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

1.1研究緣起
1.2研究定位：集結與運動

1.2.1女同志集結-雷斯盃是有別於菁英模式的女同志連結

        1.2.2 以球聚為名的女同志「運動」
1.3分析視野：休閒政治

      1.3.1 休閒是充滿權力鬥爭之政治場域

      1.3.2 休閒是同志抵禦異性戀霸權的政治行動  

1.4 研究方法                                             

1.4.1 資料蒐集                                              

1.4.2 訪談                                                  

1.4.3 田野筆記

1.5 寫作策略

第一章、緒論

無論風雨、社會壓力、以及任何險阻，都不能阻擋我們同志的活力。多年來我們一路走下來，愈來愈多的同志朋友認同自己的身份，也集結了愈來愈龐大的力量。同志社群最可貴的就是內部散發出來的活力。從第一屆雷斯盃就是如此，我們DIY的精神延續至今…因為我們同志自己永不枯竭的活力，社會再也不能忽視我們。

                                                         ―2001 臺北同玩節彩虹宣言

1.1研究緣起

2001年8月25日上午，豔陽高照的晴空下，一對對、一群群同志出現在臺大舊體育館前，男女同志高舉著一面飄揚的彩虹旗進場，並宣讀「彩虹宣言」為「彩虹運動會暨雷斯盃」揭開序幕。除了穿梭如織的同志身影，臺北市長、臺北市民政局長、立委、臺北市議員亦到場公開支援。這些畫面相信是參與其中的同志們不會忘記的。

「彩虹運動會暨雷斯盃」，是2001年同志公民運動 — 臺北同玩節系列活動之一，也是臺灣第一個以同志為主體所舉辦的「公開」運動會。同玩節採用運動會的方式，並以「陽光．活力．同性戀」為宣傳主軸，目的是想讓更多同志享有在陽光下自由伸展的權利，呼吸自在的空氣，並轉化主流社會對於同性戀都只在夜間「出沒」的單一偏頗印象。換言之，同志主動向社群外的主流社會，呈現出同志真實生活中的多元面貌，企圖將藏身於黑夜與暗櫃污名的同性戀，轉化為在陽光下展現同性戀驕傲。

單純的體育活動如何跟同運扯上關係，而有了彩虹運動會暨雷斯盃的活動構想？這其實並非突如其來的事情，此項活動結合了女同志社群內累積已久的球聚文化、運動人口和連續多年舉辦「雷斯盃」活動的經驗，才得以順利舉行。

2001年的夏天，我修習研究所定點實習課程，在實習地點「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實習過程中，有機會協助辦理2001年同玩節的相關事宜，才開始接觸有關雷斯盃的訊息。記得第一次參加的彩虹運動會籌備會議中，出席的有許多同運前輩以及各大學同志社團的負責人。有一些女同志在會議中，讓我印象十分深刻，她們的言談中沒有出現同志運動的大道理，也不會操著學院菁英同志向來習以為常的論述字眼，更不熟悉公開發言和媒體打交道的那一套。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她們與其他在座與會的同志朋友，明顯屬於不同族群。進一步的打聽才發現，她們之中有許多人，除了去過女同志的球聚和雷斯盃外，不曾參與過任何同志活動，與其他同志朋友坐下來碰面、開會，也是頭一遭。

然而，彩虹運動會的流程安排、活動設計、義工招募、媒體公關、場地佈置、搬運工作、女工大隊、總務經費、人員報名等大小工作，幾乎都由這些辦過女同志球聚的人包辦。換言之，沒有她們，此次以「彩虹運動會」為主軸的同玩節根本不可能舉辦。她們展現出來的緊密同志網絡和快速的動員集結，連許多從事同運多年的朋友都為之驚嘆！

正是如此快速集結的動員力量，引起了我的好奇，尤其如「彩虹宣言」所言[1]，這不只是一個單純休閒健身的運動聚會，還關係著女同志身份認同和社群內部力量的凝聚。這般的驚艷心情，催促著我繼續探索女同志球聚與球賽的文化內涵與歷史起點。

