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王大衛為筆名，發表於《中國論壇》30卷10期358號，1990年8月25日，77-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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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思想的、學理的論戰或思潮，在台與大陸經常發生。台灣的例子像：東西文化論戰、新馬（克思主義）熱等等。大陸的例子有：馬克思主義否為人道主義的論戰、查汝強與許良英等人在1986年關於自然哲學的論戰、陳涌與劉再復再1986年關於文藝學方法論的論戰、蔡儀與朱光潛等長期以來關於美學的論戰…等。
大陸由於近10年來時行政經變革，因而意識型態領域之鬥爭特別激烈，自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之後，就不斷出現大大小小的論戰及各種各樣的「熱」。
在這些論戰或思潮中，有一些是直接為中共的政經決策造輿論的。例如，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商品經濟的問題、大陸處於初級階段等。可是還有一些論戰即思潮與政治的聯繫就不是那麼明顯，但是其「實質」乃是中共的改革派與調整派（通稱保守派）意識型態鬥爭。
換句話說，這些論戰或思潮都有政治的蘊涵（political implication），或弦外之音，會對權力鬥爭有影響，因而對那些懷有政治目的而參與論戰或提出思潮的局內人而言，政治蘊含就是論戰或思潮的「實質」。
台灣的論戰或思潮也是一樣的，中國結之爭或內閣總統制之爭，不論用什麼學理的外貌，其政治性是很明顯的，如果局外人把握不到其政治蘊含，就會被懼內人認為「見樹不見林」。
即使是台灣過去的東西文化論戰，也有其政治蘊涵：當時李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看到資本主義正在台灣發展，但是卻看不到他們認為應該伴隨出現的政治民主化，他們不把原因歸於「台灣－美日－依賴發展」上，卻以為是國民黨的中國傳統阻撓了政治西化；所謂「全盤西化」──就是「繼續西化」──從經濟西化到政治西化。亦即，要求美式民主、兩黨制等等。（大陸的方勵之、劉曉波、〈河殤〉作者斗西化派也有相似的目的。）
對於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政治實踐理的人而言，關於馬克思的學術研究一定有政治蘊涵，甚至其本身即是一種政治干預。照這種「局內人」看來，馬克思學究（Marxiologist）的研究探索都是浮光掠影、耽於皮相。當然從馬克思學究自己的眼光來看，政治蘊涵可能並不重要，馬克思主義只要引經據典（德文版），資料豐富，合乎學術標準，就算觸及問題的「實質」了。（應當指出的是，一本書的政治蘊涵並不一定由其內容決定。例如，台灣所出版的馬克思學究之作，在解嚴以前，因為觸及禁忌，都有其政治蘊涵。解嚴後，這些著作就失去了政治蘊涵。）
1987至1989年間，大陸發生了一場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論戰。學者洪鐮德在《中國論壇》341期報導並評論了這次論戰，結果引起兩位大陸學者批評性的回應（〈要把握論戰的實質：評洪鐮德〈大陸「西方馬克思主義」論戰的述評〉〉，盛季、裘真，《中國論壇》，356期，70-80頁）。
大陸學者在文中指出，這場論戰是由「實踐發展所決定的必然發生的」（77頁）。這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之「實踐」，也竟是中共政變革的實踐；而西馬論戰則是環繞著政經變革之鬥爭的一部份。從這角度來看，這場西馬論戰有其政治蘊涵，而兩位大陸學者也是以局內人的地位來評論的。
那麼究竟西馬論戰的政治蘊涵是什麼呢？大陸學者點到為止的含蓄態度對一些台灣讀者而言還不夠清楚，所以就讓我們在此點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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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陸學者在文中指出洪鐮德沒有把握到西馬論戰的實質。這個實質就是，西馬論戰大致可分成兩派，其中「否定派」在起初的時候甚至認為西馬是反馬（克斯主義）的，後來則指責西馬是非馬（馬克思主義）的。另一派──「分析派──則認為西馬不是一個統一整體的思潮，不能一概斷定是非馬，個別的西馬中可能也有馬克思主義者。
