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狂飆年代」專欄，1995年8月7日。轉載美洲《世界日報》副刊，1995年10月19日】
有關「好男人」的說法歷來都和女性擇偶條件分不開來；所謂「好男人」往往就是「理想的情人」、「好丈夫、好父親」等等。
由於擇偶條件或理想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制約，所以「好男人」的形象也會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
例如，在市場或商品經濟的發展初期，需要資金累積以便繼續擴大生產規模，而非將利潤所得投注於奢侈性消費或門面排場，因此在這個社會發展階段常聽到：好男人應當是「節儉」、「刻苦」、「木訥」、「老實可靠」、「守成」、「認真實在」、「不吃喝嫖賭吸菸」等等。
當經濟發展到當代投機活動頻繁階段，靠苦幹實幹以白手成家致富的神話已然破滅，「好男人」的特質則轉變為「機智、大方、體面、冒險、進取」之類，而先前的「刻苦節儉」則被當作不合潮流的怪癖，「木訥老實」則是愚笨不知變通。
隨著女人經濟獨立能力與性愛自由程度的提升，「好男人」說法也出現兩種相吻合的趨勢，一個是擇偶理想除了「經濟條件」外，還加入「性愛」的條件。在此我指的就是「溫柔╱體貼╱多情╱浪漫╱性感╱魅力」這類性愛特質；很明顯的，這些當代的「好男人」特質和過去的「木納、老實、刻苦……」是不可能並存的。
和前一趨勢相吻合的另一趨勢就是：符合「好男人」性愛理想條件的情人或男友不必然被當作「好」的婚姻對象來談，這當然和社會道德對女人性愛自由的管制開始放鬆有關。這種不以婚姻對象考量來談論好男人的趨勢意味著，有關「情人╱男友」的好男人說法可能和「丈夫╱父親」的好男人說法有潛在矛盾，而這個好男人論述中的潛在矛盾正彰顯了女人的性愛自由和婚姻制度之間的可能矛盾。
為了掩飾這個矛盾，好男人論述中原有的「好男人是可靠的男人」說法又被賦予了新的內容：由於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像「可靠」這種特質是一直出現在「好男人」的說法中的，但是過去的「可靠」可能只是消極的「不嫖、不養小老婆、不外遇」（老實），但是現在則具體地加入性愛的內容──「可靠」就是「專情」，不但「專一」還要有「情」。
不論如何，有關好男人的性愛特質的新論述大抵上比較針對「情人╱男友」而非「丈夫╱父親」，而有關「丈夫╱父親」的好男人的論述則在社會變遷中出現另一些新的說法。
在過去，有關「丈夫╱父親」的好男人定義都是和其養家的能力及意願有關，所謂「顧家」並非做家內工作，而是在家庭之外工作時以妻小的福祉為重，盡全力為家庭成員創造出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但是由於只有丈夫就業的單薪家庭不能應付日漸沈重的經濟壓力，職業婦女及雙薪家庭逐漸增多，家務勞動及養育子女的工作都需要男人幫忙或分擔；「顧家」此時便意味著男人不能只「主外」，而還應該照顧家裡的事。於是我們聽到了「新好男人」願意分擔家務、照顧小孩等等說法。
好男人論述的這種調整改變，事實上也收編了婦女運動對「男主外、女主內」這類僵化的性別分工的挑戰。但是「好男人」論述是否真的為女性主義所樂見呢？
如上所述，好男人論述是在社會變遷威脅到原有婚姻家庭組織及兩性互動的情勢下，逐步地調整改變其內涵，因此，「好男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安定婚姻制度的功能，他的「好」有其不能超越父權婚姻家庭的侷限性。另方面，「好男人」的「好」也可能讓女人惑於「小恩小惠」等較巧妙的宰制形式，而腐蝕了女人徹底推翻父權婚姻的決心。
雖然現有的好男人論述有其反女性主義的一面，但是由於這個通俗論述內部有許多矛盾說，故可以被挪用來反制父權。例如，不婚者、外遇者、同性戀等均可以發展各自心目中的「好男人」說法。所以，女性主義除了去定義反父權的「新」男人外，也不必放棄對「好」男人的定義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