當我試圖從同志相關文獻中尋找女同志球聚、球賽的蹤影，卻令人遺憾地落空了。目前臺灣同志運動論述，幾乎皆由第一份女同志刊物《女朋友》發行、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成立，以及第一屆「GLAD」(Gay & Lesbian Awakeness Day--校園同性戀日)開始寫起。的確，這些事件記載著女同志如何在異性戀社會重重壓制下披荊嶄棘的蹣跚步履。回顧臺灣自九○年代初開展的同志運動，發展至九○年代中葉，才在1995年時出現第一屆「GLAD」，此項活動為臺灣以「同志為主體」的大型活動聚會開下了先例，之後固定每年都在校園中舉辦大型的同志聚會，更奠定了「同志」與「大學校園」之間深厚而緊密的關連，自證其為臺灣同志歷史上的重要大事。

但脫開校園來看，其實女同志自發性舉辦以自身為主體的運動會，就在同年(1995)悄悄展開，而後一直陸續舉辦（參見附錄三）。然而，「雷斯盃」卻從未受到同志研究的重視，甚至遍尋大部分臺灣同志研究書籍和臺灣同志歷史紀事，更是從未看到「雷斯盃」的蹤跡。不同於歐美國家的同運源自中下階級的抗爭，臺灣的同運源自學院的菁英份子，所以關於學院中的同志言論與觀點較容易儲存、流傳、散播。非關主流學院的同運歷史與觀點的記錄，相形之下便少了許多。

「雷斯盃」代表著女同志獨立於學院之外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2]，相當寶貴，絕不能在臺灣同志研究與歷史中缺席。選擇這個主題，除了記錄並儲存珍貴經驗，也希望以這些歷史經驗為基礎，對現今臺灣同志運動的方向和策略有所反省和啟發，這正是我從事這項研究的初衷。

1.2 研究定位：集結與運動

儘管明晃晃打著「女同志」大旗作為活動號召的主體，雷斯盃在臺灣同志研究中依然名不見經傳－「全然」缺席。但雷斯盃是女同志集結的重要管道，也深蘊對抗異性戀社會的運動(movement)意味，因此，我們可以把雷斯盃放在女同志集結與同志運動這兩個面向的本土研究脈絡之中。

1.2.1 女同志集結─雷斯盃是有別於菁英模式的女同志連結

目前本土經驗研究在「女同志社群集結」主題上的著墨，包括「刊物式聯結」、「校園社團」、「網路」與「Ｔ吧」。以下分別概述之。

就「刊物」的部份，簡家欣(1997)指出臺灣社會原為遍尋不著女同志議題的荒漠，直至《愛報》等女同志刊物出現，才逐漸開啟了女同志的能見度。除了對外發聲，此類刊物亦形成女同志相認、互動的環境。

刊物的出版一方面建立出一個閱讀網絡，培養穩定長期的人際關係；另一方面也提供編務工作的實踐位置來發掘、容納潛在的社群成員。而這些刊物同時也是用以延伸同志人際互助、互動關係，使得過去在異性戀社會中個別處於隱匿狀態的女同志們得以「相認」的重要信物(簡家欣，1997: 45)。

換言之，此類刊物的發行不僅向異性戀社會爭取詮釋權，由自身的聲音來述說和呈顯女同志的經驗與面貌，亦利用閱讀、編寫的機制集結與動員女同志社群。

在女同志刊物之外，「校園社團」亦是重要的擔綱角色[3]。如張喬婷所言，自九零年代開始社會風氣逐漸走向開放、開明，各式「性」議題逐漸在校園中發酵，其中也包括了女男同志的言論，「一時之間，大專校園似乎是給了同志極大的保護，對於同志論述以及身份認同給予一個合理存在的空間」(2000: 294)。在論述積累與蓬勃的社團活動中，女同志才漸漸看到彼此，並找到述說自我過往歷史的方式。

的確，透過刊物與校園社團的努力耕耘，女同志主體才得以在異性戀社會重重包圍下撥雲見日，找到彼此。但不可忽略的，這些刊物與校園社團因帶有菁英特質，使得它們的集結與動員侷限在特定的女同志族群。

此種菁英特質實非偶然，而是受當時歷史條件影響、形塑的結果。如簡文指出此種女同志刊物及社團與女性主義運動不可分割的淵源。在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女性主義組織穿透校園內外，鼓勵女性經驗分享、強調獨立自主與反叛精神、強調揭露自我的成長團體的女性主義組織經營，提供抵抗同性戀污名、拓展性慾認同之空間，使女同志主體得以更為直接地浮現。兩者發展歷程之交錯、並生痕跡亦清晰可見。透過許多私人關係，女同志把更多同志朋友帶進組織，使得九○年代初期進入女性主義組織及社團的新生代女性（主義）主體，往往是從女女戀情中啟蒙建立。此外，臺灣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初期的核心成員，也都受過女性主義洗禮，之後所發行的《愛報》以及後來的《妖言》、《島嶼邊緣》，亦借力於學院內女性主義課堂和社團組織傳播，經由此番洗禮和蓄勢待發的過程，終於在1994年的臺大校園內出現了臺灣第一個女同志學生社團「λ」。

