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女同问题？还是女权问题——
谈〈说有这么一回事〉的主题所在

郑如玲

<<联合文学>>有一则关于凌叔华的八卦，大意是说，凌曾和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芙的外甥坠入情网,而当时凌已有令人称羡的婚姻和两名子女,且年长这个外甥朱力安八岁之多.这段罗曼史.朱力安曾将之公开于日记与和其他人的信件中,可是考察凌的这一方,却未被留下任何痕迹。作家婚外情是真是假，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值得注意的却是，随着五四女作家的“浮出历史地表”，相关资料与研究陆续被挖掘并受到关注，连涉及隐私的八卦消息也不例外。[1]尽管如此，后世对这位女作家的了解与讨论，其实是颇有局限的。关于作家其人，则多谈其古典美人的气质，及其美满的婚姻；对其作品的研究则不外两个焦点。其一集中在其对于特定阶层妇女，即闺秀面对时代转移的变貌和不被注意的心灵幽微的角落。其二则是母性发挥所及的如《小哥俩》等以儿童为主角的小说作品。[2]这样一位不以离经叛道或呐喊为旗帜的作家，其作品中竟出现连现今都尚未被广泛讨论的同性恋题材，<说有这么一回事>不能不令人眼睛一亮。然而后世的眼光显然并未被吸引，能够投注以一瞥者，往往只是点到为止地提及这是一篇女同之作，其余则付诸阙然。[3]

<说>文改写自杨振声小说<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4]在杨文中，主角二女身处在一个完全不被理解的环境。故事一开始即是女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演出，扮男角的顾影曼和扮女角的邓云罗在舞台上卿卿我我，浓情蜜意，故事于焉展开。所谓“不被理解的环境”，几乎也就是杨振声与凌叔华两篇小说的差异所在。首先，叙述者是这样介绍主角出场：“扮男脚罗米欧的是顾影曼小姐，扮女脚朱丽叶的是邓云罗小姐，戏作到入神的时候，她们连自己都忘了。””小姐”二字颇耐人寻味，因为在后文出现的全是”影曼”、”云罗”，叙述者一开头这特别的称呼，若不是藉此强调人物性别，便是欲以如此客气礼貌的称呼来彰显其叙述的客观性，但无论如何它已同时显现出叙述者与其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与隔膜。而在故事约莫三分之一的地方，叙述者深怕读者无法理解二女的恋情是一种怎样的感情，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加以注解：“影曼本来性情豪爽，有些男子气的；邓云罗又是正当十八九女性发皇要求爱情的时候。可巧生在个礼义之邦，她们得不到男女正当的交际，就免不了同性间钟情起来。”这段文字赤裸裸呈现叙述者对女同性恋的理解，但女同恋情的形成是否就是如此呢？这个注脚实显得多余。另外，两名主角的身世被这样安排：“顾影曼是从少失去了父母，在姑母家里养大的。现在只有一个哥哥，在外读书，所以她暑假中可以住在学校的。邓云罗呢，是父母钟爱的一个独生女儿，暑假中自然要回去看看父母的。”最后走入正常异性恋婚姻的云罗，来自一个父母俱在，独受钟爱的家庭；而痴心不悔爱上女人的顾影曼则是家庭破碎，寄人篱下。至于在故事结尾，当开学多日，影曼苦候不见云罗时，她听见同学的对话而发疯：“‘她是暑假一回去，家中就给她定了婚的。还说是不久就要结婚呢。这都是她给我信里说的。她咐嘱我不要告诉顾影曼，又说教我好好留心照看她。’‘她们俩个很好！怎么她要结婚不肯告诉她呢？’‘我也是这样想，心中总不明白，所以问问你。’”周遭同学的疑惑，显示二女的恋情置身在不被了解的环境，以至于当影曼疯死过去，大家把她抬进屋去，都猜疑道：“她为什么突然发疯了？”“为什么”总结了这个不被理解的环境，它不但是二女身边同学的疑惑，也是叙述者乃至作者的疑惑：两个女子怎么假戏真做起来？同性情谊也能到如此以命相陪的地步吗？。据杨振声表示，<为>文发表后，大家都认为影曼“疯得太仓促了”[5]于是有了凌叔华的重写。

