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週刊》）

文/林青

薩特，他拒絕了別人夢寐以求的諾貝爾文學獎。

提要：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一直被冷待著，那除了自己在暗中使勁兒、等著出人頭地的那一天，似乎沒有再向他敬禮的必要，假如還要想著別人最終會賞你點東西以示公平，你就伸長脖子等著吧。等那東西到了你手裏時，它可能已經變味了。

正文：日子到了2000年總是要與別的時候有些不一樣，比如中國的文人和傳媒就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糾纏到了近乎抽瘋的狀態。今天這個入圍，明天那個被提名；一會兒是這個作家自告奮勇自逐諾獎，一會兒又有那個人說以前誰誰誰曾經差點拿到了，舊恨新怨湧上報頭和網路。真真假假，撲朔迷離，彷彿只要跟諾貝爾沾上一點兒邊，就會遍體生香似的。

看看這半年時間內發生的新聞，哪一項都令國人振奮不已和如釋重負，覺得這項大獎終於離中國人很近了？？就是輪也該到咱們了.....堂堂中國豈能無人？百年中國焉能受此大辱？回顧百年中國文學史，那掛在斯堪的納維亞的最高獎項讓中國人何等愛恨交加。

一場遊戲一場夢

首先是自稱老頑童的臺灣作家李敖，開春伊始就宣佈他因爲新書《北京法源寺》而正式獲諾貝爾文學獎審核小組提名。訊息傳出後，一夜之間，李敖圖書充斥各大書店，出版商賺了個缽滿盆滿。擔當雪洗中國文學奇辱重任的李敖放言道：「出了小小的一點惡氣！我角逐諾貝爾文學獎，也是爲了考驗評委會，頒獎頒了100年，還不分一個給中國，太荒謬了！」

然後是5月份突然有了巴金老人要角逐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訊息。過了兩個月，王蒙被擱進這場玩笑中充當主角，據說，他也被提名爲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評選，那時王蒙正在北戴河休息，聞此訊立時否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故「語言大師」老舍之子舒乙突然「首次」向外界披露獨家新聞，說1968年的諾獎本屬老舍，但由於當時中國已進入「文革時代」，各國又謠傳老舍已死，而諾獎一般不給已故人頒獎，所以這個獎「讓」給了日本人川島康成。因此，本應該由老舍打破中國諾獎零記錄的最高榮耀卻由一個日本人代領了。

掐指一算，現在離諾獎定名還有一個月左右，這個時候文人和傳媒還會製造出什麽新聞來呢？

失衡的名單

中國文學與諾獎百年無緣的確令人惋惜，但國人的諾獎情結似乎有些病態。諾獎真的是衡量一個民族或個人文學水準的唯一尺碼麽？如果是這樣，諾獎會是什麽標準？這個標準又由誰來執行？執行者本身是否本著客觀公正的研究態度？在我們爲諾貝爾文學獎瘋狂的時候，有誰真正考慮過這些問題？有誰注意過那些瑞典文學院士們的眼睛，他們是否抽空了自身的喜惡和愛憎，冷靜面對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的文學經典？

審察百年的諾獎名單，可以看到，從1901年至1998年爲止，共有95人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其中法國、美國、英國、德國、瑞典、義大利、西班牙、俄國等8個國家占59人，加上丹麥、挪威、波蘭、愛爾蘭，則有71人。其中他們又是這麽分佈的：法國12人；美國9人(不包括有美籍的布羅斯基)；英國6人；德國、瑞典各7人；義大利、西班牙各6人；俄國5人(包括布羅斯基)；丹麥、挪威、波蘭、愛爾蘭各3人；瑞士、智利、希臘、日本各2人；澳大利亞、比利時、印度、哥倫比亞、芬蘭、瓜地馬拉、冰島、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尼日利亞、埃及、墨西哥、南非、特裏尼達、葡萄牙各1人。很明顯，諾貝爾文學家族重心放在了歐洲和美國，斯堪的納維亞人的價值取向明顯傾斜。令人豔羨不已的所謂文學界的最高獎項讓人懷疑，它是否真正代表了文學界唯一，公平的衡量標準？這項世界上最具權威的文學獎在它100年的歷程中，是否一直遵循的是諾貝爾「理想主義」的選定原則？