由這樣的發展背景看來，刊物或校園社團式的女同志連結難免帶著菁英特質，亦容易造成某種區隔，如簡文談到：「這種區隔或許可以說正是一種文化資本的區隔，會選擇進入這個刊物網絡的，通常是具有一定書寫與閱讀能量的女同志，而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女學生，特別是大學女生」(1997: 38)。這樣的區隔正暗示了，當研究者一直將視線停駐在刊物或社團式的同志連結，將無法呈顯其他女同志的集結經驗，因為有更廣大的同志並不列屬在菁英的大學中，他們沒有校園社團這樣的環境，來滋養壯大自我的身份認同和提供尋找同伴的管道。

  針對這一點，鄭敏慧(1999)指出這些菁英意味十足的女同志論述生產，忽略女同志內部階級位置、知識背景與城鄉差距等差異，故將研究視線轉移到女同志的「網路」世界，她認為在網路中「一個女同志的公共領域儼然成形…兼顧女同志們社會、發展情慾、友誼的需求，同時打破原有女同志運動、論述生產的菁英化傾向，讓更多不同文化、位置的女同志觀點均能加入論述生產的過程中」(1999: 139)。

  在觀看文章、交談的過程中，女同志更加確立對自我的認同，並分享彼此生活、感情經驗，建立起一個互信互助、互相支援、分享並跨地連結的女同志社群。但作者也意識到此種活動空間因其虛擬性質，具有某些危機與侷限，如她提醒我們的一般，網路與現實世界畢竟有所不同，網路中的歡愉可能抵消同志在現實世界中所感受到的壓迫。

在網路中盡情解放後，回到現實世界又得裝作一副異性戀的樣子來面對週遭的人們…網路的公共討論對女同志的意義不容抹滅，但現實生活也是必須面對的，即使充滿歧視與壓迫；在這個前提下，只有取得網路與現實世界的平衡才有能力與機會改變現實世界（鄭敏慧，1997：269-70）。

當然，網路與現實世界並非全然區隔，它們彼此交疊、相輔相成的現象時而可見[4]。然而，如何將此種互信互助的女同志網絡，拓展、落實到現實生活當中，仍為思考同志議題時的重要課題。

除了「刊物」、「校園社團」與「網路」，「Ｔ吧」亦是關係著女同志認同的重要場所，中外皆然。趙彥寧(2001: 63-68)針對臺灣Ｔ吧進行長年田野工作，探究其中女同志社交形態與認同內涵，並追溯臺灣Ｔ吧的歷史起源。簡家欣(1997)論文亦指出「Ｔ吧」提供空間讓女同志舒展平日苦受異性戀社會箝制的身體展演，成為提供女同志社交空間、社群形成的所在[5]。然而，Ｔ吧空間的低普及性、隱密不公開等特性，讓資訊取得不易，又無熟人引介的女同志，常不得其門而入（鄭美里，1997；簡家欣，1997），加上Ｔ吧中嚴格區分Ｔ婆的文化未必得到女同志一致認同，使得許多女同志無法藉由Ｔ吧看見彼此，順利進入女同志社群（鄭敏慧，1999）。

「女同志」是一種身份認同，現實生活中女同志因為年齡、階級等社會背景差異面臨著不同壓迫形式，因而與異性戀社會周旋、發展自身社群網絡的策略亦是大相逕庭。本文要呈現另一種全然不同的女同志社群集結方式：雷斯盃。「雷斯盃」不同於其他的同志活動，藉由輕鬆活潑的運動（sport）形式，不但免除了許多人擔心是否要了解和閱讀艱深的同志論述才能參加的恐懼，也使大學校園以外的非菁英同志得以參與，換言之，相較於刊物、網路或是校園社團，雷斯盃沒有因文化資本區隔構築起的隱形門檻；另一方面，雷斯盃亦跨越網路世界虛擬性質的限制，營造出女同志日常生活中面對面互動、接觸的模式。 

1.2.2 以球聚為名的女同志「運動」  [6]

