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長文以虹屄為筆名，發表於《台灣立報》新兩性版，1995年8月10-12日，是與左翼觀點辯論性解放議題的長文之一。收入《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台北︰元尊，264-282頁】
這篇文章回應了署名「紅筆」者所撰之〈從現今的性解放怎樣到社會改造？〉（立報1995. 5. 26）一文的主要論旨。將紅筆文章和相似立場的作者來比較（例如，蘇麗華（徐予）〈怎樣才能成為眞正的豪爽女人？〉香港先驅月刊33期，立報1995. 6. 16轉載，以及臧汝興〈誰能眞正豪爽？〉立報 1995. 7. 21），平心而論，紅筆有些地方寫得沒有這些左派作者清楚。我（尚）未回應這些左派作者並不表示我不重視他／她們，只是紅筆的文章有一些讓人發揮的地方，所以我願藉著回應紅筆來表達「性／別解放」的理念。（註：「性／別解放」乃是「女性主義性解放」的簡稱，同時我也將用「性／別邊緣人」或 「性多元人士」來指稱「性少數」。）
紅筆文章的主要重點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前提：「豪爽女人」談「過度壓抑」，其性壓抑之說必定是一種性的本質主義 （等下會解釋）。
推論：由於「豪爽女人」論述是本質主義，所以這個運動和其他社會壓迫關係就有串連上的困難。
結語：「豪爽女人」的性解放因此難以達成社會改造。
下面就讓我來顯示上述論點中的「前提」及「推論」的錯誤。
生物本質論的「性解放／性壓抑」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
紅筆文章首先建立在一個假設上，她假設性激進派所謂的「性壓抑」提法一定是根基於「性的本質主義」。按卡維波在〈性解放的政治〉一文中的解釋，所謂「性的本質論」也就是將「性（欲望）」當作某種生物的本能，或某種「（能）量」的及「善」的人之本質。另方面，「性的本質論」也有時指稱「性認同或身分的本質論」，這是指生物或其他「先天」的原因對性認同身分的決定作用。例如，本質論認為「同性戀」是一種先天的性（取）向，是先天生物所影響而成的，至於後天社會文化對同性戀形成的影響則受制於先天生物傾向。所以同性戀自古即有，我們可以書寫「台灣同性戀四百年史或三千年史」。和本質論相對的建構論則認為同性戀這類性認同是近代的產物，說中國古代某某皇帝或蘇格拉底是同性戀是不正確的。
在台灣坊間一些亂七八糟的文字中，偶而會看到把豪爽女人的性激進派描寫成完全徹底的生物本質論者，其目的則是要從中推論出性激進派主張「性萬能論」，亦即，「性（交）」 可以解決女性問題、社會壓迫等等。其推論的邏輯如下：根據性（慾望）本質論，性旣然是某種應當釋放的生物能量或應被實現的人性本質，那豈不多做多好？只要多做就會身心健康世界大同。（至於這個「多做」是在什麼文化或社會制度脈絡下才能實現「性」的本質，或如何擁有「多做」所需的權力，並不在這類亂七八糟的文字考慮之內。）
當然，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性激進派，甚至也沒有一個性自由派作過這種「多性交可以解放社會」的幼稚主張，那些亂七八糟的文章只是黔驢技窮的無聊說法。這種說法原本不值得一提，因為熟習豪爽女人論述者都知道，性／別解放首要地是一種論述運動（何春蕤《豪爽女人》208頁），要重新定義各種性認同（例如，「花痴」、「變態」等原本由性學家所定義或建構出的性／別邊緣人的認同）以及發展反抗論述。何春蕤也曾清楚地指出：「性活動的頻繁和多樣不算是什麼性解放。能夠無愧無懼的思考、經驗、討論性事才是性解放」（《豪爽女人》179頁）。可是比較重要的問題是，性的生物本質論眞的會導致性萬能論嗎？
其實，即使持生物本質論的性激進派或性自由派也不會認為性解放即是盡量發洩性能量（這種說法意味著只要人人每天在家多手淫，或夫妻多性交，即可達成性解放）。更何況，許多性激進派或性自由派也像何春蕤一樣主張「性解放的禁欲是一種很色情的情慾選擇」，當然這種的「禁欲」不同於那些不甘情願的、被剝奪的或匱乏感下的「禁欲」，後者經常對「縱慾」（濫交、多伴侶）充滿仇恨妒意地打壓、否定、道德義憤或甚至恐懼症（phobia）。
