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機器戰警為筆名，發表於《民眾日報》鄉土版，1991年1月4日。收入《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1991，153-157頁】
最近讀到一位年高望重的反對派自由學者感慨萬千的談話，談話內容是以政論雜誌及政治批評為核心。他說「⋯⋯經過長期的奮鬥，發現政府的改革並不是很有誠意，而且陰霾重重。現在政論性雜誌又面臨了另一次危機，也就是大家都不看了。」他還說把雜誌「15年前的東西改個日期再登還是有用，因為講的都沒有在改變、沒有進步，寫的人也寫膩了」，所以這位學者認為政論性雜誌銷路降低了。
不僅如此，學者還認為「知識份子寫的東西沒人看了———！座談會沒有人參加了。以前罵政府的街頭演說，大都人山人海，現在在野黨在街頭罵，如果有三、五十個人聽，就算大場面了，比較有名的、叫座的出去演講，大概能有個三百人就很了不起了。反而是胡瓜、張小燕、澎恰恰、小虎隊能夠聚集群眾，台灣整個社會都在反文化、反知識，這種潮流非常強大，以後的政論雜誌，大概沒什麼希望。一個人或一個社會要腐敗墮落很容易，但是很難恢復起來。」（《中國論壇》，1990年10月10日）
在這些話中，我們看到了批評時政的知識份子一直未變，批評的觀點及東西也沒變（因為被批評的政府一直沒有進步），然而整個社會卻變了，而且變得對（沒變的）政論或政評漠不關心。
但這不是很奇怪嗎？當年能激起群眾熱情的政治批評，在被批評對象沒有進步的情況下都不再有作用了。這是為什麼呢？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台灣人民道德淪喪、文化崩壞，已失去現代公民精神與道德勇氣云云。其實，所謂「道德或文化敗壞」往往表示舊有支配關係的鬆弛，社會面臨轉型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採用往昔知識分子登高一呼式的政治批評固然無效，企圖以「道德重整」來重振台灣也只是「重整原有支配關係」，即，恢復舊秩序而已。但是，使舊秩序失效的因素既然未變，「道德重整」也不過是表面功夫。而且「道德重整」還可能變成一種宰制性的「政治－社會」運動，以促進共同體或國家內部的融合。
人民群眾對政治批評冷漠的另一可能原因是，群眾生活安和樂利、不想求變求進步。但是這個解釋剛好和事實相反。我們看到1991年台灣各處都仍有怨氣、有抵抗：彰濱工業區的養殖戶在和大批員警抗爭、台汽台鐵員工面臨裁員、遠東化織的彭菊英被無理開除、夜貓族的休閒生活被三點禁令限制、青年學生在反安非他命運動中被剝奪隱私、陳秀緞〈詹媽媽〉代表後段班學生的抗爭，還有因各種開發計劃、道路徵收，以至於住屋被拆除但得不到合理補償的民眾⋯⋯此外，還有太多太多事例都顯示人民怨氣沖天，但卻常常孤立無援。
如果說人民孤立無援的處境沒有得到改變，那麼，他們沒有理由會對改變菁英階層處境的政治批評感興趣——畢竟在目前的狀況裏，政治仍只是菁英玩的遊戲，一般人民群眾只是這場遊戲的啦啦隊而已。
照這樣說來，群眾對政治批評的冷淡，毋寧是其來有自的。而當群眾不再出現於菁英的講座前，菁英也許應當考慮移樽就教，與群眾站在一起抗爭了。
後記：與本文相關的兩件事實，似乎可以報導一下：
第一，關於重整台灣社會道德。1990年12月15日，由自立報系與台美基金會聯合舉辦了「重整台灣社會道德」研討會。17日，台美基金會與綠色文化基金會在台中又舉辦同樣名稱的研討會。在15日的研討會中，當時的內政部長許水德曾應邀到場致詞，並由戴正德等數位學者發表演說。
第二，自1990年秋至1991年春，群眾抗拒不合理道路徵收或違建拆除的重大抗爭，不下十餘起，是這段期間唯一的「暴力」抗爭事件，小部份被電視報導，但多迅速為人遺忘，亦不見任何外力聲援。
例子之一的是1991年3月22日中壢明德市場的拆除事件，中壢警局動員兩百多名警察，雙方棍棒齊出，造成流血事件，數名抗爭者當場被捕。在抗爭中，抗爭的攤販掛起「官商勾結」、「罔顧民意沒照料基層」等白布條。外傳這一次抗爭有「南部來的聲援者」，不能查證。最有趣的是市場四周插滿了國旗，作為抗爭的象徵憑藉。人民以國旗向「公權力」抗爭，這是邊緣人民的後保守主義實踐。
而在這之前的前幾天，高雄也發生了一件類似的為拆除建物而引起之大型抗爭事件。在抗爭過程中，有兩名男子身澆汽油，揚言自焚，以死明志，這是繼鄭南榕、詹益樺之後的又一次類似事件，但是自焚並未成功。不過即使自焚成功，是否會造成鄭詹二人同樣的社會效應呢？為什麼？兩者唯一不同的是，從人民民主觀點看來，高雄的企圖自焚者缺乏鄭詹所具有的意識型態資源。畢竟高雄的這些抗爭者只是非常弱勢的團體。
3月27日，中國時報桃竹苗版對中壢明德市場事件的後續發展，還有如下的報導：
【記者范清宏中壢報導】中壢市公所26日發現，中壢明德路41巷的攤販，在整頓後仍回原處營業，巷內空地地主有意為攤販護航是主要關鍵。市長張勝勛特要求有關主管透過稅捐單位追查此地主租地給攤販營業5年所逃漏的稅捐，並依最高稅額補稅。
市公所說，明德路41巷的違章攤區拆除後的大片空土地，地主原先向市公所具結，保證不再把空地租給攤販。據了解，這大塊空地，地主打算蓋大樓，因與攤販有租約，地主乃透過市公所整頓攤販為由，與攤販提前解約，以利市公所強制拆除空地上違章攤架。
然而，地主在市公所幫他解決麻煩後立即過河拆橋，不承認當初的具結，以蓋大樓的時機未到，悍然將空地租給攤販，使市公所的整頓作業功虧一簣。
為此，市長張勝勛（按：他是第一位中壢市民進黨籍市長）於昨天上午召集幕僚人員指出，地主從1986年起即將空地租給攤販營業，其所逃漏的稅捐轉請稅捐單位處理，並建議以最高的稅額課徵。
據了解，明德街41巷的攤販至昨天為止仍生意興旺，攤數在200以上，業者相當自制的不佔巷道營業，均改在巷子兩旁的空地上營業。
編者按：就在這大片原為市場的空地之正對面，有一座新落成的「中壢市第二公有市場」大樓，面積龐大美侖美奐，可是原有攤販不願遷入（故而拆除市場即有迫使它們遷入的意思），原因是攤販不願被國家管理，不願被納入正式部門。像這種國家機器開始進入人民日常生活之例子甚多，民間哲學似乎不太注意這類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