在这样的基础上，凌叔华的处理又如何呢？

    本文即拟藉由分析凌叔华<说有这样一回事>的书写策略，观察文本如何再现叙事者对女女恋情的看待与思考，并试着说明此种看待与思考所呈现的意义。

比较杨文与凌文，在故事情节方面并无大差异，但但在叙事结构、技巧以及人物的细节处理上，却可看出凌淑华作了明显的改动。在二女情感的发展上，凌文显得舒缓且悠长，其文略分为四节：因排演相识熟稔，演出后情感热烈，矛盾冲突发生，结尾。排练的情节在杨文中并没有，凌加入这一段，铺陈二女由相识到悸动的过程，使其日后的”爱如潮水”有了涓细源头和点滴累积，而不是如杨文的处理，情感似乎骤然形成。[6]其次，杨振声在“限制叙述观点”外，间杂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知叙述观点”来说明（telling）一个故事；凌叔华则从头至尾坚守“限制叙述观点”，除呈现（showing）故事本身，叙述者并不现身多作阐述。再者凌文改动二女的身世背景：父母具全的是扮男子的影曼而云罗不在是独生娇女，她出自单亲家庭。这一调动提醒读者，爱女人的影曼不同于平常，但她不一定来自不同于平常的家庭；反之，循平常轨道走入婚姻的云罗也不一定出自同于平常的家庭，同时，单亲的云罗正是受其寡母的牵制，才被迫放自主性，违背感情，走入异性恋婚姻。最后，凌文对女校中其他同学的着墨较多，而且，恰与杨文相反的，这些女同学似乎都能乃若其情地明白二女的相恋，并成为帮衬二女恋爱发展的角色。例如：文中不乏“同学都一对对的拉着手儿肩并肩，散步闲谈”的校园景象，以及云罗的室友美铃与宋大姐多次善解人意地加以调侃，最明显的是在故事结尾，影曼疯死过去的时候，再没有人提出“她为什么发疯了”。以上这些改动，足以看出在对二女恋情的观察与理解上，凌的态度较为细腻、宽容、体贴，这或许便是改写后杨振声给予“又细丽又亲切”评语的原因。

    作品中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叙事者使女同现身，却将之隐形。如上文所言，作品中诸多描写显现了叙事者对女同的同情------同其女女相爱的心情,同其弱势无力的心情，但另一方面，叙事者又无法使女同显象，使得文本中的女同虽然现身却被隐形。

    书写女同的文本，在五四时期虽非绝无仅有，但亦不多见。因此，<说有这么一回事>之将当时多半被忽视的题材呈现在众人之前，本身即具有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个题材不仅被提出，叙事者并透过书写策略予以声援。

    小说题为<说有这么一回事>语带玄机。“这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是女女恋情，“这么一回事”实际存在，却被叙述成“说有这么一回事”，显示其朦胧隐晦，不能直言明说的处境，而其必须朦胧隐晦，不可被直言明说，乃是因为其逸出异性相恋的正轨。叙事者已首先在题目上揭示了女同的困境，为女同作了曲折的抗议。

    但此种精神支援并没有以对书写对象的理解为基础。部份内容再现了叙事者对女同境遇并未能完全设身处地，直指核心。首先，叙事者安排二女演出“罗米欧与茱丽叶”而相识相恋，影曼和云罗分饰男女主角，按异性恋世界各就各位。极具女性气质的云罗理所当然地扮演了茱丽叶，而影曼则透过“罗米欧”的符号，使读者联想其男性气质。叙事者显然以“异性恋的复制”来看待女同。文本中对影曼不太作身体描写，身体被描写的只有云罗，而对云罗的身体描写，则偏重其女性特质 ：

     影曼送云罗回到宿舍，坐在灯光下看云罗拆头发，编了条松松的辫子，换了一件粉色的，胸口袖口满绣着洋线空花的外国睡衣。[7]

      她（云罗）敞开前胸露出粉玉似的胸口，顺着大领窝望去，隐约看见那酥软微凸的乳房曲线。那弓型的小嘴更可爱，此时正微微张开，嘴角添了两个小弯弯，腮边多了浅浅的凹下的两点，比方才演戏欲吻罗米欧的样子更加妩媚逗人。帐子里时时透出一种不知是粉香，发香还是肉香的甜滋滋醉人的气味。[8]  