「通常」和「非通常」

諾貝爾，這位理想主義的偉人在1895年時寫下有關諾獎遺囑，對於文學獎他如是寫道：「此獎的一部分贈予在文學上創作出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它由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頒贈，我特別希望，在頒贈獎金時，不要考慮候選人的國籍問題，只要他是最適合的人選，不必顧及他是否爲斯堪的納維亞人。」

還是讓瑞典文學院常務副秘書長宇冷斯藤自己來說話，他在1984年給歐洲華人學會會員黃祖瑜先生的回信中承認說：「瑞典文學院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寫作的作家作品，瑞典文學院已經深深感覺到這些問題的存在，這種感覺非自今天，從頒發獎金開始時，就已經有了......大家熱烈地要求，在物色文學獎金的可能得獎人時，也應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語言文字和文化領域......」

瑞典人認爲：「解決問題要靠翻譯家，要靠研究院本身的努力，要靠院士、譯者、文學、研究者的密切合作」，他們認爲，即使有語言和文字障礙上的困難，也不能交給非西語國家和非北歐國家的文學專家們做，瑞典人不願意把自身的大權交給「局外的文學專家」們，而讓自己充擔一個「橡皮圖章」的作用，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既然有了私心，就不免在評定的時候依個人偏見使這項大獎有失公平。在瑞典的18名院士中，只有馬悅然院士可以直接閱讀中國的文學作品，其他人都要藉助翻譯。語言轉換帶來的誤差令文學感染力大打折扣，而專家們的愛國熱情、年齡取向、文化差異及其政治立場也影響著他們的評判標準。宇冷斯藤的坦白承認，表明了諾獎的許多侷限和不公平性，不知道熱衷於諾獎，並視之爲最高榮耀有如受封的國人們看過之後以爲何如？

我本「蒼白」？

而西方對於中國文學的認識，也偏差到了可笑的程度。《國際先驅論壇報》是美國一家有影響力的報社，針對歐洲讀者共同發行。2000年初至今，只有一期介紹中國文學的，說的卻是衛慧的《上海寶貝》。文章發表後不久，即有某歐洲大學圖書館托訪問學者在國內購買此書。試問：我們是否希望歐洲乃至全世界的評論界都認爲《上海寶貝》是中國文學目前發展水平的代表？難道我們指望衛慧給中國爭取諾貝爾文學獎？

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一直被冷待著，那除了自己在暗中使勁兒、等著出人頭地的那一天，似乎沒有再向他敬禮的必要，假如還要想著別人最終會賞你點東西以示公平，你就伸長脖子等著吧，等那東西到了你手裏時，它可能已經變味了。

有批評家對諾獎拒絕中國文學諸事作過很深的自省，問題的指向一般朝向國內文壇，語氣很焦急。比如，葛紅兵對20世紀的中國文學就作了全盤的否定。他認爲：「沒有一個人可以從內心讓人佩服，沒有一個人能成爲人們的導師，沒有一個人能在人格上無懈可擊，就是魯迅，老舍，巴金等在史書上流光溢彩的作家們都無法稱之爲大師.....」而劉再複則對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進行了比較冷靜的評價，他認爲，20世紀的中國文學總的來說因爲體制的原因，作家的靈性與個性消磨殆盡。從30年代到90年代初，即使是原來在文壇上很有建樹的作家，後來因爲走入了大集體的「黑圈」中也無所建樹......

或者膜拜，或者抨擊，或者自省，在世紀初的文壇上，我們已經被這頂理想主義的文學桂冠折磨得太久這才是真正的「喧嘩與騷動」。

能不能別再提諾貝爾文學獎了。 (2000/10/13)

相關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