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小董為筆名，發表於《民主台灣》雜誌第37期，1985年4月1日，11-12頁】
我們收到這篇來稿於去年9月初。由於《民主台灣》的拖延出刊，迄今才與讀者見面。這期間發生了江南案件以及隨之而來的「一清專案」，證實了文中所分析，即情治人員與黑社會密切結合的論點。作者進一步分析造成這種結合的社會結構因素。這種結構不改變，黑社會就不可能根除。因此，雖然有「一清專案」的掃黑之舉，台灣黑社會並不會基本根除；即使竹聯幫消滅了，必有另一個類似幫派掘起。──編者識
不久前，台灣的大新聞是「瘋狂殺手」李慧昌和黑社會對治安的惡化影響。這些新聞側面暴露出來的是，台灣情治單位對黑社會的囂張之無能為力。可是情治單位真的無能為力嗎？有人懷疑。
懷疑的原因是，台灣從事情治工作的人非常之多，直接與間接的總數在數十萬左右。例如，郵電單位裡的檢查人員，國民黨組織中的細胞，各公司工廠機關中的安全人員，還有正式編制裡的情治人員，自成各個不同的系統，有如一張巨大的情報網，將台灣罩的密不通風。以這樣的能力組織何以不能對付黑社會問題？有人問。
答案是，這個強大的情治保安力是用來對付政治上的離心份子（大部分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喜歡競選的黨外人士等等），而不是用來對付黑社會的。所以，離心份子的郵件與電話，來往朋友與社會關係，情治單位都瞭如指掌。對重要的離心份子則日夜監視跟蹤，想盡辦法錄下他們一切的對話，甚至當他們在國外旅遊時也不放過。至於一般的老百姓，若有對政府不滿的情緒及言論，或訂閱購買黨外雜誌，都可能被工作單位或鄰里的情治人員「登記有案」。
如果這股強大的情治保安能力是用來對付黑社會的，台灣的黑社會還可能存在嗎？試想，如果每個不良幫派都被特務內線滲透，如果黑社會巨頭到菲律賓買槍械，在日本或香港與外地黑社會聯絡等種種活動，都在治安單位掌握之中，如果遍及全台灣的大小細胞，無不注意其附近的不良份子，台灣的黑社會問題不可能如此嚴重的。總而言之，台灣政府是有能力解決黑社會問題的，「非不能，乃不為也」。
為什麼台灣政府不願意解決黑社會問題呢？其可能原因有二：首先，黑社會與情治單位本身的錯綜複雜關係。眾所周知，國民黨的起家和黑社會有很大淵源，這個歷史的性格一直存在於黨內。情治單位的強大權力，註定了其腐化的命運──黑社會的龐大收益必然有可觀的部份流向具有特權、操人生死命運的情治人員。台灣黑社會與情治特權的結合並不是什麼小道消息或宮闈秘史，而是人們生活的現實狀況。根據「時報週刊」的報導，在黑社會巨頭的家中都可以看到黨政要人的題字。這種結合並不是偶然或奇異的巧合，而是體制的必然產物。黑社會雖然困擾一般小老百姓，但卻對國民黨政治控制上有幫助。黑社會份子是最容易收買的一群，很可以利用來作為攻擊改革人士的打手。
國民黨不願意認真對付黑社會的第二個原因是，黑社會威脅的不是黨政要員，而是一般人民。黑社會的存在強化了情治人員對現存體制的依附性──政府給中下層情治人員的是正式薪水，黑社會則是情治人員的外快津貼來源。黑社會既控制了社會的某些死角，對黑社會容忍就可以使黑社會對現存體制效忠，因而加強了政治的控制力。另外一方面，政治離心份子威脅的卻是國民黨的政權，因此必須盡一切力量予以鎮壓。
國民黨政府常常宣稱，政治離心份子會威脅一般人民生活的「安和樂利」，其實這些離心份子從事的是和平民主改革，真正威脅人民生活的卻是與國民黨勾結的黑社會。1978年高雄事件時，國民黨便用辦法挑釁和平改革者，並利用黑社會份子製造暴亂，以嫁禍當時的黨外人士。換言之，國民黨關心的並非民眾生活的「安和樂利」，而是政權的獨享。
從另一件事可以看出國民黨並不關心人民生活的安定，只關心政權獨裁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台灣偷竊之風甚盛，大部分的竊案都無法破獲，警方也不重視竊案。可是對於銀行竊案或搶案卻非常重視，往往投下大批警力財力，非要偵破不可。主要的原因是銀行的錢是國民黨和資本家所有，因此必須追討回來；至於小老百姓的家財，就不在「尊重私有財產」的範圍以內了。
有人或許會想，要改革台灣的政治及社會，應該用龐大的情治系統網全力對付黑社會，而非離心份子就好了。但是任何一個社會若有像台灣這樣龐大的情治系統，不論用它來對付黑社會或其他人，都將使正常的民主生活成為不可能。因此，我們應考慮的是，黑社會的存在條件是什麼？情治系統為什麼會存在？是什麼樣的體制產生這一對雙生子？
在一個由上而下分層控制的社會裡，政治上的層層壓迫和經濟上的層層壓迫是對應的。人們組織生產的方式並不是自願的結合，自行管理或監督，而是由上而下的控制，以保證工作的紀律。人們所產生的產品也不屬於工作的人，而由上層的人決定分配。當經濟的榨取剝削愈大時，政治上就需要有愈強的控制力，情治系統就扮演了一個吃重的角色。以具體的例子來說，台灣工人想罷工時，老闆的後台總有警總與調查局撐腰。
因此，要解決黑社會問題，不是要強化情治單位的力量，或企望當權者以情治系統來全力對付黑社會，而是應廢除黑社會與情治系統所賴以存在的體制，改變人們組織生產的方式。這就好像，在一個偷竊動機已經消失的社會中，警察與小偷的存在都是沒有可能與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