總之，即使是持本質論的性解放方案，如果不是激烈的社會革命（性激進派），也至少是大幅度的社會改造（性自由派）。對性解放者而言，性壓抑的機制是多種且來源不同的，有的源自經濟制度、有的源自文化及宗教建制，還有源自大衆媒體的邏輯、教育制度、政治統治、家庭婚姻制度和社會組織方式等等。性壓抑在這些制度內有一定的功能，使制度得以維持並施力。易言之，性壓抑的操作場域及效應也不限於某個特定社會場域。它同時存在於政治、經濟、法律、媒體、教育及私領域中。這意味著「性壓抑機制」或「性的社會控制」不是巨大單一同質地座落於某個單一的制度或權力關係中。
例如，從賴希這位接近生物本質論的性激進派的衆多著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各種不同的制度和權力關係所產生的性壓抑形式是非常異質的，其壓抑的對象旣非僅僅是「性行為」，壓抑方式也並非只是「禁止」 而已，所以「性壓抑」不等於「禁止性行為」；例如，「勞工階級無力購大屋」對賴希而言也是性壓抑（關於賴希可參看：何春蕤〈性道德及其不滿：賴希的「性革命」〉，聯合報1995. 6. 11，收入本書中。）
故而，對抗性壓抑的「性解放」也是一種異質性實踐的串連，而非某些人想像的什麼「壓抑與解放的二元簡單翻轉」。（或問：壓抑／解放旣然都是充滿差異流動無固定本質的，為何還要將之串連並對立起來？這其實是旣堅持「差異政治」也不放棄「對立政治」的人民民主論一貫立場，請回顧過去卡維波等人關於「人民vs.權力集團」的討論）。
總之，性的生物本質並不會導致「性萬能論」。「性萬能論」只是一些人自己樹立的假攻擊目標，飛鏢劈刺一番不亦樂乎，過過乾癮而已。（另外一些過乾癮的則嚷嚷什麼「豪爽女人」是生殖器中心。其實《豪爽女人》也清楚地寫道：「女性主義的性解放因此必然是『變態的』」209頁，以及69-70頁。再說，一個女人如果不喜歡SM、不喜歡同性戀、不喜歡玩屎尿、不喜歡玩裝死、不喜歡扮男人、不喜歡按摩器、不喜歡扮小孩、不喜歡群交、不喜歡陌生人、不喜歡口交、不喜歡性感內衣和肌肉、不喜歡體臭……，但只喜歡她丈夫的那根屌，是否她就是「陽具中心主義」？有些人或許會指責上述這種「清純」、「不豪爽」、「傳統家庭主婦」型女人是「陽具中心主義」，但是「豪爽女人」論述絕不會做這樣匆促魯莽扣帽子式的指責。當然，如果此「陽具」非彼陽具，而是什麼「超越符號」或「父權權力原則」之類，那麼可能需要更全面謹慎的分析才能去判斷今日任何一種女性主義的政治、文化、法律策略立場是否「陽具中心」吧。）
「性壓抑」之說和生物本質論無必然關係
當然，紅筆沒有幼稚到和這種過乾癮的人一般見識的地步。
但是紅筆卻認定豪爽女人激進派一定是生物本質主義，因為性激進派談「性壓抑」或「過度壓抑」；只要談性壓抑就必然是本質主義！讓我們來看看她的說法有沒有。
前面說過，「性的本質論」認為：性（慾）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因為受到不同的社會制約，所以表現出不同的社會特性，但是性（慾）的社會特性只是表象，只是其本質在不同社會中的特定表現，其本質仍然是生物的、本能的或能量的；性（慾）的背後總有個物質的、自然的核心基礎或最終的決定力量。
所謂「性的本質論」一般被認為是和「性的建構論」對立的。建構論基本上揚棄了「表象／本質」、「上層／基礎」、「意識／物質」、「社會／生物」這些本質論所預設的二分法，而反對「性（科）學總有其客觀的成分，因為這些成分對應著不以主觀意志而轉移的自然」、「有些性模式是自然的」、「性歸根究柢還是被生物所決定的」、「性的有些成分是註定不變的」等說法。在傅柯傳統的建構論中，性認同（比如「同性戀」、「戀物癖」等）是透過性（科）學或心理分析等建構的。另方面，從弗洛依德馬克思主義開始的馬克思主義性論述傳統，也主張社會建構論，但認為傅柯式的建構論有所不足需要補充；這個馬克思主義傳統則比較強調資本主義商品與國家對「性認同」的建構，這方面的理論我會在其他文章中加以介紹。（此外必須一提的是，許多「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性（別）」是全然被社會建構的，他們把建構主義看作一種唯心主義，並且堅持不能把一切「生物的」都化約成「社會的」（像Sebastiano Timpanaro的《論唯物主義》）。
