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長文以虹屄為筆名，發表於《破週刊》，1995年8月27日。延續了有關女性性解放的爭議，收入《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台北︰元尊，283-298頁】
我寫〈從豪爽女人到豪爽左派：回應紅筆「評豪爽女人一書」〉一文（立報1995. 4. 25）的主要目的其實是希望知識分子能警覺到「性歧視主義」和「情慾沙文主義」的存在。不過在文章中我較少提到後者（也就是把「正常」的或自己所偏好的情慾模式當作唯一正確的模式之沙文主義）。而我之所以這麼重視這兩者，總要藉機宣傳一下，乃是因為我深深知道：如果有人懷抱種族歧視主義及種族沙文主義，那麼他無法談種族平等。或者，如果左派有性別歧視和男性沙文主義，那麼他怎樣去和婦女運動進行什麼內部對話呢？同樣的，左派若有性歧視與情慾沙文主義，又如何和性／別解放運動對話呢？（註：「性／別解放」乃是「女性主義性解放」的簡稱，同時我也將用「性／別邊緣人」或「性多元人士」來指稱「性少數」。）
所以我在回應紅筆文章時，首重性歧視等等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因為對基本理念有了共識，那麼，具體的性／別解放的策略就可以進一步磋商了。可惜的是，在〈從現今的性解放怎樣到社會改造？〉一文中（1995. 5. 26），作者紅筆尚未完全自覺到性歧視及情慾沙文主義態度的存在。就以那篇文章中比較具體地提到性多元人士的一句話為例，她說：「又如性虐待，特殊性癖好的性形式透過性商品的重塑此一物化的扭曲有性高潮的出現，是不是就此止步呢？」
讓我在此先談談這句話中的情慾沙文主義談起，然後再闡明左派介入性解放論述、反對性歧視的前提實踐就是：促進性／別邊緣人的榮耀與權柄；對此，「賣淫的性解放策略」將是我用以說明的例子。至於我對紅筆文章主要論旨的回應，已寫成〈「豪爽女人」論述的謎魅：本質論vs. 建構論／壓抑vs. 解放／生殖中心〉（1995. 8. 10-12，收於本書中）一文，此二文可參照閱讀。
難道存在著自然本眞未經扭曲的性偏好？
在過去，某些左派人士一直視濫交、戀物、SM等「異常」的性偏好為資本主義中產階級異化或物化云云下的產物，特別是19世紀以來逐漸成為討論焦點的同性戀，往往很輕易地被打成物慾橫流之下資本主義的罪惡象徵。中國的左派作家，甚至台灣的鄉土文學進步作家（例如，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都有這類立場。在西方，儘管性學家從19世紀起就企圖替同性戀「平反」，但仍被20世紀許多西方左派視為某種資產階級的東西。即使連馬克思主義的性激進派如賴希（W. Reich）和寫《情慾與階級鬥爭》的Reimut Reiche，也都免不了對同性戀有某種程度的歧視。
現在人們學會了隱藏對同性戀的沙文主義態度，可是對於其他性偏好仍然不改其沙豬態度，媒體和教育中仍充斥著對各種性偏好的抹黑。過去電影中的同性戀必然是其心必異、無情無義、毫無人性的殺人凶手（這不是說眞實社會裡同性戀中沒有姦殺犯，而是說同性戀族群整體被污名化了），而今日則由SM（虐待戀）、濫交戀、拜物戀、屎尿戀、變性戀、易裝戀、群交戀、跨代戀、竊物戀、近親戀、動物戀等等性偏好或性取向取代了同性戀。（與此同時，主流又把同性戀暗分為「正常的、道德的」同性戀與「變態的、濫交的」同性戀。針對主流這種策略，酷兒運動是有其對抗主流的積極意義的。）
