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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昕
2000-12-15
旅居法國的中文作家高行健獲得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非但沒有激起海內外華人的集體性歡呼，反而引發廣泛的爭議甚至惡言相向。在高度政治化的中文世界中，發生這樣的"高行健現象"並不令人意外。這一文化事件凸現出文學與政治的糾纏不清。
筆者不是文學評論家和文學史家，對於高行健及其文學作品沒有資格評論。但是，作爲政治科學家，嘗試釐清一下"高行健現象"所凸現的政治意涵，尚屬份內。通過對於在網路世界衆多文字的解讀，筆者發現"高行健現象"至少涉及九個雖然相互關聯但又各不相同的政治。
首先當然是諾貝爾文學獎政治性問題。高行健獲獎之後，海內外最爲普遍的聲音，便是質疑諾貝爾文學獎究竟是文學獎還是政治獎。
針對這一質疑，評審委員會當然嚴辭否認政治因素滲入評獎的考量。但是，其《新聞公報》僅僅提到高行健的三部作品，而在評價《一個人的聖經》和《逃亡》時，通篇表述的是作品的政治內涵。其原文如下：
"小說的核心是對中國通常稱爲文化大革命的令人恐怖的瘋狂的清算。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真誠筆觸詳細介紹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後作爲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觀者的經驗。他的敍述本來可能成爲異議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絕這個角色，無意當一個救世主。他的文學創作沒有任何一種媚俗，甚至對善意也如此。他的劇作《逃亡》不但讓當權者惱怒，也曾在中國民主運動中引起同樣程度的非議。"
第二,媒體的政治化。可以說，海內外所有媒體，在處理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新聞時，都遵循了"政治第一，文學第二"的原則。
中國大陸之外的媒體在尚未瞭解高行健的文學成就之前，先對其政治立場瞭如指掌，並且迅速加以傳播。通過這些媒體的報導，人們很快知道，高行健是一個流亡作家，曾經強烈譴責鎮壓天安門運動的政權，並且發誓只要中國仍在極權統治下，在有生之年絕不回到中國。美聯社記者在採訪高行健時，主要關心他是否會利用這一新增的榮譽，來發起一個反對中國政府的論壇。加拿大的《國家郵報》甚至發表社論，號召人們以高行健爲榜樣，用文學藝術來暴露政權暴力的本質。
受到控制的中國大陸媒體自然瞭解高行健的政治傾向，於是對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重大文化事件採取冷處理。與此相對照，臺灣媒體則趨之若鶩，，並且不斷重復這樣一個"事實"：所有華人都對高行健獲獎無不感到榮耀與驕傲，唯獨如何如何。但真正的事實是，在除了以外的華人中，並非所有人都爲高行健獲獎感到榮耀和驕傲。
第三，身份政治學。同樣的觀點由不同身份的人來表達，便産生不同的政治效應。
中國作家協會的負責人在第二天評論說："中國有許多舉世矚目的優秀作品和文學家，諾貝爾獎評委會對此並不瞭解。看來，諾貝爾文學獎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識。這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
中國作家協會的這番表態，激起海內外衆多人士的強烈不滿。香港有媒體把高行健獲獎稱爲"中國人的光榮"、而中國作協的表態則爲"中國人的悲哀"。
但是部分海外中文媒體、西文媒體也發出過這一質疑。德國文學評論家MarcelReich-Ranicki在電視節目屋難□鬧刈嗷中批評說："我不反對中國人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對於評審委員會拿它當政治手段來濫用卻無法茍同，這應該不屬於文學獎的功能。"
說什麽不重要，關鍵在於什麽人在什麽場合說。
第四，中國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中國作協的態度引發激烈反彈，當然同這一組織的官方性有關。中國官方對於這一文化事件的處理，引發人們高度關註文學與政治在中國的關係。
持溫和立場的人們呼籲中國官方持開放的立場，並且調整文化政策，讓文學藝術有更大的自由表達的空間。對於一向視中國爲極權主義煉獄的人們來說官方組織的這番作爲，又爲他們的批判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火藥。海外中外文媒體常常援引高行健本人的形容，宣稱在極權統治下"恐怖無所不在，從勞改營到日常生活，人的天良都被扼殺了。"
然而，在爭議高峰過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11月5-10日在廣東肇慶召開第十一屆年會，與會者普遍高度評價了高行健的《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讚揚了他堅持不做政治工具的姿態，批評中國作協的政治化表態，並且有人強烈批判了政治權力對於文學批評的壓制。
生活在海外自由世界的人們或許會擔心，這些膽大妄爲的批評者可能會面臨無所不在的恐怖。
第五，不同政府反應的政治性。無論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何人，都同外交沒有關係。但是，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卻對高行健獲獎發表與中國作協類似的負面評論。除此之外，中國政府機構(例如文化部)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臺灣總統陳水扁代表臺灣政府和人民，向高行健獲獎表示恭喜，並稱這是華人社會的驕傲。臺灣立法院的一些立委建議將瑞典皇家科學院對高行健的頌辭列入立法院的記錄。有趣的是，當中國大陸的運動員獲得奧運金牌時，臺灣政府官員，還有衆多媒體，並不視之爲"華人社會的驕傲"，也鮮有恭喜之辭。
香港特權政府的一個官員也在一定的場合對高行健獲獎表示祝賀，儘管他透露香港的公共圖書館沒有收藏奸檣交。但是這一表態馬上引發另外的質疑。香港的一些人士要求香港政府邀請高行健訪問香港，並且希望該官員表態"敢不敢"這樣做。
