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價」

——評高行健在瑞典皇家文學院的演講

送交者: 懷疑者 於 December 13, 2000 06:13:36:

不久前，人們驚訝地獲悉，一個並不知名的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被授予了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10月7日，他在瑞典皇家文學院作了題爲《文學的理由》的演講，儼然以文學代言人自居，發表了他對文學本質的一番宏論。細讀這篇演講，人們會發現，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關於文學的言論到處充斥著自相矛盾。也許這正是這位以「自由」自我標榜的作家出於某種「利益」的需要不得不出賣自由的結果。

高先生說，「文學之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國界，超越民族意識，如同個人的存在超越這樣那樣的主義」。「作爲語言藝術的創造者沒有發言權給自己貼上個現成的一眼可辨認的民族標簽」 。誠然，真正的文學作品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必然具有人們共同欣賞的價值。但曆史表明，越是有普遍性價值的文學作品，往往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正如人們常說的，就文學藝術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爲正如作家的存在總是一定的國家和民族的存在一樣，他的文學作品也總是反映一定國家的人們的生活，並從一定的民族的角度去反映普遍的文學價值的。作家固然沒有必要爲自己貼上一眼可辨認的民族標簽，但任何作品的民族特性往往是能夠一眼可以辨認出來的。其實，任何好的文學作品必然是人類的普遍性與民族的特殊性的統一。高先生說，「強調民族文化的特色」「不免令人生疑」。我看，更令人生疑的是高先生對文學超國家、超民族性的片面強調。如果認真讀一下高先生的演講，就會發現，他之所以強調文學是「超越國界、超越民族意識」的，無非是想爲他放肆攻擊祖國的文學特別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劫難」和「奄奄一息」，尋找心安理得的
理由而已。

高先生說，「文學原本與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文學對大衆不負有什麽義務。」「文學只能是個人的聲音，而且從來如此。文學一旦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爲文學，而變成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文學「沒有任何功利的考慮」，「文學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學的本性。」「文學要維護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不成爲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個人的聲音」。總之，在他看來，文學創作的自由是絕對的個人自由，它超乎國家、民族、人民之外，超乎政治、經濟、道德的考慮之外，不負有任何義務。

當然，文學作品不能也不應該成爲單純的政治說教或工具，不能也不應該成媚俗的、單純迎合市場需要的低級趣味的東西。然而，之所以如此，恰恰不是因爲高先生所說的文學只是個人想怎麽說就怎麽說這種自言自語的本性，而是因爲文學除了抒發個人感情之外，還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它對國家、社會和人民擔負著一定責任。連高先生也不得不承認，「能經久不朽的作品當然是對作者所處時代和社會的一個有力回答」。其實，高先生也並不是毫無政治立場，完全不考慮功利的。他在演講中大罵中國的「文學革命和和革命文學」，其政治立場可不謂不鮮明；他因爲瑞典文學院授予其諾貝爾獎而大爲感激，甚至迎合西方某些人的政治需要而對中國文學進行無情的抨擊，其「功利的考慮」不可謂不明顯。

高先生說，作家是「一個普通人」，不能「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義的化身」說話。「一個人不可能成爲神，更別說替代上帝，由超人來主宰這個世界，只能把這世界攪得更亂，更糟糕。」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高先生的演講通篇卻把作家看成是一個與他的國家、他的民族、他的人民都毫無關係的赤裸裸的個人，顯然這樣一個生活在現實社會之外、不食人間煙火的抽像的個人不可能是「一個普通人」，只能是一個被神化了的人即「超人」，他的自言自語和獨白即文學也「只能把這個世界攪得更亂，更糟糕」。俗話說，兩極相通。一個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人與一個自稱和人民毫無關係的人，其實質都是將自己封爲「超人」，換句話說，都只能是一個狂人。這一點連他自己都有所意識。他說：「他人固然是地獄，這自我如果失控，何嘗不也如此？弄得自己爲未來當了祭品且不說，也要別人跟著犧牲。」

高先生作爲一個華人作家，本來在世界華人中並無多少知名度，他的代表作《靈山》也並無多大影響，他本來的確只是「一個普通人」。然而，他卻「碰巧」被授予了諾貝爾文學獎。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不知道是不是命運把我推上這講壇，由於種種機緣造成的這偶然，不妨稱之爲命運。」於是乎，他感覺自己一下子成了一個超越國家、民族、政黨、階級和集團之上的「超人」，開始飄飄然「以文學的代言人和正義的化身」講話，以「人類苦難」的代言人講話，並因此對瑞典文學院感激涕零。他說：「尊敬的院士們，我感謝你們把諾貝爾這獎給了文學，給了不迴避人類苦難、不迴避政治壓迫而又不爲政治效勞獨立不移的文學。我感謝你們把最有聲譽的獎賞給了遠離市場炒作不受注意卻值得一讀的作品。同時我也感謝瑞典文學院讓我登上這舉世注目的講壇，------我想，這大抵正是這諾貝爾文學獎的宗旨。」

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先生，不僅出乎高先生本人的意料，更出乎世界華人的意料。在華人作家中文學成就比高先生大得多的大有人在，按說比他更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也大有人在，然而唯獨高先生得到了此殊榮。這其中，除了文學的原因之外，可能別有隱情。這一點世界華人很明白，高先生更是心領神會。高先生明白，這不一定是對他的文學成就的獎勵，而是對他與衆不同的個人自由主義文學觀的獎賞。於是，他就利用瑞典文學院這個講壇大談「文學的理由」，以說明他獲獎的理由。但是，正如他在演講中所說的：

「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換取別的甚麽，自由這鳥兒就飛了，這就是自由的代價。」也許，高先生認爲，發表一個演講對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做一番攻擊，是他獲得諾貝爾獎必須付出的「代價」。諾貝爾文學獎自産生以來，通過把該獎項授予有傑出文學成就的作家，對世界文學事業産生過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的確也出現過一些出於政治等非文學理由的授獎情況。此次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先生就難免有此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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