若是對現今臺灣同志運動論述做個整理，會發現這些論述多半圍繞著同運路線的「主體發聲」、「後殖民思考」、「政治/文化雙元路線」等議題。這些同運議題看似探討同志運動的不同切入面向，但若進一步檢視這些論述邏輯，會發現它們對同志運動其實有極為相似的「想像」。

首先，簡家欣(1997)的碩士論文『喚出女同志：九○年代臺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記錄九○年代女同志如何以刊物向臺灣社會發聲的歷史，她指出在臺灣同志議題發展過程中，男同志在臺灣社會出現有一些清楚的軌跡，像是新公園、三溫暖等等，相對的，女同志的議題一直未被看見，這樣的情形在九○年代才漸漸改觀，當女同志採取成立團體、形成組織與發行刊物等「集體現身」的方式，女同志的主體才慢慢浮出地表。

    11993年底大學校園裡的女同志學生首度集結打造出狂眼冷想的地下刊物《愛報》，愛報的出刊及其登陸《島嶼邊緣》期刊，將同志文化的秀異觀點更進一步帶入學術圈；往後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女朋友》雙月刊的發行，以及臺大男女同志社團主編的《同性戀邦聯》與《我們是女同性戀》的陸續出書，又開拓了更具田野性的同志論述空間（簡家欣 1997:3）。

簡文探究九○年代女同志刊物如何「形成一個承載論述與運動的網絡，並且也在此之上具體構連出一個主動向社會發聲的女同志社群」（簡家欣，1997： 45），彰顯出此種刊物發聲行動在女同議題看不見、嗅不著的閉櫃狀態中，開疆闢土的歷史意義。

謝佩娟(1998)關注1996年初臺北新公園面臨變動如何引發臺灣同志運動的情慾主體正名運動。新公園原為（男）同志結識友伴與情慾活動的重要地域，具有相當的象徵意義。但1996年初陳水扁市政府欲以新都市美學藍圖重新打造臺北市，新公園這個屬於（男）同志的重要基地即將面臨變動，遂引發同志團體的關注。謝文整理且分析了這次同志運動，顯示同志團體試圖援用各種行動策略，重新詮釋性身份認同(sexual identity)與公共性的關聯。

1996年的新公園同志運動意旨，女同志這個有著女性主義理論中情慾自主論述滋養的「性中階層」，藉著搭接女同志及內化並再生產「性階級體制」男同性戀性底層，透過情慾主體浮現及集體現身，鬆動了單一異性戀體制思惟（謝佩娟，1998:234。底線為筆者所加）。

謝文所謂「情慾主體浮現及集體現身」，即利用「同志票選十大夢中情人」[7]、「彩虹情人週」[8]等集體現身形式，巧妙地避開個別同志直接現身帶來的危險，並凸顯同志主體的確實存在。

在以上兩篇論文中，不論是關注女同志主體如何透過刊物生產論述，向無視於女同志存在的異性戀社會集體發聲，或是透過園遊會、票選活動打破異性戀理所當然的「男/女」配對單一邏輯，向異性戀凸顯同志的情慾主體。她們所謂的同志運動，都是以「同志主體對外（異性戀社會）發聲」為目標的行動。

倪家珍(1997)整理九○年代由同性戀團體所主導的社會運動，以及引發反挫的社會與校園事件，並分析反挫事件的特殊社會因素。她所列舉引起反挫事件，包括「涉及權力結構改變、資源重分配」的「同志新公園運動」的相關爭議，以及「臺大學生代表候選人被迫曝光事件」[9]。倪認為這些事件之所以引起反挫，乃因其中的具體訴求挑戰了異性戀社會的資源分配。反之，臺大同性戀社團於1995年舉辦以義賣活動、劇場表演為主軸的「校園同性戀日」，並未受到反挫，更引起媒體大肆報導、頻頻示好。倪分析其中原因為「不涉及權力的爭奪時，社會對同性戀活動的詮釋就只停留在多元社會現象之一，把它看成一種文化表演」（倪家珍，1997: 144）。

倪文儘管肯定後者呈現的歡樂氣氛，有其孕育正面運動主體、凝聚認同的必要，但卻擔憂這類活動其實只是異性戀社會讓出些許文化空間，讓同性戀侷限在特定空間、時段中揮灑，在某種層次上，其實是對於同性戀的另一種視而不見（倪家珍，1997:145）。確實，她的擔憂不無道理，但若因此落入一種典型的「平權運動」思考，因此看不到其他同志活動也蘊含相當的政治效應。

