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何方為筆名，發表於《中國時報》開卷，1989年11月13日。原題為：〈神祕的結構群〉】
解嚴後，台灣大量翻印大陸學術著作，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將作者冠以假名，像這樣的「台灣經驗」，讓大陸知識界怎麼想呢？
在解嚴以前，台灣翻印（經重排後）大陸書籍的作法有好幾種，有的是完全改頭換面，有的則只將作者名字修改，比較惡劣的作法是出書人冠上自己的名字為作者或編者，當然這已算是欺世盜名的剽竊行為了。
解嚴以後，大陸書大量出土，許多是西方理論的翻譯，但是此問的出版社仍然採用過去的手法，尤其南方、雅典與結構出版群三家為甚。
例如，《結構主義時代》被改為《當代法國思想》（雅典）。《現實主義論》和《托爾斯泰論》則是從大陸出版的《盧卡契文學論文集》抽選而出，但卻交代不清。這類的例子很多。
其實比較負責的作法是註明原書的出版單位，這樣讀者也可以了解此書是翻印過來的。如果台灣方面曾加以潤飾或改動術語，也應當註明，否則讀者無法信任此書所提供的資訊。
這種翻印手法造成的副作用是，有時候讀者會把台灣作家自己譯的著作，誤認為翻印大陸之作。
假如台灣以大陸原譯為藍本，全部或部分改譯某書，也應當說明這種情形。例如，近日有的「結構出版群」，不斷出版一些西方譯著，書後則常標示著「結構出版群複校」或「校對」、「主譯」、「審譯」等字樣。而沒有其他交代，非常神秘。
這是一個很不負責的作法，對於想鼓勵中譯的學術文章造成很大困擾（因為不敢引用來路不明的資料），而且使讀者即使在面對真正台灣譯者時，也有懷疑的陰影。
例如，結構出版群的《必要的緊張關係》是否即是大陸的《必要的張力》？（又：後者書名的翻譯遠勝於前者）。南方出版社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譯者署名文寶），是否係參考海外作家文宗華在香港刊物《抖擻》上之譯文的新譯？等等。
筆者希望出版社這類作法不是只為了規避原譯者的版稅，可是除了這個理由筆者也想不出其他原因。
或曰，理論學術書籍的市場狹小，台灣所翻印的大陸書，雖然已經過挑選並判斷為可能有市場的書，但是畢竟風險大，所以不負擔版稅也是可原諒的。
但是像這樣的「台灣經驗」，會讓大陸知識界怎麼想呢？這對我們的「統戰」是不利的。
從這點看來，開放大陸學術書刊進口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的學術發展，使各種冷門專業的學術書都能看得到（這些書是不可能被此地出版商看中翻印的），另方面，台灣可以是出版較有銷路的書，故而也能負擔些許版權費用。這件事被許多人議論過多次，現在缺乏的只是政府中一位敢作為的大官推動此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