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張光為筆名，發表於《人民週刊》雜誌22期，1991年7月14-20日。收入《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1991。250-256頁】
海外的一些台獨運動者曾在1980年代提出「台灣民族」的說法。（1981年美東夏令會發誓般地聲明說：「阮在此向留守故鄉的父老同胞鄭重地保証，阮在此向世界的人民嚴肅地宣布，阮已經確立〔台灣民族〕的理念。」）
「民族」在一般學術教科書中的定義就是「命運共同體」，所以有時海外人士也以「台灣命運共同體」來代替「台灣民族」的提法。後來「台灣民族」的說法也出現了很多後遺症，例如，一方面台灣民族論者要求學術的民族概念，亦即，不同於血統／種族的、以資本主義興起為分野的近代民族概念，另方面，卻又自相矛盾的以國民黨父權制所定之省籍為「台灣民族／中華民族」的劃分標準（之所以是「父 權制」，是因為本籍依父親而非母親或「自決」之本籍）。
依照近代民族／國家（nation）的概念，真正頭腦清楚的台灣民族論者應該主張「台灣人民不分本外省，都應是台灣民族」才對，而非「本省人是自然天生的台灣民族，而外省人如果不認同台灣、不主張台獨，那麼就是中華民族」這種不通、非學術的主張。至於所謂「認同台灣」的論證（即，外省人不自稱「台灣人」，因此不是台灣民族），並不能站得住腳，因為自稱台灣人或不自稱台灣人，均不在表達（或否定）一種民族／國民意識，而只是在表達一種民族內部區分的族群意識。
更有甚者，如果從現實的國家主權意識而言，一般人意識中的「中華民國」根本就等於「台灣」，所以「中華民國的國民意識」就是「台灣民族意識」。假如「台灣民族」是以清楚地自覺彼此唯一命運共同體之民族意識為判定標準，那麼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民意識」獨台路線並不與「台灣民族」相矛盾。而且從學術的民族發展概念來看，台灣民族之民族語言（national language）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國語」 （北京話／普通話），這也似乎不能吻合提出台灣民族論者的主觀期望。其次，另一個台灣民族論者落空的主觀期望是將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這一政治主張連結起來：因為如果人們將「台灣民族意識」等同於一個實然的主張，即，具有「台灣現在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nation」此一意識，那麼這正是國民黨（不說卻一直在做的）獨台體制。如果將「台灣民族意識」等同於一個應然的主張，即，具有「台灣應該是（永久地）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一個nation」此一意識，那麼不論本省外省，台灣有很多人均非台灣民族，反而可能因此使台灣的多數變成「中華民族」，非常不利於「統戰」。「台灣民族」還不如「台灣人」此一模糊、非學術性的概念有效。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此處不提），使得當年在海外推展的如火如荼、宗教意味濃厚的「台灣民族論」逐漸消失（當年任何同鄉均須就 「台灣民族」表態），只留下「命運共同體」這一遺跡。
1980年代末開始，台灣政局起了較大幅度的轉變，國民黨也開始發現「台灣民族－兩千萬命運共同體」並非不利於獨台路線，因此不提敏感及易引起誤解的「台灣民族」一詞，而採用「兩千萬／台灣命運共同體」，實質上就是「台灣民族」。雖然這不是某些台獨人士所希望的「新族名」、「新國家」（以「台灣」為國族名），但好歹也是實質的「台灣民族／國家（nation）」。（李登輝也強調「中華民國意識」 一定要保有，而且「只有中華民國，沒有統也沒有獨」）。