如倪文以「同性戀運動政治化之必要」作為結論，並接著指出仍有許多障礙使得同性戀主體、議題無法政治化，其一便是「缺乏常設性的運動組織與政治社群」。此種說法明顯透露出以爭取平權的公民運動為模型的思考模式，但本文要論證的便是在「公民平權運動」模式之外，尚且存在諸多的可能。

陳錦華(2002)的研究針對同志運動與網路之間的關係，探索本土同志運動如何在網路上展開，以及網路空間中運動能量的展現與侷限。她以「華視偷拍事件」、「常德街事件」為分析對象，探討這些行動事件如何由離線世界既有運動團體和同志網路社群共同動員、形塑的過程。陳文指出網路不僅作為實體社會中集體行動的工具或延伸，同志在網路上的行動就「已經」是運動的過程，其中關鍵就在於同志主體認同的重新凝聚與滋養。

同志在一次次網路行動裡累積與展現的力量，包括藉由邊緣訊息傳播產生的顛覆性，在論述中凝聚對於處境、目標與手段的共識，進而使行動者加深對於社群與運動情感投注、促使認同的再建構，同志主體性在此過程中已然成形（陳錦華，2002: 138）。

儘管陳文所謂的網路同志運動仍著眼於同志如何在網路上因「華視偷拍事件」、「常德街臨檢事件」而動員、發展行動策略，企圖以「連署」等集體現身的方式向社會提出抗議，但她對於同志運動的思考卻相對寬廣許多：「不要以為演練的結果只有在達到『打敗敵人』、『撼動體制』的巨大目標才有效果。事實上，運動早已開始，能量也已展現」（陳錦華，2002:138）。該論點直接揭明同志主體「認同的再建構」本身就是運動的重要環節，這也正是本論文關切的重點。

若研究者一直將同志運動的定義侷限於各式議題式抗爭，或是指涉對異性戀社會發言的論述生產，無可避免地會窄化同志平權或同志運動的思考，遺漏其他同志活動所蘊含的凝聚同志主體認同、抵禦異性戀霸權的能量。再者，當我們企盼拆解、破除異性戀霸權，女同志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連結便是醞釀、壯大這種可能的首要基礎。

無論是2001年臺北同玩節以「彩虹運動會暨雷斯盃」作為活動主軸，企圖以「陽光、活力、同性戀」論述在異性戀社會中開拓出正面、健康的同志主體形象，或「彩虹宣言」宣示性的一句「社會再也不能忽視我們」，再再呈顯出雷斯盃在休閒之外的諸多可能。然而，反觀國內現有針對同志運動的研究，視線往往停留在議題式抗爭，或是論述發聲式的同志集結模式，忽略了此種同志球賽同樣具有政治意義，以及凝聚同志族群向心力的力量。

1.3 分析視野：休閒政治

追根究柢，雷斯盃這項行之有年的女同志休閒活動，之所以在國內同志研究中缺席，是由於它表面上看似一項休閒活動，與所謂的同志運動沾不上什麼關係。但若是我們更深刻地探究這項以女同志為主體的休閒活動，便能發現其中濃厚的政治意含，因為它不僅關係著參與者的自我認同，還蘊含了挑戰主流論述的潛力。 

1.3.1 休閒是充滿權力鬥爭之政治場域

傳統上，人們習以為常地將休閒視為個人自主抉擇的結果，休閒看似用來新增個人生活樂趣、增進身心健康的簡單又中立行為。但事實上，休閒卻是個充滿權力鬥爭的場域，例如Mowl和Towner(1995: 112)指出休閒是一個社會衝突的場域，單方面的愉悅可能是其他人不悅的來源。這種衝突不但發生在不同性別間，也會在不同的社會群體間產生。他們援用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的理論視角來理解休閒行為中的權力關係，提出空間意味著一組特定的機會與侷限，決定了我們所能進行的休閒模式。休閒固然是種抉擇，但這種抉擇卻發生在某個機會/侷限的配置系統中。而個人能夠享有哪些抉擇，往往隨著我們的身份而改變(ibid., p. 113)。換言之，休閒活動並非全然是個人任憑自己喜好所採取的行為，相反的，社會對於休閒的系統性資源配置早已決定了什麼人可以在什麼樣的時空下進行哪些休閒行為，其中充斥著權力結構與價值判斷。