現在還是回到主要的問題，亦即，「壓抑」之說必然是性的本質論嗎？
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壓抑」之說絕不必然是生物本質論的；因此紅筆質疑「豪爽女人」的前提根本就不成立。比如工人覺得他們每月應當有兩斤牛肉吃（或唱兩次KTV，或每人有三十坪居住空間，或兩條褲子等等被廣告所喚起及建構的消費慾望），可是實際上他們只能吃到一兩肉，因此覺得被過度壓抑了。工人的這個需要當然可以被看作是建構的，而非生物本質的──畢竟，工人沒有本質原因一定要吃兩斤肉。（不知是否有人會對於工人這種需要、滿足及愉悅採疑懼態度而頻頻告誡工人應先禁慾，而且必須等到「革命之後」或者「政治經濟制度徹底改造之後」或「社會條件成熟之後」再去爭取滿足需要的權利？可是往往卻有進步人士對女人情慾採禁慾／昇華主張，一再宣稱要等到「女人有了眞正權力之後」才可追求情慾解放。）
同樣的，「性壓抑」的被剝奪感或匱乏感當然也可以是被建構的；「性壓抑」可能是一種消費主義下對商品選擇的被剝奪或匱乏（馬克思主義建構論），也可能是性科學論述下之性心理運作的必要功能（傅柯式建構論）。但是不論如何，「被建構」並不表示「虛假」、「易變」、「任意」；因為任何建構均在一定脈絡與歷史沉澱下進行。
「性壓抑」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性的社會控制」。從本質論的觀點，這裡的 「性」是生物自然的；從建構論的觀點，此處的「性」則是社會建構的。本質論的性解放或性自由之所以不等於什麼「性萬能論」，乃是因為其針對的目標是那些社會控制的形式。在這條路線上，性激進派與性自由派均要求對社會加以改造來改變社會控制的形式，而不是多做愛而已。有些本質主義的性解放論者認為性的社會控制形式將永遠存在，只是新的社會控制比較理性，也建立在自主的基礎上。但是也有本質論的性解放者認為，如果社會眞能免於權力壓迫關係，我們所知的對象慾望及性認同的社會控制將不存在。
建構論則不滿於上述觀點中的「自然VS. 社會」或「生物性 VS. 社會控制」的二分，而主張「性（自然生物）也是社會建構的」以解消上述二元對立。但是建構論也可以談論「性壓抑」，也就是「對『社會所建構的認同與慾望』的社會控制」。例如，傅柯在攻擊本質主義的「壓抑假設」時，也未否認「性壓抑」的存在（《性史》一卷12頁），只是傅柯將焦點轉移到更廣泛的權力關係中（這些權力關係不一定抑制我們，反而促使我們積極有所作為，也事實上將我們建構成當代性經驗之主體）。換句話說，「性壓抑」之說不一定非放在本質主義的「性本能」論述內，性壓抑之說也可以和反本質主義相結合（傅柯派的女性主義者如Gayle Rubin和Jana Sawicki均持此說；例如後者寫的Disciplining Foucault 38頁）。畢竟即使在傅柯談的維多利亞時代，人們也在說「手淫導致瘋狂，女人是無性慾的，肛交者應被吊死」等等（Paul Robinson等用這類例子批評傅柯輕忽「壓抑」在該時代的主導性），這些壓抑現象確實存在。
「物質／階級／生產／身體」可以被「性／情慾」所建構
傅柯所針對的「壓抑」指的是「禁止、檢查、否定」，但是「豪爽女人」的性激進論述還指出了更多壓抑的現象或機制（例如性騷擾、單一情慾軌跡、性模式的標準化或正常化、身體的規訓管教馴化，以及性知識與專業權力的勾連等等），這些沒有共通本質的「性壓抑」實踐或機制（故而相對應著沒有本質的「性解放」策略）當然可以是社會建構的、或反生物本質論的。（其實早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卡維波發表的〈性解放的政治〉一文中，就已經清楚指出本文這些論點了。事實上，「豪爽女人」論述不只是談了心理或社會意義的性壓抑，還談了政治意義的性壓抑或性壓迫，這些遭受性壓迫的主體，也就是性多元人士（性／別邊緣人、性少數），一開始是被性學家所建構的身分，但是在性激進派的造反論述建構下又取得新的意義。「豪爽女人」的貢獻之一就是把心理意義的性壓抑和政治意義的性壓迫連接起來，找到它們共同的cause（原因及目標）。）
