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地球村，1993年2月9-10日】
香港中文大學為了建校30週年，不久前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文化評論國際會議。
說它是「盛況空前」乃是因為：首先，會期長達兩星期，而且上午、下午、晚上均有議程，參加者莫不叫苦連天。其次，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國，中港台學者亦聚首一堂。除了學者外，尚因為議會涉及「公共空間」問題，固有建築界、設計界與藝術界的參與，人數約數百，提出的論文也近百篇。
另外，開會的地點則遍及港九數處，除了在中大的各個書院外，還移師到科技大學、港大、藝術中心、文化中心等處，使會議因不同地點而觸及更多網路，擴大了議會的影響力。
此外，開會期間與之前，香港媒體幾乎每日均有報導。不論是對與會人士的訪談，或對會議問題的報告與評論，均有頗顯著的篇幅。
像這樣盛況的文化評論國際會議究竟有什麼旺盛的企圖心呢？這可以從會議主題「公共領域與公共文化」（Public Spheres and Public Cultures）看出一些端倪來。
在這個主題之下涉及的議題有：民主、現代性、文化評論和公共領域的關係、文化認同、文化評論的政治、跨文化、城市的形式與文化景觀、公共空間（space）…等。
這些議題其實可以歸類成兩個焦點。一個焦點是文化評論的政治，亦即，文化評論如何促進民主，成為公共領域內的一種建制。另外一個焦點則是，如何藉由文化評論連結起學院內外知識分子和文化界、藝術界等人士，進而健全與豐富文化評論。這兩個焦點的共同主軸即是，如何透過文化評論的建制化與「民間化」，形成一個批判性、國際性的公共領域。把這個主軸放在香港目前的處境來看，就頗富現實的意義，也難怪香港的媒體頗為重視這次會議。
既然這次會議涉及很廣，不可能在此將中國、香港或世界學者的論文一一介紹，在此，我只約略提一下台灣與會學者所提之論文，以及二位著名哲學家查理斯．泰勒，和理查．羅帝的演講。台灣的與會學者計有清大的廖炳惠、傅大為與陳光興，中央大學的何春蕤與甯應斌，中研院的陳奕麟。會議進行至後半期時，又有台大的夏鑄九與《當代》雜誌的主編金恆煒加入。
陳奕麟的論文〈東方的東方主義：書寫台灣國家自我時傳統的弔詭〉對三民主義在形成台灣國家意識的過程與層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曾在台灣成長的香港學者丘延亮認為，在台灣三民主義教育下成長的學者不太可能寫出這種論文，因為他們早就對之生厭了，陳奕麟比較「置身事外」，所以可以對三民主義做分析研究。
廖炳惠的論文〈希望、回憶、複述：重讀「杜蘭朵」〉觸及了很熱門的後殖民論述問題，論文把歌劇「杜蘭朵」視為探索現代及身分認同內在危機的一次嘗試。廖注意到修改過後的〈杜蘭朵〉文本把性別、種族、階級、民族主義等問題放在一個愛情至上的故事中呈現出來，故而廖發掘了上述問題的文化政治。廖炳惠的論文對台灣特別有意義之處在於，一般人常把現代主義當作一種「中立」的東西，就和「現代化」一樣，廖則指出，現代主義和殖民主義，以及文化性別歧視的關聯。
傅大為的論文〈當台灣原住民以漢文寫作〉分析了近來原住民以中文寫作的文化政治意義。由於台灣反對團體也有被中國人宰制或殖民的說詞（discourse），這種說詞和原住民被漢民族宰制或殖民的說詞是否相同？（此處的「說詞」沒有「藉口」之類的意思，而是指言談述說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表現為言談述說的範圍、可出現的主題、談法、語意網絡、語言規則、意理假設、問題框架、可談及的事物、檢證語句真假及意義之判準…等）。傅文從一個後啟蒙與後殖民的觀點去分析原住民的書寫，以及他們如何和反對團體之說詞協商彼此之矛盾與權力的不平衡等。