所以，不僅國民黨高官（例如，吳伯雄）或者國民黨外省第二代民意代表（例如，王應傑），均異口同聲的喊出「台灣命運共同體」，這是一件極富意義的大事，這說明了「台灣民族／國家」的存在及提法有助於統治者。而且不論朝野，只要是主流派，均致力於「命運共同體」的融合（national cohesion），不論是省籍調和或道德重整，都隱含著將台灣全體凝聚或重組為「一」的企圖；這似乎成了一切（朝野）政運的共同利益／興趣。在這個合一的「建國」或「國建」計劃中，社會運動是亟待收編、搞定（contain）的變數或「亂源」。
但是政治利益的大餅總是不夠分的，在野統獨中的邊緣派系或團體，會被排除在利益分贓之外。這些邊緣政治派系（不論原屬什麼黨）應當激進化，並且轉變抗爭焦點，例如邊緣獨派不應將抗爭焦點固定擺在中共，而應擺在權力集團，不論這個權力集團內部是否有主張獨立的團體，這樣才將抗爭本土化（localization），這樣才會站在人民這一邊。邊緣統派也是一樣，應將抗爭焦點對準權力集團，不論這集團的統獨傾向。
在野邊緣統獨應擺脫過去非人民觀點的統獨宣傳，例如，雙方均應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族意識及台灣民族意識都不是什麼「落空的」、「虛幻的」意識，都是在一定歷史、社會及文化條件下產生的，在過去曾經（在未來也都可以）連繫到人民的各種抗爭，無論是反帝的、反優勢階級的、反高壓統治的⋯⋯抗爭。初步來說，雙方不應再彼此攻訐對方的民族意識，因為這只意味著不願與另一可能人民主體結盟的霸權姿態。相反的，雙方均應對各自民族意識之產生，進行學術及反宰制觀點的研究探討，以發現雙方的共同點。
更具體的來說， 雙方應探討各自的民族意識如何在反帝、反殖、反資、反父權、反獨裁統治、反優勢階級等反宰制抗爭及運動中產生。雖然民族意識的產 生有時也受到帝、殖、資、父權、獨裁統治、優勢階級等的幫助，但是在野邊緣統獨應當致力於發掘各種反宰制的民族產生傳統，進而延續此一傳統，和其他人民主體平等結盟。換句話說，在野邊緣統獨應當進一步地將統或獨接合到反帝、反殖、反資⋯⋯ 反優勢階級等，並且和在野或在朝的主流統獨劃清界線（最重要的是，必須放棄「保持社會安定」、「台灣不能亂」這種想法，以及以統獨為唯一抗爭軸線的二分法），而和同樣反帝、反資⋯⋯反各種宰制之人民結盟。
在今天，統獨及民主反對運動都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一個是國家中心路線，亦即，以執政、掌握政權、進而掌握國家機器為運動的目標。而這一路線又使運動變成一種「整體戰」，一元化了其他社會運動的實踐策略。
另一個錯誤則是認為一種政治主張（政治民主、統一、獨立）本身（或本質上）就具有進步的意義，或必然是有利於人民或社會進步的，而忽略了任何一種政治主張或制度的建立，必須和人民的各種反宰制抗爭串謰（和各種社運平等結盟），成為人民民主抗爭的一支，才是進步的。其實，那種認為唯有等到民主制度、統一或獨立實現之後，台灣社運才能發展的想法，正是壓抑社運發展的力量之一。
反對運動的政治派系犯這兩個錯誤，也不完全偶然，多少透露出它們不同程度的對許多宰制關係的依賴或傾向。
而正是因為這兩個錯誤，在野邊緣統獨也和主流統獨一樣，基本上以中心地位自居，進行中心戰鬥，和社運結盟時（如果有結盟的話）採總體戰方式。也因為這兩個錯誤，統獨雙方彼此水火不容，反而在野邊緣統獨卻將主流統獨視為必然／天然盟友，只因為兩者有統或獨的共同立場。這樣說來，在野邊緣統獨與主流統獨之間的差異並不大，所差的僅是實力的大小而已。（公平的說，今天在野邊緣統派和主流統派的差異比較大些。）
所以，在野邊緣統獨應當放棄將統獨看作人民出頭天的優先必要條件；而應堅持人民出頭天的統獨，而非無條件的、只要統一或獨立就好。惟有在野邊緣統獨放棄「統獨是中心」（the centrality of nationalism），才是真正的「邊緣」，否則只是主流的「後補」而已。
