庭环境（阶级）的关系，是有“骨气”和“志气”的女孩。和极女性的郑秀岳和像男生的李文卿不一样，她“平时所谈都是些课本的事情，和社会上的趋势，关于这些私行污事，却半点也不会提及”，她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同时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文本中有不少冯世芬的议论言说，在文本浓厚的叙事倾向和明快的节奏中，这些和情节的发展上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议论，它们的被安排无宁可说是叙述者刻意保留以藉之“发声”的管道。其中谈及了贫与富、社会与阶级、女性的自觉等议题，文本安排了那从未现身的男性—舅舅陈应怀扮演启蒙和带领的角色，如冯世芬所言：“我同你说的话，都是他（舅舅）教我的呀！”而藉着冯世芬之口说话的那个始终未现身的舅舅恐怕也正是文本中隐而未现的叙述者。冯世芬在这里被塑造成具有阶级和社会意识的青年，即使在感情方面和舅舅私奔叙述者也以共赴国难投入革命来为其乱伦脱罪。文本对于冯世芬的身体和情欲书写的阙如，代之以大量言之凿凿的启蒙思维，加以其后投入革命面对战争的勇气，冯世芬俨然成为了面对内忧外患的知识青年的化身。在冯世芬的身上可以看到叙述者的认同和投射，但却也因此使其在文本中的“女性”角色显得模糊。

透过郑秀岳、李文卿、冯世芬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到叙述者时时不自觉表露出的男性威权意识，它虽然经过某种程度的变妆但仍不改其底蕴。其之所以能如此自信不疑地在文本中运作多少也反应了对其叙述接受者[7]身份位置的确定。认为他们将认同（习惯）此性别意识或同处于国难家仇的焦虑里。然而叙述者向文本接受者诉诸认同及合作共谋，除了在形象塑造外，也同样地表现在对性和身体的窥视上。

（二）男性偷窥的欲望

文本中对女性身体的大量描写透显著窥视的欲望。时时可以看到叙事者对女性身体的书写，从身形外表的勾勒到袒胸露乳的画面描缯，仿佛架设了一个男性窥视的镜头，使得叙事者和文本接受者的欲望透过镜头在文本中流动。

“她的名字叫郑秀岳。上课之前点名的时候，一叫到这三个字，全班女同学的眼光，总要不约而同的会聚到她那张蛋圆粉腻的脸上去停留一刻，有几个坐在她下面的同学，每会因这注视而忘记了回答一声“到！”男教员中间的年轻的，每叫到这名字，也会不能自己地将眼睛从点名簿上偷偷举起。”（页210）

文本一开始，郑秀岳就在这样的窥视下现身，从此她那美丽的身体便成为她在文本中摆脱不掉的象征。这被李文卿、张康、李得中、吴一栗所欲望的身体，同时也是叙事者所欲望的。文本里欲望的纠结发展也正是对郑秀岳身体的一步步加深窥视的过程，对郑秀岳的身体从含蓄温柔的外表身型描写，到隐约暧昧的“藏在睡被里”“上身赤膊，裤带解去”，到最后丑陋残暴的“胸乳露出在外面，一只腿精赤着裹在半条被内”“赤身露体，下体青肿得特别厉害，胸前的一只右奶已被割去了”。当郑秀岳这原来美丽纯洁的身体被李文卿、张康、帝国军阀“玷污”后，这个已不再贞洁的身体，自然也是丑陋的，对这样的身体也就尽可无须躲藏地公开书写。从美到丑，从含蓄到暴力，正是对这个身体由纯洁到荒淫的处罚。这个窥视姿态的转变，背后显然是以贞洁作为女性身体美恶判准的男性本位意识作祟[8] 。

相对于郑秀岳，李文卿那从开始便不被认同的女性身体，叙述者透过窥视的镜头尽是极力的嘲讽和丑化，从那身体总是在性欲中裸露而被书写看来，叙述者对李文卿的身体兴趣不大，窥视的焦点却是藉着李文卿的身体（名义上仍是女性的）来想像同性情欲。于是对于李文卿和郑秀岳的性行为的描写，也正在这样的窥视心态下铺陈：

