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美洲《中國時報》海外版，1984年10月18日】
我們時常聽到人談知識份子的立場、人格或骨氣云云，但却很少聽人談卡車司機或理髮師的立場與人格。如果探討箇中原因，將可幫助我們對現代知識份子（尤其是文科的〉之地位有所了解。
在過去農業時代，經濟是以自給自足式的小規模生產為主，在這種生產模式中，人對社會關係中的壓迫與分工是非常清楚的。例如，農民在自己田地上的工作所得屬於農民自己，在封建主的公田所做的工則歸封建主，農民很清楚地知道公田的工作是無報酬的；封建主也無法主張他的平白所得，是由他在農民種田過程中所冒的風險和所貢獻的智慧、知識和能力等換來的。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大家庭的分工關係裡，如果大哥負責種菜，二哥從事養豬，然後大哥以部分的菜和二哥的一些豬交換，他們彼此也很明白：並不是菜或豬本身有什麼可比較的價值，所以幾斤菜才換來幾斤肉；交換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兩人的分工關係。
在這種比較簡單清楚的社會關係中，人的立場亦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很多人以為一個士有沒有「賣與帝王家」，只要看看他的經濟來源就可以了；如果拿的是朝廷的俸祿，或者是「養士」，那麼這個士（即知識份子〉就喪失他獨立的立場。如果士在首陽山隱居或辭官歸故里後悠然地「採菊東籬下」，在自己的小經濟單位中生活，就被認為有獨立的立場。
現代知識份子談立場問題時常常受到上述這種觀點的影響。
一個封建時代的觀點自然不適用於現代社會，更何況這個觀點忽略了士間接地對帝王家之依賴關係：「五穀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士，本身並不耕種，他不可能以耕種為職業，而必須靠家產和土地對農民剝削。如果沒有帝王所支持的封建體制，他也無法生活，因此「獨立的立場」云云只是表面的說詞而已。
現代經濟體系不再是許多自給自足的小經濟單位聚合而成，它本身是一個龐大的整體，不再是家庭經濟而是國民經濟，家庭分工擴大為整個社會的分工，可是也因此掩蓋了實質的社會關係：農夫甲將菜拿到市場上出售，用所得的錢買了農夫乙的豬肉，這過程很容易對當事人造成一種幻象，以為他們的交換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菜和豬肉本身「值錢」，而不是二人彼此的社會分工關係。但事實上，若沒有這種社會關係存在，交換是不可能的，而這種分工關係和大哥種菜二哥養豬例中的家庭分工關係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只不過使用了貨幣幫助交換而已。
所以現代人不論在公家機關或私人企業、在私立大學或中央情報局工作，就經濟來源這一角度而言，是無所謂立場獨立與否的。通過在現代經濟體系的社會關係中扮演角色，依賴著這個社會關係，正如在野的士亦依賴封建關係一樣。有人以為自已做生意，或給私人企業打工，就有獨立的立場。這是他們為幻象所騙，以為自己的工作能力或腦汁本身值錢，因此可換來生存所需之物質，而不是因為他們參與到整體的社會關係中。
在現代社會中存在著利害相衡突的社會團體，各個社會團體也有自己的知識份子。文科知識份子則是在意理的領域裡，為自己所屬的社會團體之利益辯解，將自己團體的利益投射為全民的利益。在這一點上，則有另一種意思的「立場問題」；換言之，一個知識份子的言論為哪個社會團體的意理服務的問題。
在這種意思下的立場問題，重要的是知識份子的言論內容──是揭露主宰社會團體的意理？還是掩蓋它？最不重要的則是知識份子「個人」的問題；例如，個人出身的問題（黑人知識份子可能為白人團體服務，男人可以為婦解發言等等〉，經濟來源問題（魏京生可能是公安局的眼線，或拿外國人的津貼，但這和他言論的立場沒有關係〉。
可是很多人只喜歡從經濟來源這類封建觀念來看立場問題。他們強調的是「人」的立場，而非「言論」的立場，並且把立場和「人格」「骨氣」等道德判斷扯在一起，大談什麼「士可殺不可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又特別重視自己的「道德形象」，以為自己可以獨立於社會各團體的利害，或有一種絕對且超越社會團體利害的道德，來判斷人格或骨氣。但其實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在社會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掩飾起來，自鳴清高與自抬身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