這樣的理論觀點幫助我們看見休閒從來不是種純屬個人喜好的行為，相反的，個人休閒經驗與社會權力結構息息相關，包括階級、性別、種族與性取向等社會因素，都不斷地影響著我們能夠享有哪些休閒空間或形式[10]。用這樣的角度來檢視同志休閒的議題，會發現由於性取向的不同，同志的休閒經驗確有其特殊性。同志在生活中無時無刻都得面對異性戀霸權的監看與干擾，她們的休閒生活也不例外。因此，探討同志的休閒經驗是同志研究的重要議題，包括同志身份如何影響她們對於休閒活動的選擇，以及在休閒活動中的體驗與個人認同，她們又如何在其中發展出因應異性戀文化的策略。

針對此種休閒活動所蘊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Shaw(2001)指出在休閒活動上，並非人人都享有同等的機會與選擇餘地，對某些人或族群而言，特定的休閒形式是不被鼓勵或允許的。她同時援引葛蘭西(Gramsci)文化霸權(hegemony)的概念，主張休閒亦是再製與合理化社會權力與資源不平等配置的重要場域，但這種霸權從未能達到全面壓倒性的支配效果，而是涉及了一連串的鬥爭與協商，因而抵抗總是可能的。一旦某些休閒行為或情境挑戰了既定的權力關係或主流價值，休閒活動作為反抗行動的政治意含便應運而生(Shaw, 2001: 186)。

上述的理論觀點有助於凸顯休閒確非單純的玩樂行為，而是糾葛著各式權力關係的政治場域，當特定族群的休閒行為對於主流價值判斷造成威脅時，休閒作為抵抗行動的政治意味便躍然而出。循著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後文繼續追究性傾向與休閒經驗之間的關係。

1.3.2 休閒是同志抵禦異性戀霸權的政治行動

Jacobson與Samdahl(1998)針對老年女同志休閒經驗的研究，指出若未對於老年女同志所經歷的歧視與污名有一番瞭解，我們將無從理解她們的休閒經驗。女同志的休閒生活每每受到異性戀體制的侷限，在公眾的監看下，她們必須擔憂自己一旦身份曝光便會失去工作，乃至友人與家庭。故而休閒之於女同志，如同雙面利刃，一方面充斥著壓迫與威脅，不斷強化女同志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卻也成為女同志用以抵禦社會壓迫的重要工具，在無法取得安全、免於騷擾的公共空間的情形下，女同志自己創造的屬於自己的私有空間與女同志社群，便成為相當重要的避風港。

的確，因為同性戀身份的污名，同志們往往被迫在異性戀社會中隱身，但為了交友或休閒的需要，同志們傾向（或被迫）開發具有群體認同性質的「私有地點」，將休閒空間創造為有利於形成族群認同的一個「意義中心」(Mowl and Towner 1995)，例如Ｔ吧（女同志酒吧）。但是這種私密的同志休閒空間，乃是為避開異性戀社會的監看而設計，並未與異性戀霸權有著正面的碰撞[11]。相對的，本文的研究主題：雷斯盃（以女同志為主體的球賽），必須尋求一個較為開放的空間，而這種相對的開放性，形成了某些衝撞異性戀社會的效果。

如同Shaw(2001)所言，休閒活動的抵抗效應與意義同時發生在個人與集體的層次上，當個人投身某種挑戰主流價值的休閒活動時，她不僅反抗某些物質或意識形態條件加諸她的限制，同時也為具相同社會處境的人充權賦能(empowerment)，並削弱系統性的不平等，或是扭轉主流論述。因此，休閒活動不僅關乎個人擴展機會或自我表現的行動，亦具有集體性的意味(ibid., p.189)。

以雷斯盃這個以女同志為主體的休閒活動為例，我們可以分別就個人與集體兩個層次上來分析它對抗異性戀社會的政治效應。就個人層次而言，因為休閒活動牽涉個人經驗與認同(Rojek 1995; Kivel 2000)，不論是藉由這種聚會結識其他女同志，或與異性戀社會爭奪休閒資源[12]，參與者都極可能在這樣的過程中發展出更為正面、強烈的女同志身份認同。Wearing(1992)亦提出休閒活動的抵抗性在於幫助參與者建構出不同於主流價值標準的認同，因此，筆者將雷斯盃與參與者身份認同的關係列為主要探究面向之一。

