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衣雲

看漫畫看了二十多年了。常常想，跟漫畫的不解之緣已經到了根深柢固的地步了吧。當學生的時候背著老師父母，和同學們分享著絞盡腦汁弄到手的漫畫書，那種記憶回想起來是那麼的溫馨。老朋友見面了，幾段寒暄之後，總會問起：「對了，『千面女郎』和『尼羅河女兒』完了沒呀？」漫畫、卡通已經是我們那個世代以來的人共通的記憶了，就像我們的上一代講起布袋戲的雲州大儒俠、漫畫的諸葛四郎一樣，那樣溫馨又會心一笑的溫暖。 

漫畫與動畫是我們這個世代的童年與成長的歷史，所以，我們也牢牢地記得總放在漫畫最後一頁的「國立編譯館審查通過　熊先舉」的字樣。也許終我們一生，這個名字都會在我們的腦海裡，伴隨著漫畫被塗改、被打壓的歷史。 

漫畫有著它被強附上的原罪。因為它以圖畫為基礎容易接受、因為它的閱讀難度低而廣布性高，所以，它被視為兒童的讀物、被視為煽動性的出版品。於是，兒童、青少年的問題總就輕易地與漫畫連上了關係。這是當然的。對社會來說，它是多麼容易的代罪羔羊，讓其他一切問題都遮掩了起來。 

於是，經過漫畫審查制十多年的桎梏後，每隔一時期，漫畫總要被拿出來韃伐一番，彷彿這已是一種慣性，一種不把漫畫當成創作的慣性，抑或是即使漫畫是一種創作也不得享受創作自由的慣性。 

只是，在彷彿民主自由的氛圍中，我幾乎以為這樣的慣性已經消失了。 

幾天前忽而在長鴻出版社的網頁上，發現了一個叫作「臺北市漫畫及人體圖片出版品租售管理自治條例」，也就是臺北市政府單獨規定，以後在臺北市出售的漫畫，封面上一律必須放上封面大小十分之一尺寸的「普」或「限」的字樣，以保護青少年。 

反反覆覆看了這條新聞四、五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限制級的漫畫封面上不早就有「限制級」的一條標示了嗎？什麼時候，漫畫分級制的落實，竟與標示的尺寸大小有了決定性的關聯？如果「限制級」這一行字沒有辦法阻止未成年人閱讀不適齡的作品，那麼，訂定法規的官員們憑什麼認為巨大的標誌就有嚇阻的效用呢？標誌的尺寸除了破壞了創作與封面設計的自由外，大概也只剩下滿足做官的人那種「我有做事哦」的心態吧。 

頓時間，那段「漫畫審查制」中漫畫受盡打壓的過去又浮現在眼前。激動的我寫了抗議的信件投進了臺北市政府的信箱。臺北市府的效率很好，第三天就收到了迴音，只是，令我瞠目的是，回信裡暗指著我反對了大多數民眾要求分級的民意，同時表示分級制是中央的規定，叫我去找行政院新聞局抗議。然後，告訴我這法案已到了市議會，與市府早無相關了。 

從頭到尾，對「標誌尺寸大小與傷害創作自由」這個重點，隻字不提。 

再一次反覆看著自己的文字與對方的文字，看對方是從何處看到了我是反對分級制的。當然，語言學家說的，文字語言就是為了誤解而存在，就像做官的總是打官腔一樣吧。 

其實想說的只是，漫畫不是青少年的專利。而青少年的保護也不是做做樣子的標示就能達成。 

分級制的立意是好的，但好的立意不必然成為「善」的結果。沒有辦法落實的好的立意，只是一場官場走秀的徒然。而利用一個善的名義，去實施違憲並侵害人權的作法，不免讓人杯弓蛇影，擔心起下一步又會是怎樣的恐怖傷害。 

蠶食總是一步步開始的。 

也許有一天，臺北又會回到那段看不到漫畫的空白日子。 

最終想起的是那句法國大革命裡的名言，只是，這一次變了個樣子：「保護青少年呀，多少罪假汝之名而行之。」 

（作者著有「私と漫畫の同居物語」一書，現於日本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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