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狂飆年代專欄，1996年11月11日】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有兩個頗有影響的「花絮」。
一個是大麻的合法化：雖然僅限於加州，而且仍有嚴格的管制，需要醫生的處方才能取得，但是大麻畢竟已經開始被當作只是一種管制嚴格的藥品，而不是什麼「毒品」。這麼看來，台灣的青光眼、氣喘、癌症、癲癇症、風濕和愛滋病人及其家屬，應當也盡快向衛生當局爭取用藥的權利和免於病痛的權利，使大麻也在台灣合法化。
另一個更引人注目的「花絮」當然就是台灣在美國大選中的政治獻金。
長久以來就有傳言，台灣對於「友好」的美國政界人士（通常都是右派政客）進行各種利益輸送，政治獻金只是一種較直接的方式而已。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個問題對於台灣的社會運動有直接的影響。
例如，這次選舉中再度連任的北卡羅來那州參議員傑西‧賀姆斯的基金會就得到台灣的捐助，還引起了不小的政治獻金風波。可是參議員賀姆斯是美國社運界數一數二的敵人，他在反女權、反同性戀、反工運、反黑人民權、反環保…等方面的記錄有一長串，台灣捐款給賀姆斯這樣的政客，也就等於打擊美國的社運。而作為一個對台灣影響甚大的強國，美國的社運進展當然也會影響台灣的社運，像剛剛提及的大麻合法化、前不久的同性戀婚姻權議題等等，都可能造成衝擊。比如說，如果有罹患癌症的美國加州人士來台訪問，在台期間需要吸食大麻，台灣要如何應對呢？萬一此人士還是台灣積極拉攏的政要呢？同樣的，目前台灣的法規基本上承認美國合法的婚姻（如果有北美事務協調處的證明），但是如果同性戀婚姻在美國合法化了，台灣是否要繼續此一法規呢？
不論美國社運對台灣社運影響的大小，作為追求社會正義的努力，台灣的社運人士應當嚴肅對待這次政治獻金事件，拒絕幫助他國右派政客打擊該國的社運。
政治獻金事件的真相未明，尚待司法的調查。可是很不尋常的是，有許多非當事人已忙著斷言是非，並且聲稱要「抓匪諜、台奸」，連某些在野人士也跟著唱和，彷彿在「國家利益」的大帽子下，一切都可以合理化。
但是大家應該還記得，全世界歷史上（包括台灣）一切壓制人權、獨裁、腐敗的國家惡行，都是在「國家生存」這類藉口之下進行。因此，真正站在反對立場、社運立場的在野人士當然不能和官方立場唱和，而應該積極要求嚴肅檢討金錢外交（例如，虛擲的金錢是否應該來促進社運所爭取的福利國家目標）。
另外，現在以「抓匪諜」等恐嚇方式來製造一言堂的「共識」更是其蠢無比的行徑。美國方面已經在調查政治獻金事件的真相，我們這邊創造出來的「共識」根本不會被美方重視，要求國人有一致的聲音又有何用？只不過是恐慌下的歇斯底里罷了。相反的，如果台灣對政治獻金有不同的聲音和立場，反而能顯示我們並不是舉國上下都贊成以不當手段介入美國內政，同時也顯示台灣有很多有識之士重視法治，並且會嚴格監督政府今後不再做類似的事。
上面提到「國家的生存」經常被用來壓制社運和人權。這讓我聯想到，聽說銀行公會因不滿勞基法的有限適用性，所以宣佈將在今年亞太經合會時到位在新加坡的會場抗議，以影響台灣入會的希望來迫使政府加快修法的腳步。此舉堪稱社運的典範策略，台灣的其他社運應一同前往。可想而知，政府會以「國家利益」來反對此舉，但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為了「國家的生存與利益」，就更應當迅速滿足社運的平等正義目標，讓人民能有一個公平的法律，並可以循法律的途徑爭取自己的權利。畢竟，說穿了，國家的生存與利益不就是人民的生存與利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