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 發表於美洲《中國時報》海外版「雕蟲篇」專欄，1983年11月19日】（此文提出了古典政治學的一些內容，應該是受益於漢娜阿侖特，但是卻仍以庸俗的選舉民主來做結論。汗顏）
香港聞人胡應湘因為「一九九七」問題與中共副總理谷牧晤談。鑑於中共政策的多變，胡不信任地說：「我擔心將來我會成為階級敵人。」谷牧則答說：「一定不會，除非你搞政治。」
谷牧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凡搞政治的都是階級敵人或反革命，因為谷牧自己就搞政治。我推想谷牧的意思是說：在中國有搞政治和不搞政治的，在搞政治的裏面，谷牧和他所代表的統治階級是革命的，其他的就是反革命的階級敵人，至於不搞政治的當然就是「廣大人民羣眾」了。對谷牧來說，階級敵人是壞人，反革命是不應該做的壞事，因此谷牧的話可以歸納為：人民（被統治階級）不應該搞政治。
現代社會裏，人民的生活和政治息息相關，有時候很難劃分搞政治與不搞政治。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在大陸提心吊膽的生活著，因為就算一個人主觀上不想搞政治，由於生活和政治脫不了干係，還是時時有危險變成階級敵人。文革「無限上綱」的時代如此，現在依舊。
從這個角度看來，谷牧對胡應湘的回答並不能安慰胡應湘，因為人民在實際上很難不搞政治。不過，這並不是這篇文章關心的重點，我關心的是谷牧的觀念與其哲學。我想談的是，人民不應該搞政治（雖然在實際上，可能沒法避免搞政治），這樣的一個價值判斷究竟對不對？這個判斷背後有著什麼樣的假設或哲學？
為了評價谷牧的想法，我們必須回顧歷史，找出一個截然分成兩種人的國家，一種人是搞政治的，一種是不搞的，然後觀察這兩種人及那個國家，以便幫助我們找出評價的根據。很巧，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國家，就是古希臘的城邦國家。
在古希臘，人們以家庭為自然組合的單位，一個家中有主人及許多奴隸，奴隸與家畜農具等相同，被視為一種生產工具。每一個家庭都自成一生產單位，由於生產條件之惡劣，每個人都必須依附於一個家庭，因此奴隸即使能離開家庭也沒有辦法生存。在家庭中的生活，是純粹為了生存，奴隸永遠活在一個私人的天地中，他的生活就是單純的經濟生活。一切的活動都是為了維持家庭的產業，生存的目的就只是生存。
家庭的主人由於不需擔心生活問題，他們生活在公共的天地中，就是所謂「拋頭露面」的生活，他們參與政治、管理或者捍衛國家。也許有人問，為什麼家庭的主人要過政治生活呢？為什麼不躲在私人的天地裏？為什麼要在公共的天地裏費盡心力，甚至犧牲性命去搞政治呢？答案是他們要表現出他們的卓越：他們在軍事上的卓越，口才雄辯的卓越，統治技術的卓越等等；由於卓越的表現，他們有了榮譽，和最重要的──人的尊嚴──人不再和禽獸一樣了，人的生存有了生存以外的目的，不再是為生存而生存了。
禽獸和奴隸之所以被認為是不自由的，並非因為他們不能為所欲為，或者必須聽命於主人，而是因為「饑、渴、性」是他們真正的主人。禽獸與奴隸只追求饑、渴、性的滿足，他們就算主觀上覺得自己能為所欲為，非常自由（如一隻小鳥任意飛翔），但是只要他們受著生物性必然的限制，只要是為了生存而生存，只要他們的生活是純經濟性的，他們就沒有真正的自由。當然人不是天生就有為奴的傾向，很多時候只是因為必須在生存的邊緣掙扎，無法脫離純經濟性的生活，所以沒有自由及尊嚴。這也是為什麼人的解放總是以物質的解放為前提。
古希臘家庭的主人為什麼是自由的？因為他本可以活在一個私人天地裏，但他選擇了在公共天地裏表現他的卓越，他的選擇超越了「饑、渴、性」的滿足，使他不受生物性必然的限制，所以他是自由的。在古希臘，真正的自由只存在於公共天地的政治生活中，不搞政治就沒有自由。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他的意思就是：人的本質是政治性的，不搞政治就不像人，不是人，就沒有做為人的尊嚴，就與禽獸無異。