陳光興的論文〈論多重抗爭：「野百合」、集體認同與文化構成〉透過歷史事件去探討一些理論性及策略性的問題，特別是主流媒體與社運主體的多重對話／對立。此文對文化研究的方向頗有啟發，即，文化研究若面對並分析社會運動，將有助於文化研究的更進一步的開展。這篇論文若和作者去年出版的《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對照比讀，將更清楚呈現這個企圖心。
何春蕤的論文〈政治經濟學的文化邏輯：麥當勞文化在台灣〉提出「麥當勞化」這個概念，用以說明在晚期資本主義世界中跨國資本運動（移動、輸出、投資、擴散）的現象與過程。作者之所以用「麥當勞化」而非傳統的「現代化」或「資本主義化」，是因為在傳統看法中，資本的運動基本上是按照由政治經濟學所定義的資本邏輯，但是何在此文中則駁斥了「資本是超文化的」這種看法，亦即，跨國資本的運動不是僅符合資本邏輯即可，尚須符合資本運動的文化邏輯。麥當勞化或跨國資本運動的文化邏輯這種提法，突顯了現代化或資本主義化其實和「殖民化」不可分。何文的主要篇幅則世界對跨國零售服務業的雇佣政策等層面來探討這個文化邏輯究竟是什麼。
甯應斌的論文〈作為「真實」政治的文化政治，與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台灣的文化評論〉約可分為兩部份，比較次要的部分是關於「應用哲學」本土化的觀念，以及文化研究如何台灣一向注重文化的哲學圈，結合成為一種應用哲學的可能性。甯文的主要部分雖然談的是台灣文化評論的文化政治，以及文化政治和真實政治間的關係（在此，甯意圖反駁羅帝對文化政治的看法），但是由於甯把文化評論的脈絡放在副刊此一媒體上，故而這一部份的論文實際上有「副刊學」這種文藝社會學性質。甯回顧了近年來副刊的發展變化，對各報副刊及主編也有評價，並反駁或批評了一些副刊學者的觀點。
夏鑄九的論文〈進步的地域性計畫與公共領域的建構：台灣的難局〉指出，全球經濟的重整對近來台灣的經濟與政治有重大影響，而且也使台灣的社會關係錯位，台灣社會中本有的矛盾在過去幾年中的社會運動中顯露出來。與此同時，地區行政也擺脫中央取得自主權。夏利用一些實例很生動地去解析，在上述背景下，進步的區域性計畫有什麼樣的構成公共領域，以反對既存權勢並轉變社會空間，進而促進草根的利益。但是，區域的土地資本階級之政治權力正在高漲，在資本邏輯的運作下，這些進步的區域計劃是否會被「收編」呢？夏文也對此問題有所探討。
金恆煒參加的是「新聞與表達自由的文化論壇」，討論者之中包括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事後《香港經濟日報》有一整版對泰勒專訪。在此之前，由於李光耀明白點出英美利用香港作為「和平演變」中國的企圖，引起香港對李光耀的爭論。所以在該文化論壇上，公共領域與新聞自由問題一再提出，不少人對李光耀所說的「公共領域是西方的」也提出批評。金恆煒由於恰巧涉及新聞自由的一樁官司，故引起人們的注目。
泰勒在本次會議中提出，現代民主社會共有四個社會想像。其中之一即是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是市民社會的重要構成元素之一。不過也有一些人（包括港台的知識分子）對泰勒的說法表示質疑。一些和「天安門民主大學」相關的香港知識分子（如丘延亮、羅永生、許寶強等）均提出不同的理論架構，強調參與民主的重要性，這理不多論了。
美國哲學家羅帝（Richard Rorty）只在會議中發表了一次演講，但卻引發非常熱烈的討論。羅帝在美國甚至世界人文學術界的影響日益重大，20世紀後半期的專業哲學家幾乎沒有人像羅帝一樣對哲學以外的人文領域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不過羅帝近年來發表了不少非常引起爭議的政治社會評論，其立場被認為非常保守，所以美國人文學界對他不滿的情緒也十分高昂。羅帝在會議上的發言也引發了不少質疑，特別因為他覺得「以身為美國人為傲」的講法沒什麼不對，這在白人優勢文化與武力陰影下的非白人聽來，十分不悅耳。另外，羅帝與泰勒對後結構主義的指責也使許多人不以為然。
以上只是一些約略的報導，難免有語焉不詳之處。待日後上述論文正式發表後，讀者即可一窺全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