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何方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90年9月13日。（原題為〈統派、獨派、流氓派：國是會議後在野統獨的危機〉）。後收入《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1991年，240-245頁】
多年前在海外，召開「國是會議」是和「公民自決」、「國會全面 改選」、「總統／省長民選」、「省虛級化」、「重返聯合國」、「制訂 基本法」、「修憲／制憲」、「解除戒嚴／報禁／黨禁」、「讓XXX公 開自由演講台獨三個月」、「宣告台灣獨立」等相提並論的主張，這些 主張無不被認為是「台灣人出頭天」、「台灣民主化」、「建設東方瑞 士」、⋯⋯等使台灣一夕間改頭換面變天的「絕招」。
曾幾何時，上述主張有的紛紛實現了，有的竟遭到同為台灣前途 打拼同志之抵制；有些人尚鍾情或寄望於未實現的主張，但是也有清 醒的人看到這些主張不必然帶來社會的公義。台灣的進步力量應重新 思考整個形勢及策略了。
一九九○年九月前後，台灣行政院長郝柏村突然提出「取締社運 流氓」。社運流氓之說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屬於「郝柏村現象」的一種， 一方面，它是打壓社運的手段，另方面，它也是社運實力不足的結果。 社運人士可以和流氓相提並論，對有識者而言固覺得荒謬，但行政院長敢公開說並進行提報流氓的行動，可見社運的實力尚不足，無能建 立公認的正當性。
「郝柏村現象」的社會基礎
但是為何會有郝柏村現象？台灣歷經解嚴、解黨禁／報禁，國是 會議，人人均說「逐漸邁向民主化」的時候，為何又出現郝柏村呢？ 這決不能只用「主流／非主流」的政治鬥爭角度來理解，或僅著重郝 氏個人來解釋；事實上，郝柏村不是天外飛來橫禍，他能成為一種 「熱門現象」是有其社會基礎的，是非常本土的。
孕育郝柏村現象的本土環境，就是亟須改善／改變的台灣投資環 境。這新投資環境的塑造，不但是為了防止資金外流到像大陸這些地 區，也要使投資能促進台灣工業昇級，在國際分工中占據一個較有利 的位置。
對投資環境的改變，首要是政治的安定，以及對社會不穩定因素 的有效控制。在政治安定的前提下必須收編反對黨的主流，分享權 力。在控制不穩定因素這件事上，由於「不穩定因素」很難預期，所 以國家必須展現有效率的公權力，也就是有堅強的意志及力量撫平任 何社會不安的形象，這就和取締社運流氓有關了。
台灣的社運其實並非台灣投資環境不佳的主因，但是如果國家的 形象是能有效的搞拈（contain）社運——例如一聲令下，就有幾個社 運流氓落網——在象徵的意義上，更能吸引投資者。
投資環境涉及的因素其實很多（公共建設、消費文化、工人素質 等），但就台灣想建立的資本國際化與產業昇級的投資環境而言，不能 再容許過度龐大的地下經濟，這就是為什麼當局在九○年代的開始取締地下投資公司，以及整頓治安。（黑社會是地下經濟秩序的維持者）。
此外，和過去菁英分子所想的相反，台灣國家機器並非無孔不入 的，國家對人民生活的許多層面均力有未逮，國家甚少直接介入生活 中各種各樣原有的支配關係。（國民黨、國家機器、民間支配關係三 者的關係是串謰關係。前兩者在目前尚無法觸及人民生活中的就地或 當場宰制。參看第二章第2節〈附註〉。）但是為了新的投資環境之 塑造，要取得人民「積極主動的同意」以及正當化（如社會福利、全 民醫療保險旨在建立安全網，以防止經濟崩盤並建立統治正當性）。 因此國家開始介入人民生活，各種私的、公的管理法令開始建立，也 因為如此，可能會和原來的支配關係衝突（例如，國家保護兒童會和 父母權威衝突），這種衝突有時也會以社運的表面方式（集體自力救 濟）表現，故而「取締社運流氓」也有促使原來的支配者接受新的 （國家監督下的）支配條件之作用。
以上對台灣形勢的敘述顯示，取締社運流氓及郝柏村現象都是台 灣國家重新塑造投資環境的動作，和國家諸如搞全民保險、體委部等 積極介入人民生活、企圖管理調節各種頗為自主的權力關係這些動作 一樣，都是為了促進新形態投資的再生產。（例如婦女就業日多，男 女權力衝突日增，國家如果不介入仲裁，就很難再繼續擴大婦女就 業，或很難控制男女不斷衝突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國家的功能之一就 是調和對立集團的矛盾。）
新形勢下的在野統獨危機