現代社會和古希臘最主要的不同是：古希臘時代所沒有的國民經濟，把家庭經濟吸收成一個大體系，在公共天地中進行著。本來是在私人天地裏進行的經濟活動，現在變成在公共天地裏了。本來是件私事的經濟活動，現在變成公共事務，這就是社會生活的開始。社會生活的出現，入侵了私人與公共天地。社會生活是原有的經濟生活變質的結果──由小生產到大規模生產，也因此由家庭經濟到國民經濟。另方面，社會生活亦使得政治生活變了質，參與政治實質上是為了經濟的目的。政治權力成了經濟利益的保障或來源，政治紛爭只是階級紛爭的延長，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人的生活和政治息息相關之故。政治自由不再是真正實質的自由，而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另一方面，私人天地被縮小到只有人與人親密性的隱私，甚至連個人心靈的深處都受到社會生活的威脅，因此男女的羅曼蒂克愛以及個人的反抗一致性（comformity），被前所未有的重視……。這是個複雜的題目，我不想再多談。但從上面所說的種種，已足夠讓我們批判谷牧的想法了。
谷牧在觀念中把人民看成四化的生產工具，希望人民只從事經濟活動，為生存而生存，連政治的形式自由都要否定，都要剝奪。谷牧式的想法基本上就是說人民只要有日常生活的自由就可以了，政治上的自由其實可以不必了。他的推理大半是：隨著四化的發展，路票糧票等為了適應貧困條件的限制將逐步取消，人們將擁有很大的日常生活的自由，這對人民而言，也就夠了。為了保障日常生活的自由，政治自由必須加以「限制」，以保持「安定團結」。
但是我們說，在私人天地裏是沒有自由的。所謂「日常生活的自由」絕不是真正的自由，那種「自由」只是禽獸奴隸式的「自由」。政治自由在現代社會雖只是形式的自由，但這卻是達到最起碼實質自由的保障，否定政治自由或人民搞政治的權利就是不把人當人看。
對於一個不把人當人看的統治階級，盼望它會改革，只是一種幻想罷了。
谷牧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凡搞政治的都是階級敵人或反革命，因為谷牧自己就搞政治。我推想谷牧的意思是說：在中國有搞政治和不搞政治的，在搞政治的裏面，谷牧和他所代表的統治階級是革命的，其他的就是反革命的階級敵人，至於不搞政治的當然就是「廣大人民羣眾」了。對谷牧來說，階級敵人是壞人，反革命是不應該做的壞事，因此谷牧的話可以歸納為：人民（被統治階級）不應該搞政治。
現代社會裏，人民的生活和政治息息相關，有時候很難劃分搞政治與不搞政治。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在大陸提心吊膽的生活著，因為就算一個人主觀上不想搞政治，由於生活和政治脫不了干係，還是時時有危險變成階級敵人。文革「無限上綱」的時代如此，現在依舊。
從這個角度看來，谷牧對胡應湘的回答並不能安慰胡應湘，因為人民在實際上很難不搞政治。不過，這並不是這篇文章關心的重點，我關心的是谷牧的觀念與其哲學。我想談的是，人民不應該搞政治（雖然在實際上，可能沒法避免搞政治），這樣的一個價值判斷究竟對不對？這個判斷背後有著什麼樣的假設或哲學？
為了評價谷牧的想法，我們必須回顧歷史，找出一個截然分成兩種人的國家，一種人是搞政治的，一種是不搞的，然後觀察這兩種人及那個國家，以便幫助我們找出評價的根據。很巧，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國家，就是古希臘的城邦國家。
