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周美惠／臺北報導

在一片「高行健現象」的熱潮中，劇場工作者、詩人鍾喬昨天在第九屆臺北國際書展，以「從高行健的劇本談亞洲的劇場與流亡心靈」為題，提出了另類的觀點。

鍾喬昨天在世貿的法雅（fnac）文學 cafe 發表演講，他以高行健的劇作「逃亡」為例，分析高行健從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流亡到個人純粹的精神創作世界裡，對照第三世界國家在西方文化霸權的困境下，試圖從西方文化霸權「逃亡」出來，回溯自己傳統文化的根源，兩者看似都在「流亡」，實則大相逕庭。

鍾喬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高行健以流亡者的身份，寫下了「逃亡」一劇，像是對自己的文學和政治進行了一番告白。劇中僅有三個角色：聲稱「逃避一切集體意志」的中年人、燃燒著理想的青年人、「無法在槍口下作愛」的浪漫姑娘，他們在槍聲響徹廣場夜空的緊急時刻，倉皇地躲進一間漆暗的空屋，在打火機的微焰中感受到「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前的絕望」。

他說，高行健的文學流亡，竟是在一幢沒有出口的廢屋中發生。靈魂在沒有出口的廢墟流亡，並高舉打火機模仿自由女神雕像的身姿，這除了是文學的象徵，也宣告了政治的選擇。這時，身體不再渴望停留在沒有「自由女神」的土地，進而積極地潛往標榜「自由女神」精神的國度。

同樣是逃亡，智利詩人聶魯達為的是躲開帝國主義鷹犬的追殺，他的靈魂沒有流亡在無出口的廢墟中，卻在尋常人的生活中聽見所有的門戶都在說：「他就是我的兄弟」。

德裔劇作家布萊希特在踏出德國的第一步便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是被驅逐者、流放者，我們不安地等待者，儘可能靠近邊界，我們等待著重歸家園的一天」。對布萊希特而言，流亡是為了回家。

幾年前，八個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演員，在亞洲各城市演出一個戲「亞洲的吶喊」，劇中一開場，一場象徵性的風暴，將人們從鄉村趕往城市，這場風暴後來演變成一顆懸在空中的汽球，讓人在競逐貨幣的價值中迷惘失所，這是全球化風潮中流亡的亞洲人的寫照。

鍾喬說，他在閱讀和劇作上體驗著流亡，這和相對走在流亡之途的詩人、劇作家，或許有形式上的差別，卻毫無本質上的不同。只是不同的世代，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創作態度，讓人步上不同的「流亡」道途。

【2001/02/06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