在野邊緣的統獨也可成為「人民的統獨」；之所以是「人民的」乃因統獨主體的權利或目標並不優先於其他人民主體的權利或運動目標，故而在野邊緣統獨彼此均可結盟在人民民主架構上。
人民的統獨也是一種本土的（local）、在地的統獨，和過去其他時 間或脈絡的統獨沒有必然關係。1990年代在野邊緣、人民的統獨不再背負歷史包袱，不再去尋找一個「400年台灣民族」或「5000年中華民族」的歷史主體，或者一以貫之、目的論式的統獨歷史。事實上，不同時空歷史條件下脈絡的統獨，有著不同的社會集團傾向、政治效果，不應混為一談。即使1990年代邊緣的人民統獨和過去統獨有發生學上的（genetic）關係，也可以在本土的（local）脈絡中獨立為一自主體，結盟在邊緣弱勢的人民陣營中。但是對於1990年代以前各種脈絡的統獨所留下的資源則應儘量利用。
更進一步來說，對20世紀以來台灣與中國人民的反帝、反殖、反資、反父權、反封建、反專制及其他反宰制的政治社會運動或革命所留下的資源，人民的統獨都應儘量加以利用。
關於這一點，還可以再進一言。過去主流獨派有仇中國的情結，也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殊不知中國（就像台灣一樣）過去與現在都存在著人民反支配的鬥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的抗爭，均留下很可貴的歷史、文化、藝術（電影、音樂、文學、戲劇）、學術、抗爭經 驗⋯⋯的資源。這些資源雖然在表面是以共黨意識型態為主要支配面，但其實是反帝、反殖、反資、反父權、反封建、反專制等人民抗爭的串謰。（關於這類分析可看〈搖滾樣版戲〉，蔡普，《首都早報》人文版，1990年5月23日。以及〈撐起半邊天：中共電影中的女性〉，王大衛，未發表）。故而可提供相當寶貴的反支配運動資源。
不必諱言的是，在主流獨派中某些派系存在著親帝國主義、親新殖民主義、走資反社會主義、父權反女性主義的右翼傾向，所以仇中國情結中，除了反對中共的原因外，也其實包含了反對左翼、進步、 婦解⋯⋯，亦即，反對人民的傾向。在野邊緣統獨應和這種「左／ 統」不分、「中／統」不分的獨派劃清界限。
其實「中共」不等於「中國」不等於「共」不等於「人民」。這四者彼此並不相同。很多獨派人士也早有此認識，只是未將認識與作為連繫起來，以致於這種認識仍只是邊緣的聲音。
今日台灣人民弱勢社運團體應當尋求國際連線，無論美日或拉丁美洲的反體制人民，更何況是將影響台灣甚巨的中國。台灣權力集團的諸派系、不同集團，自1980年代以來均不斷和中國權力集團（從中央到地方的不同派系與各領域中團體）積極接觸或連線結盟，未來將有深遠影響（不只是人們矚目的政治經濟領域，而且在教育、學術、文化領域，亦會有影響。台灣在教、學、文領域中的就地支配與反支配抗爭、權力部署可能將因兩岸權力集團連線而產生變化，值得注意）。
因此，台灣的在野邊緣統獨派要走出以「整體中國（鐵板一 塊）」為第一假想敵的作法，更要拋棄那種拒絕和中國發生關係或 「無求於中國」的幼稚心態。台灣人民（弱勢邊緣社運）要在條件許可的情形下，積極為弱勢人民國際連線的可能作準備。台灣人民未來若能和反體制的中國人民集團連線，將有助於遏阻中共併吞的野心， 以及抵抗兩岸權力集團的「夾擊」。
總之，不論統一或獨立，均可能成為權力集團的政治形式，因此，人民必須使統一或獨立具有實質的、人民的政治內容。這就是說統獨不但是政治的或國家認同層面的問題，也是社會、文化、經濟中反宰制抗爭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下，人民的統一與人民的獨立並不必然對立。因為兩者除了國家認同之差異外，還有民主政治、階級政治、性政治、文化政治⋯⋯等許多可能的共同點——人民立場的共同點。故而本書中一些對統獨的判明性態度（critical attitude），正是為了使統獨不再只集中於國家認同的層面，而能從人民的各種反宰制抗爭中，讓統獨運動不滑向或淪為權力集團的統獨，反而不斷走向人民的統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