紅筆在文中說：「性虐待、特殊性癖好的性形式透過性商品的重塑此一物化的扭曲有性高潮的出現」（按：不知為何紅筆屢用「性高潮」而非「性感覺」、「性愉悅」），這裡的關鍵在於她把性虐待這些性偏好或癖好「問題化、可疑化」，這正是另一種暗示這些偏好是「變態的」、「有問題的、有毛病的（特殊的）」的說法。如果紅筆前後一致，採取傅柯式建構主義的立場的話（亦即，「變態」性偏好的建構同時也是「正常」性偏好的建構），那麼就沒哪一種性偏好、性模式、性口味是「自然的」，它們都是社會建構的；換句話說，異性戀婚姻內一夫一妻，傳統性姿勢沒有任何花招的為愛而性，也會是「透過性商品的重塑此一物化的扭曲」。事實上，在今天的社會中，一切「性」都是「透過性商品的重塑此一物化的扭曲」──如果我們要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性的社會建構。）
旣然所有的性偏好模式都是建構的，都是和我們的文化、商品、權力關係等互相構成的，那麼為何特別挑出性虐待等偏好呢？這難道不是預存的情慾沙文主義立場嗎？紅筆用扭曲的字眼，難道暗示有「未經扭曲的、自然本眞的」偏好？
那些對「同性戀歧視」有認識的人很快地便可以看到這之中的相同邏輯。歧視同性戀的人往往也是採取把「同性戀」問題化、可疑化的手法：例如，詢問為什麼人會變成同性戀？好像把異性戀當作「自然」、「正常」、「沒問題」，而同性戀都是可疑的或需要解釋的。所以站在性／別解放運動的立場，我們堅持，應當詢問的正是那些被視為當然、被賦予優惠待遇、享受道德光環的性偏好：為什麼會有異性戀偏好？為什麼會有非SM沒花招的性偏好？為什麼人們不偏好變性、易裝，而想維持同樣的性別認同？為什麼一旦脫離幼兒期，人們便不願也不敢再公開地顯示她／他對屎尿的愛戀？為什麼人們要一夫一妻式的守貞，而不偏好多個性愛對象？為什麼人們的性愛對象偏好常是限於同代或同年齡層，或限於家人以外？為什麼人們的性交常是偏好最多二人，而非同時和二人以上性交？
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很快地會引領我們到一個「政治──社會」的方向去，也就是對「強迫性道德」（包括了「強迫異性戀」）的「性壓迫」體制霸權的認識。「性偏好」不是一個心理範疇，而是政治範疇。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在這個強迫性道德的機制下，各種各樣的性偏好，不論是同性戀、SM、濫交，還是變性、戀物、戀屎尿等等，都在每個人身上有各種程度及方式的分布呈現，或者可以簡化地說，可以被「金賽量表」呈現，或說，有一種光譜式分布的呈現。（「光譜說」是很有用的比喻，但它的單一定位方式忽略了性偏好可以從思想、行為、言語、視覺……及儀式化程度等不同且不一致的指標來衡量）。旣然每個人都是某種程度的「性變態」（性常態只是一種理想建構），那麼為何一些人要（性）壓迫另一些人呢？其實，「強迫性道德」或「性壓迫」體制對各種邊緣性偏好的建構及迫害，並非出於這些邊緣性偏好只是少數人的性口味，或大部分人對這些邊緣性偏好無知；事實上，對邊緣性偏好的無知、性多元人士是少數、覺得邊緣情慾噁心／怪異／骯髒……這些現況正是性壓迫體制所造成的後果或效果。至於「性壓迫」本身的源起，雖然和生殖脫不了關係，但是就像性別壓迫／階級壓迫／年齡壓迫／種族壓迫……一樣，無法簡單地歸諸於單一因果，必須就特定社會形態做開放式的分析。
左派介入性解放的金光大道：喚起工人的性意識
我之所以一開始就談性歧視及情慾沙文主義，正如前述，是因為這是進入「性」領域議題的必要共識，就像在以社運角度切入「殘障」議題時，不應持有對殘障的歧視或「健全」身體形態的沙文主義，這是和殘障運動結盟的起碼共識。這個共識可以在日後修正，但卻是表現對話善意的開端。
