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何方為筆名，發表於台北《首都早報》，2001年6月16日】
文化知識界對媒體壟斷勢力之一的《聯合報》系進行杯葛，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事件，因為杯葛的原因和《聯合報》系的政治立場有關。但是這一杯葛其實也接合了文化工業中「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及生產過程的管理者」與「文化商品的生產者」兩者之間的矛盾關係。在杯葛《聯合報》系這個例子中，杯葛其實建立於文字媒體的管理者（編輯、社長等）與媒體外包的供稿者（非受雇於媒體的自由供稿者）兩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後面提到的這種和媒體無雇佣關係、論件計酬的自由供稿者（free lance)，可能是以寫稿為業的作家，也可能是常參加座談的教授，或者有其他工作而業餘撰稿者。不論這些人的性別、政治立場、階級、社會地位、名氣、職業……等社會因素有什麼差異，他（她）們作為自由供稿者這一身分則同，也因此在這一身分的主體位置上有相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反支配抗爭對象——文字媒體的管理者。換句話說，自由供稿者是一利益團體，與文字媒體管理者有對立權力關係。
但是自由供稿者的利益究竟是什麼呢？當然稿費（工資）是利益的一種。在這一點上，自由供稿者和其他產業中按件計酬的自由工作者（即零工）一樣，很容易成為剝削的對象。人完全以自由供稿為專業，所以金錢對自由供稿者不是唯一主要的利益。
另一個主要利益則是表達的自由，這也就是說，自由供稿者總是希望稿子沒有形式或內容上的限制（如長度的限制，或內容的檢查、扭曲、壓抑等）。雖然自由供稿者有許多不同的原因要求自主性（如有些是為知識而知識，有些是為了達成某種政治目的，有些是相信人有表達的自由等），但其共同的利益是自由表達則無二致。
自由供稿者的這兩個主要利益，明顯地和媒體擁有者及管理者之利益有衝突。雖然媒體管理者不一定為媒體的稿費政策或立場負責，但是他們作為擁有者意志的執行人，和自由供稿者直接處於一個對立的權力關係。
自由供稿者既然是一個利益團體，他們能不能像其他逐漸形成的知識分子利益團體一樣組織起來？例如像各種教師的聯誼會或權利促進會、記者工會、詩社、各類學社等等？
就像其他產業的零工一樣，自由供稿者不共處於一生產場所，分散孤立的狀態很容易被「各個擊破」，也因此很難集結、動員或組織。此外，自由供稿者因為被其他社會因素分化的程度很高，所以其共同利益之落差很大。這也就是說，公平稿費與自由表達對不同的作家而言有不同的意義。
例如，稿費對業餘作家的重要性便比不上專業作家，而名氣大的作家比較不在乎自由表達問題，（因為他們通常有較多表達自由，故可能比較不關心自由供稿者的集體利益），還有其他各色各樣的可能情況，均使得自由供稿者難以形成大規模的團結組織，來和媒體管理者進行集體談判或權力議價。（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情況中稿費與自由表達兩種利益上有衝突，稿費高低竟與自由表達的程度成反比。）
這樣說來，這次杯葛《聯合報》系的舉動，算是部分自由供稿者向形成有組織之利益團體邁進了一小步。之所以只是一「小」步，乃因為杯葛係由政治問題引起，而非自由供稿者對自身利益的重視所引起；而且杯葛者是在對《聯合報》系的否定中才形成一個模糊的自我意識，至於這個自我意識的內容仍然在潛抑下被轉換（displace）為政治性的（如「我們是進步知識分子」)，而未自覺到「我們是自由供稿者」此一主體位置。（本文即是召喚個體來承擔此一主體位置）
此外，這次杯葛行動之動員方式不是建基於大量的橫向連繫組織，而是拜知識界前一陣子的集結活動之賜，才串連起許多人情小團體。因此，從自由供稿者的利益來看，今後文化知識界更應多發展各類組織，盡量做人情圈外的集結，並在不同的議題上努力克服像政治立場等因素的分化，而進行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