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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會在別人講話時豎起耳朵，並無所用心的翻翻報紙，但我絕不是第一個。
在陳水扁的專機上安裝竊聽器的，和在江澤民專機安裝竊聽器的，說不定就是同一個金髮藍眼的傢伙，不過他也遠遠不是第一個。那些從街頭小販中購買違禁玩具竊聽器的中學生們及其部分家長，自然也不是。
我們都在沿用一種極其古老的方法，滿足各自一種極其古老的慾望。小時候看童話與神話故事，那些巫師都有一面鏡子，可以從中聽到窺見遠方的事件。這算比較早的竊聽者了，有些像今天的電腦駭客。如果關於無産者和資産者的劃分曾經是成功有效的，那麽關於竊聽者和被竊聽者的劃分，也許更加入木三分。去年大陸一部火紅的青春電影《藍色愛情》，裏面有一句臺詞，說人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創作者，他創作生活，而另一種則是被創作的素材，他們活在別人的作品裏。我們容易想到明星和fans的關係，但在這裏，你應該想到的是竊聽者和被竊聽者的關係。
當我得知陳水扁的波音飛機裏發現竊聽器，我想到的話題與政治無關。還有一些偷窺偷錄者，他們的目標也許與色情有關，但政治與色情都並非竊聽或偷窺的動力。偷窺與竊聽本身，就是一種超出了色情與政治之上的慾念。看與被看，就有些充滿統治與被統治的味道。關於偷窺與竊聽，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類型。有明確目的或者沒有明確目的。所以目的反而不重要。在武俠小說中，一切陰謀的敗露幾乎都是靠竊聽而識破的。竊聽者居高臨下，躲在屋頂或者一棵大樹上（連道貌岸然的岳不群也免不了俗），偷聽別人說話。此時的感覺類似於一個主宰者。好像電影《楚門的世界》裏，那個導演在控制室的螢幕上看見楚門時的感覺。所以套用現代經濟學的說法，主宰與被主宰的關係，也許並不取決於財産權的不對稱，而是取決於資訊的不對稱。
所謂上帝，就是全知全能的那個人。而全知正是全能的前提。如果我可以全知，我也就可以全能。就像科幻電影《回到未來》裏，那個從未來世界買回來一本各種比賽成績記錄的傢伙一樣，一回到現實世界就成爲超級富翁。或者像哈耶克對於經濟計劃制定者的批評，因爲你無法全知市場的所有資訊和每個人的不同偏好，所以你就不能全能的安排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所以你註定就是瞎指揮。
所以我們需要竊聽和偷窺？我們需要在資訊的佔有中成爲人上人，就像在財富的佔有中一樣？
我們通常將竊聽與個人的隱私相聯繫，認爲這是對於某種精神利益的侵犯。然而這個「竊」字含義深刻，說明竊聽本質上是一種偷盜行爲。竊聽與偷窺盜竊的都是對方的一種資訊。即便這種資訊是不具有消費排他性的共用資源（比如裸體），這種偷盜都會使被共用的資訊發生貶值。而且更重要的是竊聽與偷窺的行爲，從本質上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在涉及情色的偷窺中，有一種故作大方的觀點，所謂「看就看，姑奶奶又不少二兩肉」式的瀟灑。然而此言差矣，重要的不是看到了什麽，而是悄悄的不爲人所知的竊聽與偷窺狀態，帶來了資訊的不對稱，帶來了被窺視者的慌亂。我們常言，老天無眼。其實老天也許是有眼的，只不過老天絕不會和你大眼瞪小眼，老天若是睜開眼，你一定是不知道的。換言之，老天之所以成爲老天，就因爲人家是全知全能的竊聽者和偷窺狂。在這樣的竊聽者面前，你的慌亂是與生俱來的，這種慌亂來源於無知。如同柏拉圖臨死之言，「我其實什麽也不知道」。
擺脫這種慌亂的方法只有兩個，一是信仰，一是竊聽。信仰那個全知全能的竊聽者，或者竊聽其他的人，在竊聽與被竊聽的傳銷隊伍中發展自己的下線。
話說到這裏，已經挑明了。竊聽和偷窺，其實就是一種來自造物的品質。如果你傾向於信仰，你可以按照托馬斯‧阿奎那的邏輯進行推理。一個傳銷隊伍不可能沒有一個最初的上家。竊聽我們的人又會被別人竊聽，所謂竊聽者人恒竊聽之。這種聯想不可能上溯到無窮，那麽最早一個竊聽者是誰呢？必然有一個最初的竊聽者，啓動了這一系列。這個最初的竊聽者不是別人，正是竊聽的本源，即上帝。