在此我可以順便用殘障為例來說明從一種新的社會對立（敵意、矛盾、衝突）到社會運動的發展。如果殘障是一種新的社會對立或敵意，那麼運動者首先要以各種各樣召喚主體的論述（小說、戲劇、藝術、理論、口號，或者一切有用的言談）來頌揚殘障、榮耀殘障、推廣殘障、美化殘障、驕傲殘障、力量輸送殘障……一如主流對待「健全」的身體形態一樣。（如果你認為「殘障」不值得推廣美化，而認為主流推廣美化的「健全」才是「自然」而非「自殘」的另一種樣態，那麼你已經有ableism的沙文主義）。而且，把殘障定位為「受害者」的論述雖然是絕對必要的，但是應當是次要的；增強其力量、灌注其權力的論述才應是主要的，否則不利未來發展。
在主體召喚的初始，「殘障」可能表現為一個自主的領域或議題，這種自主性也是任何運動萌芽時所需，一方面，我們強調的「自主性」是：殘障不能化約為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的問題，另方面，「自主性」則意味著：我們反對其他運動對殘障運動的主導或影響。
此外，在主體召喚的初始，對「殘障」的主體認同身分的界定會比較明確固定，以求主體現身──這是運動的首要目標，畢竟沒有運動主體，何來運動？但是在組織運動開展後，對殘障身分認同的定義便可以隨著運動結盟而趨向變動、異質，過去被認為是「健全」的身體形態也可能在新定義中成為「殘障」；換句話說，有些過去被認為是健全的人現在「認同」了殘障（無疑的，「殘障戀」的正當化及榮耀化，也就是對身心殘障者之性偏好的推廣，是這種認同政治的一部分）。而原本是自主性的、跨性／別、跨族群、跨年齡、跨階級……的主體召喚現身論述，也隨著運動之間的互動及社會互動而變得更特定其運動結盟對象。
我認為上述的殘障例子，也適用於其他新的社會對立或矛盾的發展，不論是階級、族群或「性／別邊緣人」（性少數）。換句話說，促進性／別邊緣人的榮耀與權柄，就是促進新政治主體的現身、新社會衝突的開展，是最具體的反性歧視與反情慾沙文主義，是性解放運動的第一步。
我也曾在上篇文章提過，如果有人要從左派觀點來介入性解放，與其無病呻吟地去否定剛出現的性解放論述，不如積極換起工人的性意識。例如，首先，深入工運去探討工人的性問題（就好像探究工人的健康問題、娛樂問題、勞動條件問題、居住問題、交通問題、婚姻問題、退休問題等等一樣），這種探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掃除工人常識中的性歧視及情慾沙文主義。其次，同等重要的，就是召喚工人階級中的性／別邊緣認同，亦即將榮耀與權柄賦予性多元身份的工人，這可以一方面擴大階級運動的隊伍（就像工運若搞環保、工傷殘障、工作中的性別歧視等都可以擴大階級運動的隊伍一樣），深化並多樣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另方面也可以發展出性解放的階級路線，擴大社運團結的形式。這樣的做法將會大大有助於性解放與階級解放，同時豐富兩者的論述；或者至少檢討階級運動中可能存有的性／別歧視。這才是左派介入性解放論述的「金光大道」。（在英美女性主義者之間長期進行著有關贊成和反對性解放的大辯論，其中許多性／別解放的鬥士都是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如果有人以左派修辭對新起萌芽的性解放或性／別邊緣人之社會對立及主體召喚加以否定，而不是召喚工人階級中的性／別邊緣認同，那便是太匆促魯莽，而有打壓之嫌。