法國總統和總理都向高行健表示祝賀。總理若斯潘在賀信中提到"這不僅是對您遼闊的藝術天分的認可，也是對您的政治立場的承認。"
高行健宣稱他討厭一切政治。那麽，他是否討厭這些政治人物對他的祝賀呢？
第六，華人與中國人的政治性。華人與中國人的關係，現在成爲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政治論題。宣稱自己是華人但不是中國人的人，不計其數，儘管其理由各異。有關高行健獲獎的爭議，爲這一爭議添上了新的佐料。
陳水扁認爲高行健獲獎是華人社會的驕傲。在他的詞典裏，華人與中國人絕對分屬兩個辭條。有趣的是，不少人認爲高行健以法國人的身份獲獎，並不是中國人的光榮。也有不少人認爲，高行健獲獎是他個人的光榮，與中國人無關，似乎也與華人無關。持這種看法的人中，最著名者是蘇曉康和哈金。
著名文學史家夏志清表示第一次有中國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由海外的中國作家獲獎，與兩岸無關，既不是大陸本土作家，也不是臺灣作家，這是很公平的交易。看來，無論大陸還是臺灣，似乎都有一些問題，不配同諾貝爾文學獎有緣。
高行健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不得而知。在一個是否是中國人已經成爲一個政治問題的時代，人們最好不要向宣稱討厭一切政治的高行健提出這樣的問題。
第七，迫害與流亡的政治性。海外中文媒體和西方媒體在介紹高行健的時候，幾乎無一例外強調，高行健在中國受到迫害，因而被迫選擇流亡。《紐約時報》在11月20日發表了一篇題爲"追求自由而一夜成名"的文章，在解釋高行健被迫選擇流亡的原因時，該報援引高行健本人的回憶說，在中國，任何文字都要爲歌功頌德，即使爲兒童、少年寫的讀物也概莫例外，在那裏，一切都被政治化。
熟悉中國改革以來歷史(特別是文學藝術史)的人都知道，高行健在歷時不到百日的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受到波及，被列入戲劇界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之一。對於這一經歷，高行健自己在獲獎後大而化之地說："我的作品在大陸都被認爲是有政治問題，全部被禁，我最後無法呆下去，才出來。逃，這是唯一的辦法。"
有關高行健受到迫害的說法也受到人們的質疑。有訊息說，高行健在最專制的文革時期入了黨，還上了五年黨校。著名的網上自由作家馬悲鳴譏諷說，高行健在入黨熱時入黨，出國熱的87年出國，退黨熱時退黨，避難熱時宣佈再不回到那個專制的祖國。
第八，出版檢查制度的政治學。在強調高行健受到的迫害因而流亡的所有文字，都會強調他的作品在中國大陸被禁止出版。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多數媒體對於這一重要的政治現象大多語焉不詳，只是強調高行健的《靈山》只能早法國、臺灣、瑞典和澳洲出版，只有《紐約時報》的文章大膽告訴西方的讀者，高行健的全部作品自1985年以來在中國被禁。《紐約時報》沒有提及另外一個事實，即《靈山》交也未能在美國和英國出版。
然而，新加坡的一位高行健研究者和一些網上的文章澄清說，《高行健戲劇集》在1985年由大陸的群衆出版社出版，印行3000冊，《對一種現代戲劇的追求》1988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印行1000冊。《靈山》的版權代理人、法國的Aube出版社曾經同大陸的出版社商談該書的出版，但因權益問題未達成協定。
在高行健獲獎前，他的書在中國大陸究竟是被禁止出版？還是由於出版社由於經濟因素不願意出版他的作品？還是一個謎。當然，在高行健獲獎之後的政治化浪潮中，他的書在一定時期內肯定在中國大陸被禁止出版。
第九，文學水平、讀者與權威的關係。高行健獲獎造成"高行健現象"歸根結底在於人們對於高行健文學水平的高低評價不一。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高行健得獎訊息傳播出來時，不少人所問的問題居然是"高行健是誰"？甚至許多華文文學的愛好者和研究者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尤其不瞭解他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
高行健的作品是否"曲高"，因爲筆者不是文學行內人，不敢妄斷，但是"和寡"卻是一個事實。他的最重要作品奸檣交在臺灣出版多年，銷量僅爲3400冊。《靈山》譯成英文，其譯者陳順妍博士歷時兩年，才使之在澳州出版，而在全球最大英文文學市場美國和英國，居然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其《一個人的聖經》中文版才賣出200冊。
我敢大膽假設，在臺灣、香港、美國的衆多大學，《靈山》都沒有被列入文學(甚至當代華文文學)的比讀書。許多作家、文學評論家在接受採訪時尷尬地宣稱沒有讀過《靈山》。網上有人尖刻地質問，爲什麽衆多中文作爲母語的人有眼無珠，要有待瑞典的專家來指點迷津。
很多人爭辯說，《靈山》不暢銷並不說明任何問題，因爲文學水平不能用暢銷書排行榜來衡量。但是，這一爭辯依然沒有解釋如下的事實，即相當數量的專家和讀者，在其作者獲獎前，對這一被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譽爲"無與倫比的罕見的文學傑作"居然視而不見，然後在其獲獎後又爭當這部"文學傑作"再發現的弄潮兒。
看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對於文學品位和判斷力具有某種宰製性。那麽，它緣何擁有這種宰製性？的確有待我們加以政治經濟文化學的全面分析。這種宰製性的意涵，究竟代表專家對大衆的宰製？還是少數專家對多數專家的宰製？西方文化品味對中國民族文化品味的宰製,抑或歐洲人對非歐洲人的文化宰製，必將成爲不少專家學者們未來的談資,甚至研究的課題。
"九"這個數位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最"的含義。把"高行健現象"涉及的政治說到了"最"的層面，肯定會引發厭惡一切政治的高行健及其擁戴者的厭惡。還是到此打住爲好。
多維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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