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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是普通人，會走路，會說話。擁抱、親吻、牽手，都不會傳染艾滋病。」年僅11歲的南非艾滋病人恩科西-約翰遜向全世界道出了艾滋病人的心聲，恩科西是全球矚目的艾滋病鬥士。而今恩科西已去，但南非社會並未因此而接受艾滋病人。兩年前一名女子在承認染病後遭暴民圍毆致死，而她的家人則不斷收到死亡恐嚇，至今仍不敢出席死因聆訊。衛生部門承認，艾滋病仍被視爲恥辱。在這種敵對氣氛下，要南非人正視這種「世紀絕癥」、接受並關注病人及其家屬，仍有漫漫長路。
南非艾滋病人的境遇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相形之下，我們這裏的環境讓人覺得幸福得多。
可就在這「幸福」背後，卻也有著一場切切實實的「冷戰」。
「冷戰」即發生在這座城市，發生在離我們不遠的身邊。
長寧法院日前受理的，上海市首例艾滋病隱私侵權訴訟案中的艾滋病患者之父劉哲，即是這場「冷戰」中的主角。
艾滋病患者之父的「絕對隱私」成了全廠皆知的公開秘密，從此，劉哲在異樣的眼光中，過著人非人、鬼非鬼的生活。
至此，忍無可忍的劉哲開始了一場捍衛「艾滋病人絕對隱私」的艱難「征戰」。
過著人非人，鬼非鬼的生活
有關劉哲的故事還得從頭說起。
去採訪艾滋病人的家屬劉哲，心裏總有些惴惴不安，懷著如是心情，來到了他的家。劉家乃典型的「窮街」，低矮破敗的屋舍，昏暗的光線，逼仄的空間，陳舊的傢俱，門上貼著的「福」字也顯得黯然……我的採訪還不能讓左鄰右舍聽到，本已是悶熱的小屋還得緊關房門，就在這昏暗與燠熱中，我聆聽著劉哲和太太訴說著他們的坎坷經歷……
30歲前，劉哲的生活可謂平平坦坦，劉哲佈滿血絲的雙眼閃現出幾許的迷離，似在感喟命運的起伏無常。劉哲做夢也未想到，人到中年，本想與妻兒一起享受溫馨的生活，可「急流險灘」洶湧地出沒於他的生活中，兇險得令他感到窒息。
「但我們不信命，不認命，只相信自己，相信科學！我們不怨天，不怨地，只想討個公道！」
劉哲的第一個訴訟，是將造成其兒子輸血染上艾滋的三家單位告上法庭，可此案審理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卻因種種原由而遲遲沒有判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輪的訴訟正在進行。
劉哲在此番訴訟請求中寫道：被告李穎侵犯了我的隱私權，並使我的人格遭受損害，故要求其恢復我的名譽，並賠償名譽隱私精神傷害費5萬元。
劉哲用他樸素的語言在起訴狀中敍說著這麽一段令其倍感辛酸的經歷：「我孩子1987年因顱內出血，被診斷爲血友病。後因長期使用鮮血和血製品(八因數)，不幸感染上了丙肝和艾滋病。因藥費昂貴，只有在廠領導簽字後，方才可以報銷。當時出於對廠領導的無限信任，將兒子患艾滋病的情況和盤托出。不料，沒多久，全廠竟人人皆知，據瞭解所知，是經手簽字的工會副主席徐某將這事告訴了他的老婆李某，之後李某又將我孩子的病況在全廠上下廣爲傳播，一時間傳得沸沸揚揚，以至造成了我不能同正常人一樣工作生活。
「我原本是水電工，隱私被傳播後，領導將我調做勤雜工，工資也被降下一級。1999年，有關負責人知道我孩子的病情後，就叫我不要在廠裏隨便走動。某天下班乘廠車回家，我同廠裏的曹調度正在車廂裏說笑時，親耳聽到工會副主席的老婆在身後叫了一聲『曹調度，當心他的口水！』此言一出，當下整個車廂裏即鴉雀無聲。之後，廠裏有關我的流言四起，1999年7月，分廠領導又多次找我，說全廠對我兒子的病反響很大，故叫我不要再到食堂裏去吃飯了，飯碗更不準拿進食堂的視窗裏，爲了避免與我接觸，飯菜票也不要付了，月底結算，從工資裏扣除。還叫我不要再投考勤卡，如我再投，其他職工就都不投了……更有甚者，我拿過用過碰過的東西，我前腳走，別人後腳就把它扔進了垃圾筒。我用過的電話別人不用，要用酒精反復擦拭……工友們都像避瘟神一樣躲得遠遠的，哪怕與我說話也距離一米多遠……我拿出自己艾滋病檢查的報告給同事們看，報告上寫得清清楚楚，一切正常，可還是於事無補。我在廠裏過著長時期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生活，人們的冷漠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壓抑的氣氛令我感到窒息，人像是要發了瘋似的！迄今孩子死了快一年了，可廠裏的情況依舊，我實在忍無可忍，告上了法院，以要求恢復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生活，恢復我原來的工作和工資待遇。我的隱私權和人格權受到極大的侵害，要求精神賠償！」
