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狂飆年代專欄，1996年10月28日】
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曾經對某種「迷信」心理做過一個有趣的說明。他認為人之所以恐懼天會降禍於他，其實是因為自己在潛意識中希望別人會遭致不幸或惹禍上身。換句話說，由於這個希望降禍給別人的心理，不見容自己的道德良心，甚至因為內疚而期望自己被懲罰，故而轉變成相信天可能會降禍於他自己的迷信心理。
其實，對於那些生活充滿壓抑、困頓，需要不斷和周遭他人奮鬥的人而言，降禍他人的殘忍心理和敵意是可以預期的，而如果這種心理因為太強的道德感而導致迷信，似乎也頗為正常。女性和下層人民通常較為「迷信」，似乎可以從他們飽受壓抑與困頓的生活去解釋，而高官政客的迷信則可從他們充滿權力鬥爭的生活去解釋。
弗洛伊德之類的說法或許不能涵蓋所有迷信的例子，但是其重點在於顯示：所謂「迷信」，是有其潛意識基礎的，「迷信」未必是理性不足或欠缺科學意識－－有時候，堅強的理性所形成強烈的道德感，反而是迷信的心理起源。所以，理性不見得排斥迷信，故而也不是區分迷信和宗教的標準。
宋七力案爆發後，出現了不少有關如何區分迷信和宗教的討論，大家似乎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就是正邪教之分不但必要，更是可以確定的。可是，依我看來，許多正統宗教的神蹟（如死後復活、處女生子…）比起所謂的迷信更難以置信；正統的、有龐大組織的宗教在聚積財富方面，遠遠超過「迷信」。另外，有人認為正派宗教勸人為善，在道德上站得住腳，和迷信的邪門背德大不相同，不過在歷史上，正派宗教興起之時，也總是和當時的主流道德觀念相左的。以基督教為例，耶穌及其門徒之所以被「揭發」、「定罪」，正是因為他們所推廣的早期基督教實踐，違反當時的「善良風俗」、破壞當時的「社會秩序」、反對律法傳統、反抗政府，早期教會的公社生活方式更是明顯的破壞家庭。即使在今日，有些基督教徒因教義而拒絕從軍入伍，並因此違法而被判刑；回教允許一夫多妻…；凡此總總均顯示：我們不應以當下社會的習俗或道德來區分宗教或迷信。
如果一定要替「正牌的」宗教和「無照的」迷信作一區分，我們可以說「正牌的」宗教通常與現世的秩序、利益與權力的結合比較深，例如，宗教所使用的文化資源與智識符碼都比「無照的」迷信有正當性。這也就是說，一般的宗教多半和既有的權力妥協（例如，不會尖銳挑戰公權力、主流政黨、保守的性道德、家長權、父權、財產權、正統科學等等），故而有保守的社會功能。但是所謂的邪教或迷信一般都是新興的信仰，在某些方面會提供踰越或逃避現有權力秩序的管道，雖然因此和現世秩序與利益形成衝突，而缺乏正當性，但也因此容易吸引那些感到被現行權力秩序壓抑的信徒，這些信徒多數已經不能從那些和權力秩序妥協的正統宗教得到慰藉。如果新興信仰擴張太快，因而未能均衡地分配所吸納的甚多資源、未能和現有權力分享資源，而破壞了原有權力結構的均衡，也就是未能在維持現行秩序上扮演社會所認可的功能，就很容易構成對現有社會權力秩序的威脅，因而被打壓。
這樣說來，知識份子在批評迷信現象時，更應批評主流宗教的保守社會功能。不過，許多主流知識份子似乎和政治人物一樣有媚俗的表現：很多政治人物為了政治資源和選票，對任何有群眾基礎的宗教（不論主流或新興宗教）都採取結交、參與儀式、贈匾、膜拜、合照等等支持方式。和政治人物類似，主流知識份子也甚少對群眾的主要宗教力量（像慈濟、星雲、聖嚴等）提出針砭，只有在這些宗教有偏袒某政黨之嫌時，才因知識份子自身的政黨立場而提出批評。
或許有人認為像慈濟之類的主流宗教救濟事業，無可批評，但是這類救濟事業的意識形態功能、對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救濟募款的組織動員模式、對所救濟對象或項目的選擇及限制等等，都是值得分析和批評的。以援外的國際救濟而言，當今最需要援助的可能是古巴人民，古巴因為國土小、缺資源，又遭受美國封鎖，所以人民苦不堪言；但是宗教組織若援助古巴，除了做真正的善事外，沒有明顯的好處，反而還有可能觸怒大國，所以至今鮮有國際宗教組織對古巴人民提供救濟。由此例可見，主流宗教的「為善」與「偽善」也是難以區分的－－更何況宗教與迷信的區分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