至于影曼的身体如何被描写呢？“一个比她（云罗）高一班的学生，平日很爱说笑话，且很活泼的二十来岁高个子的北方人”[9]偏重其精神气质，其余则不得见。做品中影曼的身体被忽略了，她存在，却未被显形。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叙事者勾画舞台下二女的相处。按传统异性恋模式操演一遍的结果是，影曼除了必须年长、个子高，并且居于一个相对强势，保护者的角色，当二女共寝时“云罗半夜醒来，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头枕着一只温软的胳臂，腰间有一只手搭着”当二女面临逼婚压力时，“她（影曼）说着微笑着连吻云罗的腮，一只手替她整理风吹乱的头发，云罗的泪愈拭愈不干，末了她索性伏在影曼的肩上呜咽起来”如此阴柔、阳刚的对比，终此文本毫无松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叙事者不能安排这样性别截然二分，或完全异性恋化的角色，而是，叙事者必须要能掌握女同的面目，至少要能呈现影曼的面目，从她的身体，从她的心理。[10]事实上，在凌叔华的其他作品中，对于身体外貌的描写，并不总是忽略相对于女性的一方，例如在她的名篇<酒后>，曾详细刻画一名男子：“此时子仪正睡得沉酣，两颊红的像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11]但在<说>文叙事者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文本中最具冲击力的，是云罗受家庭压力逼迫将嫁人作填房，引发二女的一连串反应。叙事者的描述是：

    云罗叹了口气，面上更显得苍白可怜，她痴望着影曼一会，忽然紧紧地捏住她的手，低下头恨恨的说：“你为什么不是个男子呢？”

   “我非要是个男子才能听你的心事吗？”影曼微微笑着。“不，谁这样说？我的意思是说给你听也没有用处！”她头更低下了。[12]

这段话很可能被理解为问题的关键在性别，因为同性恋情不见容于社会。“你为什么不是个男子？”是叙事者代同性恋者提出的控诉。这样的阅读思考却恐怕跳过了文本所要传达的一层意义。我以为，问题关键固然在于性别，但最后叙事者所呈现出的重点却是，云罗在此处所承受的社会压力，除了因为她爱上的不是一个男子，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们俩本身是女子。也就是说，作为女子，她们不能自己选择婚姻；作为女儿，她们不能违背父兄。她们不能选择终身不婚，尤其是云罗，为保全哥哥的前途，满足母亲的愿望，必须以婚姻作交易，嫁给哥哥的上司作填房，在她还未遭遇女同被社会接受认同的问题之前，她必须先遭遇的是女性婚姻自主权的问题，或是经济自主的问题。然后才能效法“小学堂的教习陈婉真同Miss Chu”在一块儿。[13]倘若影曼是个男子，那么她就是个社会的强势者，她就可以是个保护者，她就比较具有力量能选择云罗成为她的眷属。所以影曼和云罗在这里首先要面对的是两个女子无法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压力。故事的结局是云罗终于屈服在旧式道德礼教之下，任由母亲、哥哥安排她的终身，而影曼间接由同学之口得知了云罗结婚的消息，发疯昏死过去。到此，故事成了“罗米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翻版，主角的性别并不具决定性的影响力。叙事者突显了爱情自由与封建传统的对抗，突显了女性的弱势，至于女同的问题，那都在这一连串的问题之后，被隐藏在女权的问题之中，几乎成了余事。影曼为什么发疯了？她的发疯，固然是因为无法与云罗相伴相守，爱情不得善终，同时也是为了无力对抗社会的性别框架，无力对抗传统的婚姻制度而狂。但又何尝不是为了她不被那创造她的叙事者所理解而疯狂：叙事者教她现身，却不教她被看见。

    女同志的问题是不是一种女权问题呢？或者我们该问：是不是女权得到伸张，女同志的权利便一并得到伸张呢？这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许多的爱情题材，往往被用以传达推翻封建藩篱，打破旧社会礼教束缚的理念。[14]只是封建制度和旧社会礼教被打破后，爱情或可得着自由；但女权得到伸张之后，女同志的权利是否也会得到伸张？

参考书目

1、

2、王家伦《中国现代女作家论稿》，1992年，中国妇女出版社

3、孟悦、戴锦华合着《浮出历史地表》，1993 年，时报文化出版

4、倪婷婷<论“五四”文学中性爱意识的局限>，《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3年3月第1期

5、郑宜芬《五四时期（1917-1927）的女性小说研究》政大中研所硕士论文，1995

6、张景妃《凌叔华小说研究》东海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

7、蔡玫姿<<发现女学生------五四时期通行文本女学生角色之呈现>>清华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8。

8、蔡佳莹<<凌叔华小说艺术手法研究>>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

9、赵彦宁<不分火箭到月球：试论台湾女同志论述的内再殖民化现象>，第三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