在異樣眼光中度日如年
按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應爲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保密，但爲什麽在劉哲的單位，他兒子患病的「絕對隱私」會成爲公開的秘密？
對此，廠方的解釋卻是，當初一些媒體曾予報導其兒子輸血染上艾滋病的情況，用的雖是化名，但職工們一看自然就與劉對上了號。可這個說法一直不能讓劉哲信服，因爲至今左鄰右舍，親朋好友都不知道他兒子患的是艾滋病，甚至包括他的丈人。劉哲疑問：按理說，這些人應更瞭解我家的情況，可他們爲什麽就沒對上號呢？
「我這樣做人算什麽？！」劉哲說他更想不通的是，他給記者看了其所有的診斷書和健康證明，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是：上海市衛生防疫站艾滋病毒抗體檢驗報告，檢驗結論一欄裏清楚地寫明——「陰性」。但面對全廠世俗和恐懼的眼光，科學在此時也顯得蒼白無力。劉哲無奈地告訴記者，這些情況他曾多次向領導反映，但實際境遇卻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觀！
去年6月，劉哲夫婦痛失愛子，他當初天真地想：小傢伙走了，這下廠裏總該讓我透口氣了吧？！可現實卻讓他再度陷入絕望之中。
斜刺裏傳來的一句「當心他的口水！」使車內暫態鴉雀無聲。但這樣的死寂卻無法平抑劉哲內心的波濤，他震顫了，自尊心受到的侮辱，令他決定再也不乘廠車了，不管這條路有多遠，風雨有多大。還是在這天，當他在11點準時到食堂吃飯時，卻發現每天此時熱鬧無比的食堂卻出奇地安靜。飯堂不大，他卻感到無比的空蕩；雖說正值炎夏，可他還是感覺到了從心底透出的絲絲徹骨的涼意。在一些人的鼓動下，工友們連續幾天，在單位裏集體「罷吃」，而都跑到外面去吃。只爲避開劉哲——現在的劉哲去食堂打飯也只能是遠遠地避著同事，默默地一個人，把飯碗識相地、遠遠地放在視窗外面，服務員看也不看其一眼，打完飯即扭頭一邊……
在別人的冷眼中，劉哲度日如年。
同一車間，幾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友，也是眼下全廠屈指可數的幾位還願意與其聊天的同事，當他們談到劉哲的遭遇時，也是欲言又止，其中一人對記者說，自廠裏人知道他兒子得了艾滋病後，就開始傳得沸沸揚揚，甚至有人當著他的面說，要當心他的唾沫，直到現在，廠裏上上下下都對他避而遠之，惟恐他身上有什麽病毒似的。對於他的處境，車間裏幾個熟悉他的工友都非常同情，但這種同情僅限於我們幾個，我們都只是普通工人，對於全廠來說，我們是無法左右的，更無力改變全廠職工對他的歧視態度。比如劉哲坐廠車，別人在車上說三道四，我們能去堵別人的嘴嗎？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就算劉哲本人有艾滋病，平日裏的一般接觸也不會傳染，但當一個艾滋病患者，包括他的家屬真的站在面前的時候，很多人就怎麽也邁不出靠近的一步。
被告夫婦喊冤枉
找被告李穎一直未果，其家裏的電話始終無人應答，直至採訪的最後期限，記者方才撥通了她家的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李穎的聲音，第一句話即是：「劉哲說的一點都不是事實。他說的曹調度根本就不在車上，更何況一車子的人都說沒聽到這句話，當時我根本也沒注意劉哲坐在哪一排，告人要有證據，我什麽時候，與什麽人說，他拿得出證據嗎？
「劉的話純屬無中生有，我感到非常氣憤，這真是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做夢也沒想到自己都退休了，還惹上這等事情。這一個月來，沒睡過一個安穩覺，越想越氣，人都瘦了好幾斤。
「知道就知道了，傳播他的所謂隱私對我有什麽好處？劉哲對媒體除了他兒子生病的事講的是真話以外，其他概不屬實。過往一些有關他兒子患艾滋病的報導出來，廠裏上下職工看了很氣憤，都說廠裏對他這麽好，他還這樣，真是得寸進尺。