“那只大手又摸进了她的被里，在解她的小衫的钮扣。……郑秀岳没有法子，就以一只本来在捉住着那只大手的手随它伸出了被外。李文卿捉住了这只肥嫩娇小的手，突然间把它拖进了自已的被内。一拖进被，她就把这只手牢牢捏住当做了机器，向她自己的身上乱摸了一阵。”（页239）

“拍的一响，她就伸手把电灯灭黑了。……到了后半夜在睡梦里，她忽而在腿中间感着了一种异样的刺痛，朦眬地正想用手去摸，而两只手却已被李文卿捏住了。当睡下的时候，李文卿本睡在里床，她却向外床打侧睡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李文卿早已经爬到了她的外面，和她对面的形成了一个合掌的形状了。”（页255）

棉被、黯黑的房间这些隐蔽暧昧的空间，正在视觉上提供了偷窥的快感。叙述者仿佛为读者揭开了棉被、点燃了黯夜，于是两个女性身体便赤裸裸地在文本中进行着她们的“性行为”。对这些“性行为”的描写，叙述者谨慎地维持着全知但却又保持距离的书写角度，叙述全由她们的身体动作来完成，却抽离了她们内在的心理活动。它像是一个充满视觉刺激但却无声静音的影象画面，满足窥视者（书写者及阅读者）对于女同性行为的想像。既然是想像，窥视者的姿态必然地也就决定他看到了什么。而丑陋的女性身体（李文卿的身体）和之间的权力运作（李文卿的强势及郑秀岳的推拒）正是他们认为应该看到的。对于女同性行为赤裸却尽失美感的书写，一方面满足了窥视的好奇，一方面却也显露了恐同的焦虑。而恐同的焦虑正是藉着对女同情欲贴上罪恶的标签来掩饰。于是在这样的框架下，相对于李文卿，冯世芬这个代表圣洁的、理性的化身，她和郑秀岳的同性“情谊”，虽然隐隐也有着欲望的流动，但她们最亲密的举动也只能是脸上深深的一吻，同时叙述者还得为这个有越轨之嫌的举动作出另一番诠释：

“她和冯世芬两人教好了将近一年，同床隔被地睡了这些个日子，这举动总算是第一次最淫污的行为，而她们两人心里却谁也不感到一点什么别的刺激，只觉得这不过是一种不能以言语形容的最亲爱的表示而已。”（页242）

在此可以看出叙事者努力地将冯世芬和郑秀岳的关系再现为只是精神上的依存而没有身体欲望的“纯洁”的同性情谊，一直到冯世芬出走为止，她们都在这个的原则下，始终是游走在精神和欲望的模糊地带却谨守游戏规则而未被“淫污”的同性情谊。女同的情／纯洁和欲／淫污的关连在此书写中被迫联结，也因此当郑秀岳逾越了这个界线成为李文卿的“女人”时，同性情谊一旦加入了肉体欲望便也等于堕落和罪恶的开始，也就可以被毫不含蓄的窥视和书写。

一方面对女同充满好奇窥视，一方面又因恐同而对其肉欲努力回避（或丑化），这是一个体认到失势危机因而更顽强运作的男性意识。它高高在上却又缺乏自信，因而再再藉由女体的操弄一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企图为其失势的焦虑寻找规避的可能。而在面对一个更大的失势危机—战争时，透过女性身体的书写便也成为集体男性转化焦虑同时使之隐而不现的最佳选择。

（三）战争残暴聚焦于女性身体

除了男性偷窥的欲望外，回归到文本特殊的历史脉络，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同时也成为了军阀、帝国强权暴力的聚焦。文本对动乱的时代背景都只是轻描淡写地交待而过，但是每一次的动乱却都牵引着文本中三位女子的命运转变，而动乱的残暴都以女性的身体。除了军阀内战对女性的奸淫，起而反抗军阀、帝国主义的工人行动中，也以冯世芬受伤的身体的描写象征革命洪潮的激烈。