在集體的層次上，雷斯盃這項女同志休閒活動不僅挑戰建立在性取向上的休閒資源配置不平等，同時構築不同於主流論述的同志形象[13]，與異性戀社會所建構的同志論述有所交鋒。在這種新的論述產生的過程中，權力關係逐漸轉變、鬆動。因此，本論文亦將探討雷斯盃所建構的女同志論述對於臺灣社會同志議題的影響，並分析其中所具有之對抗異性戀霸權的潛在可能。

根據上述理論概念，於此提出本論文的書寫與分析架構。如圖1-1所示，在此架構中，「雷斯盃」作為分析核心對象，其中「女同志組織集結」與「女同志身份認同的構築與轉變」為主要分析內涵[14]，本論文分別由「休閒」與「社會運動」的理論角度切入，分析概念如下：

1.就休閒理論而言，長久以來，休閒被視為個人為紓解壓力、增進健康的自主抉擇行為，然而，休閒並非純屬個人玩樂，它尚且牽涉到四個場域：權力角逐、社會交誼、認同構築與快感政治，筆者採用這三個休閒理論視角來關照「雷斯盃」這項女同志運動聚會。

(1)   休閒作為群體互動、社會交誼的場域，涉及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的形成。在休閒的過程中，人們得以尋找自己的友伴，甚至在其中建立起屬於私人的穩定社群。這種私人社群網絡對於女同志族群尤為重要，普遍而言，女同志的性身份無法獲得原生家庭承認，在這種侷限下，友誼取代以往異性戀家庭扮演的角色，成為社會支援主要的提供者。然而，因為主流社會價值的污名，女同志被迫隱身，變成一個個孤立的沉默個體，女同志尋找友伴的路途因而顯得困難重重。在這種脈絡中，「雷斯盃」這類以女同志主體為號召所舉辦的活動擔任相當關鍵的集結角色，以球賽為形式，在打球、籌畫賽程的過程中，組織起一個奠基於女同志身份的網絡社群。

(2)個人的休閒經驗與自我認同總是相互糾結，休閒經驗作為個人汲取以構築自我認同的資源之一，自我認同則影響個人對於休閒形式的選擇。當女同志離開某些同志專屬空間（同志酒吧、私密性同志聚會），便被迫捨棄自己的同志身份，同志身份認同與公開休閒活動成為無法並存的衝突關係。「雷斯盃」的獨特之處也在於它轉化了這種衝突，當雷斯盃突破以往不見天日式的私密同志聚會模式，同時也影響參與者對於自身女同志身份認同的重新構築。

(3)休閒也是引誘和展現快感的重要場域，個人的快感往往深受其自我認同影響，並具有顛覆既有社會規範的潛能，尤其是特定社會族群所擁有的獨特快感經驗，經常來自對於社會規訓的反抗。雷斯盃為女同志帶來的新興快感模式，不僅壯大女同志認同，亦具有反抗異性戀霸權的力量。

(4)個人對於休閒活動的選擇受到系統性的限制，包括主流價值認可與否、休閒資源配置不均等等，凡此種種的限制反映與強化整體社會的權力關係。當某些休閒活動挑戰既有主流價值與休閒資源配置，抵抗的效應應運而生，這種休閒活動的抵抗意涵展現了社會運動的另類可能性。

2.以同志運動(movement)的角度切入，「同志社群集結」與「同志主體建立」，屬於同志運動理論與策略的核心命題，雷斯盃在這兩個面向上都發揮了不容忽視的力量。特別是在臺灣同志運動遭遇到「現身困境」與「缺乏本土同運路線」等棘手議題的此刻，多元的思考方向顯的格外珍貴。儘管「雷斯盃」未列身於現今的同志運動行列，但其運作與發展的經驗中，所蘊含的集結與組織女同志社群的機制，以及凝聚、強化女同志身份認同的效應，都應是重新思考本土同志運動路線的重要題材。

在以上的分析視野下，本論文嘗試回答的研究問題為：

1. 探究雷斯盃形成過程與歷史脈絡，及其作為女同志集結組織的特性和運作模式。

2. 雷斯盃如何影響女同志的身份認同構築與轉變？女同志的自我和集體認同的形塑又如何影響了雷斯盃的發展？

3.雷斯盃隱含哪些對抗異性戀社會的政治意涵？本研究希望藉此與臺灣主流同志運動對話，分析當前同志運動的侷限與可能出路。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定位為集結女同志族群、醞釀「運動」能量的重要管道，此特殊群體互動模式中的大小環節，都是提供重要訊息的資料，故主要採用參與觀察法和深入訪談來瞭解掌握該群體的動態。