我的上篇文章寫成後不久，就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勞工陣線」在抗議勞委會偏袒資方時使用了「愛資病」字眼，這個說法固然貼切抗爭訴求，但是卻強化了一般人對愛滋病的歧視。這個事件說明了工運中的性歧視問題的現實性（有關這個事件，可參看卡維波〈不要用壓迫去反抗另一種壓迫〉《台灣工運》第10-11期合刊，以及韓森與倪家珍〈勿以愛滋病暗喻作為抗爭手段〉，《中國時報》，1995. 5. 3。）
《豪爽女人》這本書雖然是主要以女人為性／別解放主體的呼召對象，但是它的論述原則及理論框架已替其他性多元人士或性／別邊緣人打開最激進的空間。緊接著在這本書之後，出現的「豪爽女人」性／別解放論述（有些是主體召喚，有些是後設理論的探討），都一直在反擊對「性（解放）」的否定，並開始將「豪爽女人」的論述邏輯或原則應用到其他性多元人士方面。在未來，性解放論述應當繼續批判性教育的霸權，而且繼續對性多元人士的主體解放進行召喚，不論是同性戀或其他「性變態」、私生子、性濫交者、愛滋病帶原者或病患、性工作者（賣淫者）、性工業的勞工、因「性」而被歧視打壓的女人、老人、青少年等等，這些性多元人士要求的不僅僅是最起碼、原本就應當得到的愉悅的權利，而且更要「榮耀與權柄」（即，光榮、肯定與讚揚，還有實現情慾正義及榮耀的權力實力）。除了批判保守派外，性激進派的性解放要批判暗爽（不動搖根本制度）的性開放，要批判自由派只談差異不談對立的「情慾多元包容主義」（關於這一點可參看：何春蕤〈台灣性論述戰場觀察：海蒂之前與海蒂之後〉，聯合報1994. 10. 11，已收於本書中）。
賣淫者和其他性／別邊緣人應有榮耀與權柄
在我看來，紅筆文章中唯一對性／別解放論述有具體批評的是關於「賣淫」（性工作或性勞動），可惜她語焉不詳，只在抽象文句的基礎上推演，看不出究竟有何道理。我認為如果有人要對現有性解放論述路線作出批評，就應多談這類具體特定問題。
首先，我認為性／別解放論述應當對性工作者進行主體召喚，為之「平反」，給予榮耀與權柄（馬克思也曾榮耀工人，說無產階級是歷史的主人、財富的創造者、社會變革的主體先鋒等等）。在西方，有少數知名女性主義者乃是妓女出身，比起台灣知名女性主義者只有學者出身的現象要好的太多了。現在女同性戀者在婦運中已有一定的正當地位及論述優勢，妓女也應當有同樣的正當地位及論述優勢。由於當代西方的女性主義性激進派對性工作已有許多討論（包括掃除了許多有關性工作的迷思和抹黑），我們不必再從像《一個妓女的警世告白》（新雨出版社，1997）這類書開始，但是我們對待「妓女／家庭主婦」關係的論述應當和我們對待「女同性戀／女異性戀」關係的論述相同。
或有人說，給予妓女「榮耀與權柄」會導致家庭主婦的不滿，但是我們的意思並不是否定家庭主婦（婚姻中傳統的女人角色），不是指控她們「與敵人共枕」或「父權的共犯」。（同樣的，我們也不會簡單否定像異性戀女人這種性關係中傳統的女人角色，因為異性戀女人和家庭主婦都不是同質的整體，也有被父權邊緣化或不認同自己身份的異性戀女人及家庭主婦）。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主流一片肯定家庭主婦（或異性戀女人）聲中，符合主流形象的家庭主婦（或異性戀女人）已有神聖的光環和道德優越感；故而榮耀妓女（或同性戀女人）是十分必要的。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應肯定妓女的意識，例如，她們認為家庭主婦不但免費給男人睡，還要給男人做家事養小孩；妓女是婦運的步兵，等等。
這裡談的「妓女－女同性戀」原則也同樣地在《豪爽女人》中被應用；此書不但榮耀了所謂的「壞女人」，也肯定了她們的壞女人意識（86-87頁）。如果「好女人」對這種論述策略不滿，實在應該反省歷來自身所享受的神聖光環和道德優越感。好女人也必須明白：婦運不應只是由「好女人」來領導或構成，「壞女人」也應有同等的一席之地。婦運已經逐漸傾向賦予女同性戀「榮耀與權柄」的策略，下面則應邏輯一貫地賦予妓女及壞女人「榮耀與權柄」。