「我在廠裏呆了30多年，平常與劉哲根本不搭界的，上班，進廠門就進入自己的車間，與其渾身不搭界。記得當時廠裏爲他兒子的病還進行全廠的募捐活動，我還捐了150元呢！廠裏沒有虧待他，同事們也不會無緣無故與他過不去。
「他要繼續告，就讓他告吧，我不怕告，因爲他沒有事實證據！」
話說至此，李的丈夫，該廠的現任工會副主席徐以潔接過了話筒：我是5月18日接到法院的通知，有些吃驚，一輩子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作爲妻子的委託代理人，我也參加了庭審。
「劉哲在訴狀中說，是我因給他報銷醫藥費簽字而知道了他兒子患艾滋病的隱私，既而告訴了我老婆，老婆再傳了出去。這真是無稽之談。其兒子因廠裏的勞保關係，醫藥費的確經我手簽字報銷，看到的僅僅是醫院出具的發票，具體的診斷書和病情壓根兒看不到。
「加之還有一個時間先後的問題，在我接受爲其負責報銷簽字之前，部分媒體報導其兒子因輸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情況就在廠裏傳播開了，人們很容易就對號入座。故說是我和太太傳播了他的隱私，那是不真實的。
「廠裏經濟效益差，但對劉哲開來的就醫發票我們都是破例報銷，一路開綠燈，廠長親自簽字，優先及時報銷，讓他能儘快拿到錢。目前廠裏的上崗職工共有150餘人，全廠去年年底即拖欠職工30多萬元的醫藥費，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劉哲的藥費報銷，那麽多年卻從未延誤過，只是最後幾個月稍稍延遲，可末了也是一次結清，11103元。爲了劉哲的一次結清，全廠職工一個月的藥費報銷統統讓路，停止一個月。
「另外，由於對他兒子及他本人的病情寄予同情，廠黨政工發動全廠上下職工進行了兩次募捐，共捐得人民幣4000餘元。還有一次，企業曾專門配備轎車送劉氏父子去醫院就診。其次我和總支書記等三人也曾湊了500多元錢，讓他去看病。」
廠辦主任：欲撥雲見日澄清事實
翌日我們與攝影記者一起又來到了位於東諸安浜路上的該廠總部，廠辦主任張大梁接待了我們：
「確如徐以潔所述，事實是企業對劉氏父子患病生活的關心，企業領導和職工是付出一顆關愛之心的，做了應做的事，何來歧視？！
「1998年2月，企業內部機構調整，原設備科撤消，原人員部分下崗，當時即考慮到劉哲家庭困難，故安排其在管子車間做維修工。1998年5月，管子車間生産任務又不足，部分一線工人也待崗，企業再次考慮到劉哲的實際困難，將其調入門衛室工作。之後劉哲自己又生開放性結合性胸膜炎，在家休養了一個多月，再來上班，當時全廠已有近80人處在待崗狀態，廠裏上下群衆的確反映較大，認爲像劉哲這樣的情況，發給他基本工資，讓他回去算了。可廠裏最終還是頂住輿論，千方百計想辦法，安排了他的工作。這一切的事實說明，劉哲的工作調動與歧視無關，相反還是給予了他特殊的照顧。
「過去，我們與劉哲的關係都蠻好，劉哲屬兔子，故大家都親切地喚他『小兔子』。至於不讓其打卡，不讓進食堂買飯，不讓其用飯菜票等情況，都不是硬來的，侵犯人權是不得了的事，這點常識我們還是懂的。當時許多工人對劉哲的情況存在畏懼情緒，他們向領導反映，劉哲要是插考勤卡，他們就統統不插；劉哲要是把飯碗放在食堂，用飯票買飯，他們就統統不吃。工人的反映實在太大，我們也迫於壓力，爲顧及雙方，以保證正常生産，故採取折中辦法，讓劉哲暫時不投卡考勤，吃飯飯票每月結算。這些我們都是事先與其商量過的，得到了他本人的同意後，才有此君子協定的。這點事實我們特別要澄清，讓大家能瞭解真相！這些做法充其量也只是爲了迴避矛盾，決不是有意歧視，故意刁難！廠方領導也做過努力，比如搞宣傳，張貼關於科學認識艾滋病的海報，甚至還請來醫生做宣傳，這一切都沒有用，工人們不聽呀。
「人的心態不好，就很難與其溝通，就拿前幾天發生的一件事來說吧。劉哲在衝動之下，拿了把鋒利的三角刮刀去找領導……現在事情變得越來越僵，越搞越大。我們也是將心比心的，他兒子沒了，外面債臺高築，欠了十幾萬元的藥費，前一樁官司已有兩年多了，至今未打贏……胸悶呀！若他心態不平和下來，頭腦一發昏，很容易做出許多衝動荒唐的事。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我們希望有話好好說，化解一切內部矛盾，廠裏也會盡全力幫助劉哲去打贏52萬元的前一樁賠償官司的。」
臨末了，主任再三表示感謝，說這還是媒體第一次詳實地對此案的被告李穎徐以潔夫婦進行採訪，以及聽廠方領導說說心裏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