在這個形勢下，影響反對政治最大的便是當局亦統亦獨的獨台體 制確立，及當局收編反對政治之主流，而造成在野統獨的危機。
民進黨主流派在一九九○年總統選舉時，開始明顯地放棄領導台 灣人民對抗權力集團（不等於國民黨）之角色，而一步步地接受權力集 團之收編，箇中原因之一，便是它與執政黨之間不再是零和的二人遊 戲，民進黨也認為台灣不能「亂掉」，台灣必須有較佳的投資環境。
對應於這個良好投資環境的政治體系，當然就是「獨台」而非獨 立了——因為「獨立會刺激中共犯台」。因此三個政治派系——國民 黨的主流派（中）及非主流派（右），民進黨的美麗島系（左），就 在獨台體制內不斷進行整編（吸納與排斥）。
至於新潮流系也處在「美麗島」化的狀況中；這是因為1989年底 大選后，新潮流系獲得可觀勝利，結果使得它可在體制內運作並取得 資源，不一定要走完全運動路線，而且也因此使運動的成本提高；如 果新潮流系一昧以運動為主，則可能連已爭得的體制內發言地位均失 去。同時也因為組織擴大，如果沒有列寧式組織，將因為資源來源多 樣化使紀律軟化。（這一段改寫自〈學運的體質與角色〉楊德睿《中 國論壇》，369期，109頁。其實，在《到執政之路》一書中，美麗島 系就已經以「過來人」（曾經也是激進邊緣派系）經驗預測新潮流系 的上述發展，例如該書98-99等頁。）
由於台灣人民力量過去環繞著反對黨，一旦民進黨進入整編過程， 人民力量元氣大傷，徘徊在體制外的在野邊緣統獨就陷入了危機。
這個危機不旦來自在野邊緣統獨因為實力較弱，而有可能被鎮 壓，也來自本身與在朝及主流統獨的區別模糊，而這個區別模糊是源 自台灣整體的客觀形勢所致，（例如，獨台與獨立之目標部分重疊，良 好投資環境又是兩者的共同利益等），這個危機因此是，將美麗島系 身不由己的收編在體制內的力量，仍同樣地存在與運作於在野統獨身上。
在野邊緣統獨的危機弔詭地來自本身的統獨認同，在這個意義 上，這個危機是它自己無法克服的。
（為了討論簡便，也因為在野邊緣統派力量很小，以下不提統 派，但是對在野獨派所下的結論，也一樣適用於在野統派。）
或曰，在野獨派比較激進，主觀意志堅強不怕死，所以將來不會 被收編。然而美麗島系過去也曾激進過，所以激進與否實不是解決危 機的重點。
積極發展草根社運
例如，從黨外縣長停止周休二日的事件即可看出，縣長們如果打 從一開始就想討好企業界，也就不會實施周休二日了，所以縣長們一 開始的確是懷著善意，主觀上想要站在廣大受薪階級的利益這一邊。 可是企業界排山倒海的壓力，使過去甚少涉入勞資糾紛的黨外勢力不 得不在「有力的企業界」與「無力的受薪者」之間作抉擇了。周休二 日事件給全台人民上了最寶貴的一課：台灣的問題絕不是換個政黨來 執政即可解決。
或曰，在野獨派可在意識型態上、社會基礎上與在朝或主流獨派 相區別，例如擁抱工農階級，高唱社會正義。
這個說法的盲點在於，它沒有看到國民黨與美麗島系也是以它 們各自的方式「擁抱工農」的。問題的重點因此是，政治組織與工農 階級的權力支配關係，例如，獨立意識／台灣人意識是否（就像民主 意識／反共意識／反台獨意識／三民主義意識⋯⋯）優先於工人／農 民／婦女⋯⋯意識？如果優先，那麼獨派和其他政治組織並無不同，彼此所爭者乃權力資源（意識型態則不重要），其力量是小時被鎮壓， 大時可能被收編，更大時則取彼而代之。
當然，在野邊緣獨派和主流獨派還是有一些區別的。例如，有些 邊緣獨派主張民進黨應當在1991年底的二屆國大選舉中罷選，這基本 上是完全符合人民立場的，但是卻遭到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的封殺。 至於主流獨派則可從一句話看出其心理症候：民進黨四屆三全大會在 高雄縣政府大禮堂召開，佈置會場的黨員說「執政的感覺真好」（聯 合報1991年5月12日第2版）
在野獨派的困境因此是當獨立優先與社運利益在某些狀況下衝突 時，在野獨派的選擇是什麼？
在野統獨難逃脫的是權力邏輯的本身：當一個政治組織沒有什麼 力量時，它比誰都激進；但是當它開始不斷集中越來越大的權力資源 後，它就要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去。在野統獨的危機不能期待它們會自 行克服。克服之道，便是各種社運的自主獨立與壯大力量，這樣才能 制衡與主導政治組織的方向，才不會不斷以人民力量去培育另一個美 麗島系。
所以面對著當局對社運的恐嚇及在野統獨的危機，台灣人民必須 不預設任何底線（統、獨、經濟發展等）的去發展草根社運，這樣才 會有出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