總而言之，從性／別解放立場來談性工作時，若有了對性工作者主體肯定的前提，不因性歧視或沙文主義而貶低性工作者，那麼我們便可以來談「性工作者」性解放的運動策略了。在這一點上，紅筆好像是反對「賣淫除罪化或合法化」，這當然可以討論。讓我先簡單地陳述我的看法。
性工作應當由地下轉入地上，脫離前資本主義的人身依附（準奴隸制）的僱佣形態，因為這種形態對勞動者極為不利，旣受過度剝削，也無勞動安全福利的保障，勞動條件惡劣，很難組織工會，而且受警察及黑社會的控制，和顧客協商或選擇的權力也較小。事實上，如果今天還有哪一種行業或工作的勞動力不是「自由」的，一定會遭到左派或進步人士的批評，並為其抗爭奮鬥，性工作亦不應例外。
頭腦不清的性歧視人士可能會問：榮耀賣淫者，爭取賣淫者的工作權益，那不是支持賣淫制度，持續賣淫者所受的壓迫嗎？問這種問題的人應當想想，榮耀工人，爭取工人的工作權益，就必然是支持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嗎？說穿了，問這種問題只不過暴露了她對賣淫者根本的性歧視罷了。
總之，我們應當透過對性工作者的主體召喚，使「賣淫除罪化或合法化」的主張成為其權利意識的一部分。至於賣淫的資本組織形式（例如賣淫者的合作社）、國家介入程度，都是可以再商討的細節。1985年在阿姆斯特丹起草的〈世界賣淫人權憲章〉則是很好的起點。
新「性」研究
談「性解放」但不把焦點放在性／別邊緣人（性多元人士）或者情慾模式、性偏好的討論上，會很容易變成談玄說虛無病呻吟的。如果我們不緊貼著具體的情慾現實，那麼我們談出的「整體」現實往往會是實質上打壓並否定情慾的，故而，我希望進步人士對性／別解放的討論，都能夠「下鄉」、「田野」或「蹲點」一下，亦即，以性多元人士的被壓迫處境為焦點。畢竟，不處理性／別邊緣人這些性解放的主體，還談什麼性／別解放？
在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界，這20年來至少有5個話題被人討論最多，或爭議最大，文獻滿坑滿谷，每個話題的資料都可以做成Ｎ篇博碩士論文，而且尚有很大拓荒的餘地；它們是A片（色情材料）、同性戀酷兒理論、SM、愛滋病及女性情慾。我們應當多汲取其討論成果，並從這些議題來辯論出性／別解放運動的不同路線。另方面，當然還要探究其他同樣應被注意的性／別解放議題，像「性變態」、性教育、婚姻家庭、性工作、性學史等等。
最近一年來，特別在英美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媒體研究、應用倫理學、批判理論中掀起了對「性」研究的熱潮，出版了大批書籍（巡視新書出版即知），成為「後殖民論述」後的最新顯學，當然這股熱潮也吸納了之前的理論資源：後現代主義的性激進派之興起、非西方白人的性研究觀點、性少數新社會運動與國族、知識／權力與性認同政治，均是例子。
台灣自去年以來的性騷擾話題、豪爽女人、女性情慾、A片事件、情慾拓荒、妖言與女「性」公共論壇、性書出版熱、媒體與電影中性少數或偏差行為之呈現、媒體性話題、電視性節目、電話「性」交友、性教育、同性戀運動、同性戀校園社團及出版品的成長、酷兒的反思、女同志與婦運的關係、愛滋帶原的上升、牛郎大批浮現、青少女賣春或色情陷阱之說的建構、網路上的色情與性討論等等，提供了極為豐富複雜的研究素材，正是進行參考西方學術的本土性研究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