總之，紅筆對豪爽女人的「性壓抑」使否為本質主義的質疑根本就落了空，而且其實她也不需要進入有關「性」的「（社會）建構主義VS.（生物）本質主義」的爭議，畢竟這個爭議也還沒有定論，紅筆不需要在這爭議上表態。
傅柯的性建構論主張其實建基於一個心裡分析完全主導／主流的社會。對台灣的脈絡而言，性／別解放運動也許不應完全接受建構論或本質論，反而應該去進行對「本質論vs. 建構論」這一對立的解構，《豪爽女人》書中的實用主義立場可能才是一個較佳的策略。
在「豪爽女人」論述所汲取的養分所源自的西方女性主義性激進派中，雖然大部份都是傾向社會建構派的（Gayle Rubin, Lynn Segal, Carol S. Vance等），但是也有女／性激進派認為「性慾望」不是建構的，但「性認同」則是（如Alison Assiter）。其實，對於「性」及「性別」採完全徹底的建構論立場的（如Judith Butler）實在少見。即使公認的建構論者如Jeffery Weeks也其實主張「性」是「生物／社會文化／無意識慾望」三者角力的結果。同樣的，究竟有沒有人主張純然的生物本質論（W. Reich）也是可疑的。總之，這個爭議在女性主義研究或同志研究中都還在繼續中。
但是想要以建構論來質疑性解放的紅筆應當清楚地意識到社會建構論的邏輯後果，亦即，不但「性」、「性別」是社會建構的，「階級」、「生產」、「身體」、「物質」、「階級壓迫」這些也都是社會建構的，而不是什麼「自然的」、無需質詢的範疇。的確，我們每日的生產、消費或包括情慾在內的實踐和制度，正時時重新定義著（例如）「物質」的槪念；什麼是「物質」，並沒有固定本質，而是論述、語言或社會建構的。旣然如此，有關情慾的論述、隱喻、象徵、呈現、制度、權力等等當然也可能在「物質」的建構中扮演角色，所以，我們可以詢問「物質的情慾基礎是什麼」之類問題。「物質」、「階級」等並不是終極的、無需構成的基礎範疇。相反的，這些範疇槪念都可以是被性或情慾所建構的。
換句話說，我們沒有什麼理由不把「性／性壓抑／性解放」和「階級／階級壓迫／階級解放」平等看待，我們沒有理由對「性」特別歧視。這一點是接下來討論的立足點。
沒有具體，何來總體？沒有路線分化，何來階級差異？
紅筆對豪爽女人的「本質主義VS. 建構主義」指控雖然如前所述落了空，但是她究竟想藉這個指控談什麼問題呢？我想應當是她文章的標題：「從現今的性解放怎樣到社會改造」，而這標題的意思則是「如果不是從總體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著眼，同性戀者、特殊性癖好者，或……被召喚到性解放運動中的主體，何以可能在認定性解放帶來性的滿足之後又會轉到社會改造上呢？」
紅筆的這個主要質疑可以從好幾個方面去觀察。第一，什麼是她所謂的「總體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這個「總體」究竟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性歧視及情慾沙文主義社會」？是「父權社會」還是「異性戀社會」？是「漢人社會」還是「非殘障者社會」？是「成人社會」（相對於對兒童的支配）還是「人類社會」（相對於對動物及自然的支配）？等等。如果 說「總體」就是全部支配關係都包括在內，那麼，由於一種權力關係的支配者可能是另一種權力關係的被支配者，我們並不能預先把總體劃定為「支配vs. 反支配」的敵我兩大陣營，然後再檢視「性解放」鬥爭是否將加入「我方」，也就是加入「總體的社會改造」。這種先假定「總體的社會改造」已經先在那兒（先假定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總體的社會改造」），然後再去質疑其他運動的做法，不過是假藉「總體」之名發言罷了。
