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趙煬為筆名，發表於《新文化》雜誌第19期，1990年9月】
反各類支配的站在人民立場的台灣史研究，應當擺脫一種主體、意識的「大團圓」結局寫法，才能有助於被官方壓抑的衆多弱勢聲音。
台灣今年的五四静悄悄地過去了，和去年五四70周年的媒體熱況簡直不能相比。不過在媒體中還是有一篇談五四的文章很有看頭，這就是楊照先生的〈五四，異文化與台灣本位的中國史研究〉（刊於《自立早報》，1990年5月4-5日）。
楊文的重點有兩個，一個是主張從「異文化」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歷史，這也就是台灣本位的中國史研究。
這一點可說是毋庸多言的「自明真理」（truism）。任何歷史研究無不從研究者的本位出發，這是無庸置疑的5。台灣的研究者亦不例外。只是在這「台灣本位」之下尚有許多不同社會集團的本位，有的從台灣農民的本位出發，有的從台灣統治集團的本位出發等等。因此我們要注重的是歷史研究的蕴涵（implications）。
不過，「異文化／同文化」之分仍嫌籠統，因爲「異／同」原本就是互補的範疇。例如民族誌的作家在面對異文化時，總是要假定一些相同及共通的文化現象，才能著手溝通與理解。因此，重要的是，究竟我們假定了何者爲「異」，何者爲「同」，而這些假定的蘊涵爲何？例如，如果假定台灣學運和大陸六四學運完全不同性質（邵玉銘等的說法），其蘊涵是什麼？將台灣學運放進五四時代傳統的蘊涵又是什麼？等等。
楊文的另一個重點則是主張以「斷裂」的策略來研究五四或歷史。這是什麼意思呢？讓我們來看他自己的解釋：「五四運動長期以來被放置在一個『先行』的地位上。無論大陸或台灣，對五四的解釋總是依賴於對後於五四的歷史結果的評價而改變的。」「在這種理念下，五四與後來歷史發展的延續性被反覆强調。」
但是除了這種「延續」的解讀歷史策略外，尚有「斷裂」的策略，「即强調當下那個時代社會文化做爲一個有機存在的各部關連」。這也就是說，斷裂讀法强調某一歷史事件（現象、行動）和事件所崁入的社會整體結構之關連，而不意圖建立此事件與後來歷史發展的因果關連。在斷裂的讀法下，「五四期間發生的種種事件……必須被還原到當時的社會系絡裡。」
通常官方的、主流的、支配（宰制）性的歷史論述均採取延續策略，而這種策略又和「目的論」式的史觀結合起來，變成壓迫性的霸權。所謂「目的論」就是認爲事件有一種内在目的「推動」著事件的發展。例如，把過去時代或社會中人的作爲，解釋爲替現在或未來某個歷史目的結局做「舖路」的準備，或是那個目的形成的一部分，均是目的論史觀之表現。
斷裂讀法對歷史研究的啟發
目的論史觀最常見的形式便是樹立一個完美本質的主體，或一種標準、典範的主體（精神、意識）。而過去的人均是這個標準本質主體的不完全實現，他們的意識也都是構成這終將出現之主體的意識之部分。很明顯的，楊文强調斷裂的讀法，雖然不是針對目的論史觀，但是也多少有腐蝕這種史觀的效果。
不過斷裂讀法不能和反目的論劃等號。關於目的論史觀的討論，請參看《台灣／台灣研究主體性」座談會》，錢新祖、杭之、傅大爲。收於《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對文化、學術、教育的基進反省》，傅大爲著，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161-211頁。）
過去台灣史的研究在官方、主流的支配性論述下，處理一個被支配的地位，現在則開始了一些反支配的努力。但是在新起的、具有反對色彩的，有關台灣歷史之論述中，有一支流卻和官方論述方式是「鏡象」反射關係，以像「三百年共同體」這種目的論式觀點來建構歷史。這是一種「後補」官方，「準」主流的支配性論述方式值得我們警惕注意，而楊文的斷裂讀法提議，也對台灣史研究有所啓發。
楊文說「五四不應該只靠幾個「思想菁英」作爲代表，也不應該只用政治、文化任何單一層面來和後來的歷史發展接勾因果關係。」「在斷裂，切片的閱讀裡，歷史紀錄的每一個社會現象，都可以透過這樣同時性（synchronic）的貫連，擴展結聯成一個多重複雜的網。」
斷裂讀法可以對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形態中相似事物，挖掘出不同的、特殊的意義，給予我們「歷史感」。例如，像「台獨」這樣的政治主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及社會形態中有其不同的意義。在國際政治這一層面而言，「台獨」可能意味著「脫離日本，日後待中國强大後再統一。」，也可能是「脫離中國，日後待日本强大後再統一」，這種策略性的、使當時國際能接受的現實作法，史家均應明察秋毫。（前者指的是像日據時代許多中台人士的台獨主張，後者指的是像二次大戰剛結束後不久的台獨主張。）
此外，從其他層面也可以分析不同社會集團之台獨主張的不同意義。像早年留日與近年留美的台灣同鄉之差異；還有像出於「反共」、「民主」或「族群壓迫」等不同義之台獨主張等等。如果忽視這些不同的意義，那麼也就很難理解台獨主張在當時社會結構内的位置、效果等，同時也似乎缺乏了研究歷史的基本動作。
再舉另一個例子，現在很多人都預料中國將出現聯省自治的局面，如果這成爲事實，那麼目的論式的作歷史方法，也許會把大陸南方的自治和中國歷史上南方的許多獨立、自治聯結起來……等，可是像張之洞那種自治活動，從斷裂的讀法來看，其實尚有許多其他不同的意義，很難用一個幾百年共同體這樣的主體去解釋它。
沒有眞正衆聲喧嘩的歷史
總之，反支配的論述實踐不應只是「彼可取而代之」，用「三百年共同體」來取代「五千年共同體」，以一個學術正統取代另一個正統。我們要注意歷史銓釋中的學術正統或主流論述在成形時所接合的其他主流論述是什麼，以及生產正統學術的認識架構是什麼。惟有如此，我們才能警覺到論述的壓抑作用，以及哪些聲音被某種論述（權力）壓抑下去了。
從來就没有真正衆聲喧嘩的論述，也因此没有真正衆聲喧嘩的歷史。但是反各類支配的、站在人民立場的台灣史研究應當擺脫一種主體、一種意識的「大團圓」結局寫法（即前面提到的目的論史觀其他意識只是這一終極意識的不完全發展，階段性之意識）。不僅因爲這正是官方正統歷史的寫法，也因爲這樣的歷史並不能有助於那些被官方正統所壓抑的衆多弱勢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