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投書以王文英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晚報》1989年4月15日】
鄭南榕事件發生後，有不少媒體提到他在反對運動中的「困境」，這個困境主要是來自他的「外省人」身份，還有一些媒體把他的某些性格表現關連到他的「困境」。不管怎樣，筆者覺得今天有必要談一談外省人參與反對運動時應有的「心理建設」，俾使外省人的參與成為有利民主事業的建設性力量。
反對運動中的外省人事實上是外省人中較有前瞻性的，「先知性」的人，他們扮演著媒介的角色。可是這種媒介性的角色也充滿著自我欺騙的可能危險性，尤其當這些先知分子只關心自我的「罪的潔淨」，而與大多數外省人斬斷關係，不再關心他們的希望與恐懼，媒介性的角色就告失敗，而這些人則一味尋求與本省人寄生性的認同，把全部本省人都看成是受苦的、正義的化身。這樣一來，這些先知份子懷著懷恨自己而贖罪的心情，就會捲入一場無休止尋求被本省人接受與認同的過程。
「外省人—本省人」的關係絕非簡單的「壓迫—被壓迫」，事實上台灣社會中的被壓迫者計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同樣的， 壓迫者中外省人與本省人都有。反對運動中的外省人是被壓迫的外省人之天然代言人，如果能扮演好這個角色，則反對運動必將因被壓迫者的聯合而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