從大陸學者的這個「實質」來看，西馬論戰的政治蘊涵是很清楚的。兩派都不否定西馬可能也是馬克思主義，就表示這世上有很多馬克思主義，不只中共過去欽定的一家之言（馬列的東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因此真理是多元的。既然都是馬克思主義，就都是正當的，所以，當分析派在政治領域的戰友──改革派──「摸著石頭過河」時，就不能將西馬扣上非馬或反馬的帽子，畢竟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一切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更有甚者，由於西馬有不少反列寧主義的成分，如果西馬也不是非馬或反馬，那麼反對列寧黨的組織原則，反對列寧對於國家與共黨角色的看法，甚至反對一黨專政，也就都不是非馬或反馬了。
不難想見的是，西馬論戰的否定派勢必要在意識型態領域中扮演呼應調整派（保守派）的角色。從否定派的眼光來看，如果承認西馬可能不是非馬，那麼將危及調整改革的底限──一黨專政；而且，由於帶路意識型態領域特殊的情況，人們不可能公開的提出反馬克思主義的主張，所以在現階段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否定派害怕有人以西馬之矛攻東馬之盾，故而乾脆宣佈西馬非馬，這樣就很難讓人以西馬來迂迴反馬。
從上述，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大陸很少談「新馬」。其實「西馬」、「新馬」都是一些標籤，本身並沒有什麼重要性。否定派與分析派之爭也不是為了字面，或標籤涵蓋了哪些人，而是在於「西馬」的定性──馬或非馬？
既然如此，何以大陸喜用「西馬」，而非「新馬」呢？因為新馬在字面上有個「新」字，似乎已經暗示了它是「非馬」，也很容易被聯想到「修正主義」、「反馬」這方面。可是「西馬」卻沒有這樣的暗示，而且還可能還意味著「西馬也是舊馬或正統馬」。
出於同樣的原因，台灣則喜用「新馬」，而非「西馬」。因為在台灣，「馬」仍意味著「共匪／叛亂」等，所以如果大談西馬，仍是為匪張目──只是此匪不是中共，而是洋人共匪；如果搞西馬熱，豈不是熱中於西式叛亂？
另一方面，台灣民間如果抬出新馬招牌，便可以表明此馬非彼馬，劃清界線：舊馬講暴力革命，新馬談人文異化等等，因而官方較難扣上帽子。
兩方對比之下，我們發現，台灣官方害怕人們以新馬之名偷渡舊馬，中共調整派則害怕人們以西馬之名掩護非馬、反馬。
大陸西馬論戰雙方雖然針鋒相對，但在意識型態領域中卻有互補作用。這個互補作用也平衡了政治領域中調整派和改革派的互補。這怎麼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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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調整派與改革派對大陸政經變革的大方向並沒有歧見，只是對變革的幅度、速度、順序等有分歧，一派代表「收」，另一派代表「放」，收與放雖然對立，但在穩定政局上卻有互補作用[1]。當然，權力集團內部的這兩派彼此鬥爭時可能會很激烈，而且兩派內部都有一些較激進的知識分子，願與人民結盟。
同樣的，在意識型態領域裡也可粗分為一元派（為調整派辯護）及多元派（為改革派辯護），兩派雖然矛盾，但卻有鞏固意識型態霸權的互補作用。正如政治上的收與放需要在兩派的鬥爭中取得平衡，意識型態的一與多也需要折衷。君不見提出「新威權主義」的正是改革派的知識分子嗎？
而且馬克思論戰中的分析派雖然主張開放、多樣的馬克思研究，但是其論述的效果也是要認可某（些）類馬克思主義研究為正當，其他則否──畢竟分析派的「分析」，意在「否定」否定派。
意識型態領域裡不可能對各種馬克思主義均完全開放並認可其正當性。否則有人效分析派「引進西馬抗東馬」策略來引進「真馬」，起不將造成精神污染與思想界的動亂？
註
[1] 關於這一點請參看陳春滿之〈把屬於人民的還給人民：以人民民者觀點試論「六四」事件〉一文第二部分，此文收於《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戰爭機器搜索群編，1990，台北唐山，127-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