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大爆炸的紐約世貿大樓裡裡外外,孩子和女人驚恐地狂喊,一時間,血肉橫飛;大爆炸之後,在巴勒斯坦,人們歡喜慶祝,大街上,孩子們露出驕傲而愉悅的笑容,穿著傳統服飾的女性,儘管裹在重重布裡,還是掩不住滿溢的狂喜。
這兩組孩子、這兩組女人,天涯海角,原來並不一定有機會認識彼此,此刻,卻彷彿處在事件的兩個極端,互相對照出人類心靈的幽黯國度;在那個國度裡,沒有誰是絕對的是,也難說誰又是絕對的非,一個悲劇是另一組人的喜劇,而這種殘酷野蠻、荒謬矛盾,我們從來不陌生-如果你要計算世貿大樓的死傷人數,也許來自巴勒斯坦的文化大師薩伊德(EdwardW.
Said)也有故事可以說:「父親只用他典型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言明巴勒斯坦的整個情況,也就是:我們失去了一切」(見《鄉關何處》第一五九頁)。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並且這些故事往往互相幹擾,爭著要攫取敘述的權力。那麼,沒有機會「給個說法」的人們,該如何讓人聽見?所以,恐怖主義,或許是某種絕望主義吧。絕望的人無法意識危險,也無法感知殘忍-與他的絕望相比,生命並不具數量累加的震懾;不論牽涉到多少生命,都只是他自絕望中吶喊一聲時的小小回聲,他自己的生命亦是如此。因而一旦他的絕望化為行動,便顯得亢奮,而且冷靜;他也不會對無端被拉進死亡事件的人們懷抱不安與歉疚,因為,在他看來,一切都是應然,都是必然,不是偶然。
紐約的大爆炸距離我們很遠嗎?也許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近。在政治上、在生活裡、在每天的一呼一吸間,不少人不自覺地把其他的人擠進窒息的空間裡,無所不用其極地要教人感到絕望,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探測人性的底線,手段之激烈、態度之顢頇,終於引發出如同山洪暴發一般的抵抗力道,如同電影《第一滴血》裡的藍波所說:「是他們讓我流出了第一滴血」,一旦有了這第一滴血,後續的殺戮、報復,便如骨牌。
那些不給人留有餘地的人,或許是有意識地要操作絕望的力量來完成他偏執的堅持;也或許是,他們根本無能感受到絕望,一旦反撲,會是多麼的巨大的破壞與摧毀。
尼采說,上帝已死,所以我們自由了;卡謬卻說,上帝已死,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更大了。是否正是這般自由與責任的對抗,因而衍生出如今這覆蓋著絕望的人間煉獄?如果能夠,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且練習,不要讓人流出那詛咒般的、絕望的第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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