在古希臘，人們以家庭為自然組合的單位，一個家中有主人及許多奴隸，奴隸與家畜農具等相同，被視為一種生產工具。每一個家庭都自成一生產單位，由於生產條件之惡劣，每個人都必須依附於一個家庭，因此奴隸即使能離開家庭也沒有辦法生存。在家庭中的生活，是純粹為了生存，奴隸永遠活在一個私人的天地中，他的生活就是單純的經濟生活。一切的活動都是為了維持家庭的產業，生存的目的就只是生存。
家庭的主人由於不需擔心生活問題，他們生活在公共的天地中，就是所謂「拋頭露面」的生活，他們參與政治、管理或者捍衛國家。也許有人問，為什麼家庭的主人要過政治生活呢？為什麼不躲在私人的天地裏？為什麼要在公共的天地裏費盡心力，甚至犧牲性命去搞政治呢？答案是他們要表現出他們的卓越：他們在軍事上的卓越，口才雄辯的卓越，統治技術的卓越等等；由於卓越的表現，他們有了榮譽，和最重要的──人的尊嚴──人不再和禽獸一樣了，人的生存有了生存以外的目的，不再是為生存而生存了。
禽獸和奴隸之所以被認為是不自由的，並非因為他們不能為所欲為，或者必須聽命於主人，而是因為「饑、渴、性」是他們真正的主人。禽獸與奴隸只追求饑、渴、性的滿足，他們就算主觀上覺得自己能為所欲為，非常自由（如一隻小鳥任意飛翔），但是只要他們受著生物性必然的限制，只要是為了生存而生存，只要他們的生活是純經濟性的，他們就沒有真正的自由。當然人不是天生就有為奴的傾向，很多時候只是因為必須在生存的邊緣掙扎，無法脫離純經濟性的生活，所以沒有自由及尊嚴。這也是為什麼人的解放總是以物質的解放為前提。
古希臘家庭的主人為什麼是自由的？因為他本可以活在一個私人天地裏，但他選擇了在公共天地裏表現他的卓越，他的選擇超越了「饑、渴、性」的滿足，使他不受生物性必然的限制，所以他是自由的。在古希臘，真正的自由只存在於公共天地的政治生活中，不搞政治就沒有自由。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他的意思就是：人的本質是政治性的，不搞政治就不像人，不是人，就沒有做為人的尊嚴，就與禽獸無異。
現代社會和古希臘最主要的不同是：古希臘時代所沒有的國民經濟，把家庭經濟吸收成一個大體系，在公共天地中進行著。本來是在私人天地裏進行的經濟活動，現在變成在公共天地裏了。本來是件私事的經濟活動，現在變成公共事務，這就是社會生活的開始。社會生活的出現，入侵了私人與公共天地。社會生活是原有的經濟生活變質的結果──由小生產到大規模生產，也因此由家庭經濟到國民經濟。另方面，社會生活亦使得政治生活變了質，參與政治實質上是為了經濟的目的。政治權力成了經濟利益的保障或來源，政治紛爭只是階級紛爭的延長，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人的生活和政治息息相關之故。政治自由不再是真正實質的自由，而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另一方面，私人天地被縮小到只有人與人親密性的隱私，甚至連個人心靈的深處都受到社會生活的威脅，因此男女的羅曼蒂克愛以及個人的反抗一致性，被前所未有的重視……。這是個複雜的題目，我不想再多談。但從上面所說的種種，已足夠讓我們批判谷牧的想法了。
谷牧在觀念中把人民看成四化的生產工具，希望人民只從事經濟活動，為生存而生存，連政治的形式自由都要否定，都要剝奪。谷牧式的想法基本上就是說人民只要有日常生活的自由就可以了，政治上的自由其實可以不必了。他的推理大半是：隨著四化的發展，路票糧票等為了適應貧困條件的限制將逐步取消，人們將擁有很大的日常生活的自由，這對人民而言，也就夠了。為了保障日常生活的自由，政治自由必須加以「限制」，以保持「安定團結」。
但是我們說，在私人天地裏是沒有自由的。所謂「日常生活的自由」絕不是真正的自由，那種「自由」只是禽獸奴隸式的「自由」。政治自由在現代社會雖只是形式的自由，但這卻是達到最起碼實質自由的保障，否定政治自由或人民搞政治的權利就是不把人當人看。
對於一個不把人當人看的統治階級，盼望它會改革，只是一種幻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