1.4.1 資料蒐集

收集相關網站與BBS版上各式女同志球賽、球聚公告或報導文章，藉以追溯女同志球賽與球聚的發源與發展歷程。球賽或球聚參與者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章，包含諸多女同志對於球賽、球聚的觀點與感言，亦為重要的研究資料。

此外，女同志球賽之媒體報導可謂少之又少，幾乎只見2001年臺北同玩節彩虹運動會之相關報導，但仍為不可遺漏的材料。本研究收集此類報導，以便分析、呈顯雷斯盃生產的同志論述在異性戀社會中造成的效應。

1.4.2 訪談

訪談名單包括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的舉辦人員及參與者，以瞭解她們舉辦或參與動機，以及參與其中的體驗與心路歷程。

在舉辦人員方面，先行訪談首屆舉辦人，再由該訪談掌握其他人員名單。在參與者方面，請舉辦人員提供相關人員名單，以電子信件說明訪談目的，瞭解個人有無受訪意願，再請受訪者提供其他可能的受訪名單（參見附錄二）。

針對舉辦或參與球賽（聚）人員之訪談大綱如下：

1.舉辦或參與雷斯盃、球聚之動機

2.舉辦或參與雷斯盃、球聚之觀察與經驗

3.舉辦或參與雷斯盃、球聚對個人的意義（包括對個人女同志身份認同之影響）

1.4.3 田野筆記

筆者於2001年九月加入「小摩」拉子（女同志）壘球隊，以隊員身份參與壘球球聚、球賽與討論球隊事宜的會議。此外，亦以球員或啦啦隊身份參與其他雷斯盃球賽[15]，於參與期間製作田野筆記。

1.5 寫作策略

本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交代本文之研究緣起、問題與方法。

第二章探索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發源、發展歷程與歷史背景。據既有資料記載，雷斯盃發源於1995年，正值女同志刊物發聲、校園社團成立的蓬勃時期。當時女同志尋求自我認同與友伴的資源亦大半集中於此種刊物或校園社團的連結形式上，本章企圖呈顯在此種資源配置條件下，雷斯盃這樣不同上述菁英模式的女同志活動如何自發性的成形、萌芽與茁壯。並探究該活動在族群連結與人際網絡開展上運用或開創了什麼樣的機制。

第三章關注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對於參與者個人身份認同的影響。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以「打球」作為活動主軸，為臺灣女同志開拓出新興的休閒經驗，打破了以往女同志為躲避異性戀社會歧視與污名而退避於私密場所的休閒侷限，本章將分析在「空間經驗」或是「愉悅模式」上，雷斯盃與球聚如何為女同志們帶來嶄新的體驗，以及認同重新形塑的重要資源。

第四章探討女同志球聚與雷斯盃作為抵抗異性戀霸權的同志運動，其運動模式與特殊性。採用生活化的同運路線，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體現出同運模式的多元可能，而其中於集結動員上所展現的驚人力量，也是有助於重新省思當前同運困境的寶貴經驗。

第五章為本文結論。本章將重新整理田野中的發現與分析，以回答以上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論證此類女同志休閒活動的在「社群集結」、「認同構築」與「運動省思」上的重要性，尤其著重於凸顯其擴展多元女同志族群連結的面向，發掘其對抗異性戀霸權的政治意含，並提出筆者的省思，以及未來研究建議。

此外，在以下的章節，本論文將交替運用「同性戀」與「同志」二詞，因為它們指涉的對象雖然相同，但兩者卻具有截然不同的意涵與政治意義。前者為異性戀社會所發展出來，即以性行為的對象來界定性身份，換言之，「同性戀」一詞，原為異性戀社會試圖以「科學、客觀」的標準，標示出某些不符合「自然規則」的少數偏差份子，所創造出來的用語。「同志」一詞卻是在同志運動開始發展後，才出現的產物，「同志，不再取決於床上伴侶的性別，而是自覺主動顛覆異性愛霸權，並以此作為自身的性身份」（周華山，1995），相較於「同性戀」這種帶有濃厚污名標籤的詞彙，「同志」代表的是致力破除異性戀「定律」的政治身份。本論文書寫過程中對於此兩者的選用亦延續這樣的脈絡，以下章節所出現的「同性戀」一詞，用以描繪異性戀社會看待與定義愛戀同性者的方式，而「同志」一詞則代表愛戀同性者主動援引的身份認同，用以描述具有此種身份認同者在異性戀社會中求生存，以及彼此集結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