“一件青布棉衣，已经被血水浸湿了半件，被解开了右边，还垫在她的手下。右肩肩锁骨边，直连到腋下，全被一大块棉花，用纱布扎裹在那里，纱布上及在纱布外看得出的棉花上，黑的血迹也印透了不少，流血似乎还没有止住的样子。一条灰黑的棉被，盖在她的伤处及胸部以下，仍旧还穿着棉衣的左手，是搁在被上的。”（页267）

同样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侵略也以郑秀岳被凌虐的尸身呈现：

“在五六个都是一样赤身露体，血肉淋漓的青年妇女尸体之中，那女工却认出了双目和嘴都还张着，下体青肿得特别厉害，胸前的一只右奶已割去了的郑秀岳的尸身。”（页299）

对军阀、帝国强权蹂躏下血淋淋的女性身体的描写，除了藉此突显暴力的血腥，提出沉重无言的指控外，隐藏在其后的恐怕是藉著书写动乱中的弱女子，来抒发对中国在当时列强竞争的全球权力分配中处于被征服、被宰制的弱势地位的焦虑。这种对弱势的焦虑和对强势的渴望，正是自清末以来，男性知识份子在面对列强入侵，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刺激后，对传统中国的反思，力图摆脱“弱小民族”的形象，而流露出对强者形象的崇拜和追求[9] 。

在这样求强抑弱的目的下，那在中国阳／阴、刚／柔、男／女二分的传统中被安置在阴柔位置上的女性，便是“弱”者最直接的代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清末女权的论述会在民族国家论述中被抬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甚至被赋予比男子更高的强国强种的寄托[10]。而这种附庸在国族论述下的女权论述的提出，其背后也有值得玩味的复杂心理机制运作。正如“冯克（Frank Dikotterw）曾指出，国族主义将耻感植于国族的每一主体，耻感蕴含着集体责任感，那么，国家的失败，就不是由于外在人类意志的原因，而可以责备每一个人缺乏努力或是能力不足。…乞丐、妇女最能使得‘国人’将耻感投射出去。当‘吾’作为国族主体的说话位置（这是一个向来属于男性知识分子的说话位置）时，乞丐、妇女…等衰残形象，可以说既是自身，又是她者。”[11]这正可以说明从晚清到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在面对国族动荡时，极力高倡女权及不断书写妇女受到压迫的书写策略背后运作投射的心理机制。那些受压迫的妇女形象，正如在强权中被四分五裂的中国，而她们的无言控诉也正是知识份子在面对现实社会及国族困境时的无奈和焦虑。郁达夫在〈她〉篇的后序中提到：“我觉得比这一次写这篇小说时的心境恶劣的时候，还不曾有过。因此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我作品之中最恶劣的一篇。”那恶劣心情也正是当时的知识份子茫然和无力的心境写照。

透过文本中关于女性主体的失落和叙事者书写政治的思考，在我们勾勒出的这个暴力蓝图中，当我们一步步爬梳郑秀岳这个弱女子柔弱一生时，最后不禁要问：郑秀岳所贯彻的柔弱是来自那个缺乏自觉而失落的女性主体？或是来自在国族论述里中国企图摆脱的弱势形象？还是来自那隐身其中却仍顽强运作的男性威权意识？

参考书目

顾燕翎编，《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台北：女书文化，1996

张小虹编，《性／别 研究读本》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

陈顺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张小虹着，《后现代／女人：权力、欲望与性别表演》台北：时报出版社，1993

张小虹着，《欲望新地图》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6

胡亚敏着，《叙事学》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麦柯．赫奇森着廖世德译，《性与权力：心身政治的剖析》，台北：自立晚报出版，1994

刘人鹏〈“西方美人”欲望里的“中国”与“二万万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国族与妇女〉，2000

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欲论述与建构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3，页77–96， 1995

彭小妍〈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当代—启蒙与反启蒙专辑》76，页32–49，1987

[11] 引文自刘人鹏，〈“西方美人”欲望里的“中国”与“二万万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国族与妇女〉，页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