所以竊聽這件事本身，與我們懷著的世俗目的或及內容都無關。如果要你選擇可以面對面明目張膽的觀看，或者坐在幕後偷看，你會選哪一種？我會選擇偷看。因爲偷看時可以一面舒舒服服的摳自己的腳板。也許上帝或老天就是這樣幹的。所以看見不應該看見的東西倒在其次，只有竊聽和偷看這種方式，才能滿足我們模仿上帝的慾望。才能讓我們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變成竊聽者與被竊聽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
亞當和夏娃爲什麽會被逐出伊甸，我現在認爲並不是原罪的問題，而是因爲上帝在伊甸園裏裝滿了竊聽器和攝像頭。就像蘇聯人曾經在美國大使館裏做的那樣，害得美國人搬出來，自己重新又修一座。所以今天美國人在別國政要的飛機上安放竊聽器，這種行爲的實質與竊聽的政治內容無關，它的實質是在模仿上帝，它的實質是在把美國與他國的關係變成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但我說到的「統治」，不是世俗含義上的，而是精神領域中的高人一等。一個全知全能的國家，也就是一個上帝之國。
上帝，就是高科技，就是竊聽器、windows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代名詞。
全知全能還有一重意義。因爲只有全知全能的人才能充當人間的審判者，懲戒和寬恕，愛與審判，之所以成爲可能，都在於上帝居高臨下的那種全知全能。所以一個問題是，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間，審判如何成爲可能？甚至民主如何成爲可能？
世俗的法官，就往往成爲極力模仿造物的一種人。電影大師基耶洛夫斯基的《紅色》，講述了一名法國的退休老法官。他曾審理一個案件，被告是一個水手，老法官在法庭上宣判他無罪，但最後發現自己並沒有找到事實的真相，實際上那個水手的確犯下了罪行。於是在真相與虛假之間分辨了一輩子的老法官，退休之後無論如何想不通，他無法擺脫對於「找到絕對真相」這一使命的惡夢般的糾纏。於是竟然在家中長期竊聽和偷窺鄰居的秘密，從而企圖扮演一位真正的法官，一位不動聲色的竊聽者，一個無線電波和攝像頭面前的上帝。他對於全知全能的渴望，以及在法官職業生涯中那種被真相矇蔽了一輩子的羞辱感，已經接近於偏執了。
這讓我們想起沙朗斯通在電影《偷窺》中，坐在電視監視系統面前如癡如醉的觀看鄰居的私生活。儘管這與老法官的目的迥然不同，似乎一個清高些，一個離我們的世俗念頭更近。
但我還是傾向於認爲，其本質完全相同。竊聽器與攝像頭，是一種足以摧毀人與人之間平等關係的武器，我比較誇張的認爲這種危害比核武器對人類的危險更大。因爲它是日常的。美國在911事件後擴大了警察使用竊聽器的許可權，我又要因此提到一部電影《國家的敵人》，這部電影向美國人揭示了美國政府龐大的竊聽和監視系統，據說很多美國人看了這部電影后回到家都不敢開著燈做愛了。我懷疑在這樣一個系統面前，根本沒有民主的立足之地。因爲民主不會發生在竊聽者與被竊聽者之間，就像不會發生在上帝與亞當夏娃之間。可惜似乎美國人在經歷了一夜之間的災難後，把竊聽的危險淡忘了許多。
波音飛機和windows代表著一個方向，壟斷者越來越像一個上帝，並以世間的審判者自居，這個上帝在伊甸園裏安放下越來越多的竊聽器和攝像頭。所有的人被分爲兩種，竊聽者和被竊聽者，就像人們曾經被分爲有産者與無産者一樣。平等的理想開始一去不返，我們活在慌亂當中，唯一的方向不再是信仰，而是豎起耳朵，努力竊聽我們的下線。
天啊，我都說了些什麽。一個關於竊聽與被竊聽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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