因此，我們不應假定有什麼「總體的社會改造」是可以脫離具體的性解放鬥爭的。而且，與其去質問（以下我故意改裝顚倒紅筆對性解放提出的質疑）：「從現今的階級解放怎樣到社會改造」或「勞工階級何以可能在階級解放帶來的滿足之後又會轉到社會改造呢？」等等這些不知從何答起的問題（也許勾劃遠景藍圖的運動文宣小册可以回答吧！），倒不如就具體的工運策略有傷害或歧視其他運動的地方加以批評，或者去發展有利於其他社會的工運論述等等。
紅筆對性解放空泛地質問了老半天，可是究竟性解放論述在哪裡是階級歧視或階級沙文主義呢？何以證明豪爽女人運動是傾向資產階級呢？（後面這個問題恐怕得等到有豪爽女人組織的運動出現後才能回答吧！）紅筆其實都沒有證明。例如，她說豪爽女人的性論述是本質主義，所以是資產階級。可是這不能算是證明，就好像如果同志主張同性戀是先天的（本質論），那就是「資產階級」？而主張同性戀是「後天建構論」就一定是「無產階級」？還有，紅筆說性解放論述之所以有中產階級性格是因為「〔這個論述包含了〕從主流意識形態中取用的那些槪念」。我不清楚「那些槪念」所指為何，但是這個指控也是沒道理的，例如，現在許多運動（包括工運在內）都利用自由主義的權利論述，但這不能證明這些運動一定是不利於無產階級的，因為同樣的論述可以被不同的運動實踐所用，故而紅筆的指控還需要更實質具體的證據才行。
看紅筆文章的意思，她可能認為整個婦運都是「中產階級的」（而非「跨階 級的」，或者「階級傾向尚不明顯的」，或者「階級傾向尚有改變之可能的」），我認為這類說法在修辭上要十分謹慎。首先，不要認為性別與階級之間有一對一的相應關係（如果兩者有一對一的關係，就表示兩者可以彼此化約了），那麼，所謂「沒有一對一關係」又是什麼意思呢？實際地說，如果在性別場域中，只有一個剛剛開展的反性別支配的運動，之中沒有不同路線或派系、組織分化可供我們比較、觀察並分析其利益取向，那麼我們就不能粗糙地將這個運動定性為「資產階級」以打壓或否定這個運動。除非在否定這個運動路線的同時，我們開創出另一條婦運路線（而不是原本未變的階級運動多個婦女支部）。再用一個例子：原住民運動之外的人不能因為原住民運動沒有談性別階級，因此就認定其是性別歧視或資產階級而否定這個運動。但是如果原住民運動中有性別或階級歧視的言行，當然應當被批判。相似的，我們不能因為工運人士都吃動物的肉或都是成人，而且也不在其工運論述內談動物解放及兒童解放，就否定工運不能促成「整體社會改造」，或者「踩在動物及兒童肩上，轉移自身的苦難」（套用紅筆語）。
最近有人從同志立場批評婦運的民法親屬篇修正，但也似乎並未否定整個婦運為「異性戀」的（性／別解放者也不會因為自身對目前婚姻制度的否定而去把婦運的修法定位為「性／別壓迫」）。女同志這種對婦運策略的批評方式和具體特定，很值得那些想批評台灣婦運的階級路線的人參考；而這個階級路線的主要劃分依據，當然不是什麼台灣婦運的理論基礎係「本質論」或「建構論」，也不是婦運挪用了什麼主流意識形態的槪念，而是其階級歧視的表現和資源利益的分配。
不論如何，我認為紅筆將豪爽女人論述匆促地定性為「中產階級」，而且又不是從「性解放」的立場（亦即，不是從另一條性解放運動路線的立場）來批評，實在有打壓和否定性解放運動之嫌，故而我認為其出發點不脫性歧視主義和情慾沙文主義。
紅筆說她的批評是「社運內部的對話」，這種對話首先必須站在支持而非質疑性／別解放的立場上、站在肯定性多元人士之榮耀與權柄的立場上，才能開展。其次，對話雙方如果有不平等的實力，那麼比較有正當性和實力的「大」運動不應去質疑剛剛萌起的「小」運動（像某些搞政黨政治的人常要「小」運動表態，一副「不站邊就封殺你資源」的霸權樣子）。相反的，「小」運動則很有資格向大的挑戰。易言之，我們談「社運內部對話」不能假裝對話雙方是平等的，也不能假設大家不會假「對話」之名來行宰制之實，而應把「對話」看成是促進運動之間平等的機制。（在今天性／別邊緣人尚未像工人階級一樣有正當性的論述，眞正站在階級立場的運動者（而非打著階級招牌的冒充者）應當反躬自省或積極聲援性／別解放，或者虛心接受性／別解放的批判，而非忙著去質疑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