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狂飆年代專欄，1996年10月14日】
1970年代末，我出國留學的時候，碰到許多來自第三世界的進步學生，從他們的口中，我了解到在當時的進步人士眼中，有三個國家最為他們所不恥，因為這三個國家甘做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家奴，犯下不少惡行。這三個國家除了惡名昭彰的南非和以色列外，台灣也赫然列名其中。
據傳聞，在美國不方便或不好意思親自出面的時候，台灣政府曾以經援、軍事顧問、特務偵訊或情報訓練等方式來幫助第三世界的另外一些軍事獨裁政權，這些政權向來以屠殺原住民、學生、農民，以及壓迫工會、反對黨等等惡行而臭名遠颺，台灣的援助不啻間接成為幫兇。至於美國在軍事入侵他國之時，台灣均唱和支持的例子，則多至不勝枚舉。
面對這些不利於台灣的說法，我們應當在今天仔細地探究其歷史真相，把台灣過去那些可能存在的幫兇行徑弄個水落石出，以便化解我們和那些國家人民之間的歷史暗傷，說不定還反而能藉此發展他國民間對我們國際處境的新理解與同情。
雖然台灣過去的威權體制已經消散，並且有社會和解的呼聲，然而歷史上的是非正義仍應澄清，否則歷史的暗傷難以癒合。在急待澄清的歷史正義方面，不但應包括1950年代以來的白色恐怖，或像林義雄母女、陳文成等命案，也應包括上述台灣對外的不義行徑，此外亦應包括美國日本等國家在維繫台灣過去極權獨裁的統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還有這些國家的資本對台灣工人的經濟與健康的剝削、環境的破壞等等。這種歷史的清算反省，將有助我們重新建立一個反帝反殖的世界觀。
事實上，台灣雖然脫離了威權體制，但是對外的世界觀卻仍停留在過去的時代，例如，對第三世界的窮國缺乏認同，卻一昧諂媚西方強國，甚至還有自覺比黑人民族高一等的優越感。這種世界觀之所以一直未變，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清算過去的歷史正義，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因為台灣的優勢階級在親美情結中獲得利益。
如果台灣這種親美日的世界觀一直不變，那麼不論我們有什麼 經濟和政治的奇蹟，在世界多數人民的眼裡，台灣仍然不是獨立自主的，仍然只是美日的附庸，是歷史上美日侵略中國之後所遺留的殖民地問題。這麼一來，台灣的外交困境也就不會獲得其他國家人民的同情或支持。
這箇中的原因很簡單：許多國家的人民都有反帝反殖的傳統，不少人對日本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甚至有強烈的敵意，這和台灣因過去資訊封鎖、文化殖民和歷史蒙蔽而有親美日情結的狀況大不相同，這些國家的人民用和此間相反的觀點看台灣問題，也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批判反省，並不一定就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要建立強大的國家政權來反帝反殖，但是往往這個強而有力的國家機構，又反過來侵蝕了民間社會自主的空間，新的官僚政治變成了支配弱勢人民的工具。故而那些爭取社會自主力量壯大的社會運動，通常都會在反帝反殖之時，也反對民族主義。
畢竟，反帝反殖不一定非要訴諸國家政權；例如，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都是反帝反殖的。此外，非民族主義者的反帝反殖也和民族主義者不同；例如，非民族主義者之所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入侵，不是因為國家領土的被佔領，而是因為人民生活或工作的空間被剝奪。換句話說，非民族主義者不是因為「國家」，而是因為人民本身的利益，而反帝反殖。
有人或許懷疑，不訴諸國家強大的力量，反帝反殖還是否可能。但是這次保釣行動卻顯示：在沒有國家政權的支持下，反帝行動仍是可能的。（當然我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說這次保釣行動的參與者沒有民族主義的想法）。
近來《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引起了許多人的討論。我們應當批評其中民族主義的成份，也就是訴諸國家政權和軍事武力的成份，但是我們應當正面評價其反帝反殖的成份。《中國可以說不》並非完全官方授意主導的書，它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反帝反殖的民意，但是這股民意有可能被官方轉移到民族主義的方向。為此，台灣應積極發展反帝反殖的非民族主義論述，這不但有助台灣社會運動的縱深發展，而且也表明台灣絕非美帝國主義的鷹犬或跳板，以化解大陸人民對台灣的敵意與疑懼，並且促使大陸人民質疑中共官方的可能帝國主義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