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雷斯盃經驗與女同志認同                      

3.1異性戀空間與女同志空間                                 

3.1.1 何處是我「家」？                                   

3.1.2 重見天日的球場經驗                     

3.2 休閒中的愉悅/逾越                                    

3.2.1 運動的樂趣                                          

3.2.2 女性陽剛的自在展現                               

3.2.3 球場上的情慾流動                                 

3.2.4 女同志身份的釋放                               

3.3 女同志認同形構                                 

3.3.1 陽光 活力 同性戀                           

3.3.2 玩樂中的主體演練                                

3.4 小結

第三章 雷斯盃經驗與女同志認同

一旦我出了門，離開熟悉我的街道，我就可以隱沒在巨大的人潮裡。那可以說是一種隱伏，雖然我還是害怕隨時有心懷惡意的行人認出我，找我麻煩。然而，現在我在任何時候都害怕被認出來，這個標誌使我孤立，不受法律保護…

                             ―Klemperer 1968，轉引自de Jong 1986

在上一章當中，我們探究「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興起的社會脈絡，以及其中女同志社群的凝聚過程，本章將要進入筆者關注的另一個議題：雷斯盃經驗與女同志認同的關係。以下由「社會空間」(social space)、「快感」(pleasure)與「認同」(identity)三個分析視角切入，發掘雷斯盃作為以女同志為主體之戶外休閒活動，對於女同志認同所造成的影響，如圖3-1。

所謂的「空間」，並非單純的「物質」(material)存在，諸如街道、房舍等，空間亦是「社會之所在與表現」，援引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對於空間的定義：

導源自既定社會結構與動態結果的空間形式與過程，構成了整體社會架構的運作，其中包括了依據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而演出其利益的社會行動者之間，相互衝突的價值與策略所導致的矛盾趨勢。再者，藉由作用於承繼自先前之社會–空間結構的營造環境，社會過程也影響了空間（Castells, 1997: 3）。

空間深受社會結構與行動影響的面向，歷史中發生的社會行動與事件，架構出空間的特質與意義，亦即空間的「社會編碼」(social coding)。在社會編碼的過程中，空間被賦予特定的意涵，並同時設定了每種空間中被社會期待與允許的行為表現。將這樣的觀點延伸到休閒領域上，由於不同的社會編碼，不同的空間中預設了不同的快感展現形式。此外，空間作為社會關係體現的所在，包含一組或多組的社會秩序與權力運作，個人進入某些特定空間能力與機會，隨其階級、性別與性傾向而有所不同，而這些發生於真質空間中的經驗，不斷地影響人們自我認同的構築。

「快感」(pleasure)為透過身體活動與展演，獲取生理或心理上的滿足感，因為身體作為人們經驗外在世界的基礎，依賴身體感官所接收的訊息，變成我們認識世界與自我的原料，於是奠基於身體的快感實踐(practice)，成為知識與意義生產的場域，包括人們對於社會、他人與自我的感知與詮釋。因此，快感經驗可謂是人們形構自我認同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雖然受到社會編碼的作用，不同的空間中預設了特殊的快感模式，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空間的意義亦是人們行動與詮釋的產物，因此，不同的快感實踐將會回過頭來改變空間的特質與意義。

「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作為人們自我指稱的指引架構，然而，自我認同絕非憑空產生，而是在我們日常生活裡與他人的互動中逐漸成形，如Holland(1998:35)所言，我們的自我認同經歷著從不間歇的再形塑過程，如「即席創作」(improvisation)般，取材自隨手抓取的文化資源(culture resources)，並隨著特定社會情境中的行動而流變。因此，每個人都面臨存在於過去與當下之自我論述與形象之間的張力，在持續自我形塑的工程中，認同成了辛苦贏得的觀點，必須依賴各式社會支援。在這樣的觀點中，個人的生活經驗與外在環境，都是構成與維持自我認同的資源。女同志自我認同的建構亦是憑藉著與外在環境互動的經驗，本章著眼於特定空間中的快感經驗，在女同志自我認同形構的過程中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為發源於本土的女同志聚集模式，以球類活動作為主要形式，創造出獨特的女同志休閒經驗，以下就其中開展的空間經驗與快感模式，對於女同志認同形構過程造成的影響進行探究。

3.1異性戀空間與女同志空間

在一般觀點中，除了房舍等私人所擁有的空間以外，空間本來就是「公共」的，既然如此，又何來「異性戀空間」與「同志空間」之分別呢？但很不幸的，我們必須承認大部分的「公共空間」都屬於「異性戀空間」。

異性戀家庭是整個社會運作的基本單位，我們自幼出生、成長於異性戀家庭，進入青春期之後，男女配對成為我們知識範圍內絕無僅有的戀愛方式，所有的社會制度（不成文的習俗、成文的法律規定）都在鼓勵我們與異性相戀，最終組成異性戀家庭，於是乎，所有的空間也都理所應然的被預設為異性戀的空間，公園是異性戀伴侶共享浪漫時光的好地方，兒童樂園則是異性戀家庭增進親子情感的最佳去處，異性伴侶間的親膩行為可以不加避諱地出沒在大街小巷，以及各建築物旁的廣告看板上，但是，女同志伴侶間的親密行徑，以及任何具有同性戀暗示之文字與圖像的公開展示，卻會招來質疑的側目與撻伐的聲浪[1]。

想了解空間中所體現的社會秩序，我們只需試想一個情景，在一年兩度的情人節當中，各消費市場摩拳擦掌的祭出香水、鮮花、情人對錶等各式花招，增加商機，當然還有營造浪漫氣氛的情人節燭光套餐，在這些供應情人節套餐的溫馨空間中，仍舊不例外地隱伏著異性戀霸權的監看，當普天下的異性戀伴侶在「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廣告標語的祝福下，甜蜜地共享餐廳精心設計的美妙氛圍，一對同性伴侶卻很可能因為害怕接踵而至的質疑眼光與刁難，而心生恐懼，裹足不前，終究只能望著眼前佈滿鮮花、燭光的「異性戀」空間興嘆。當所有的社會空間都奠基於以異性戀為主的社會秩序上，女同志若想擁有得以容身的空間，只得自己設法「無中生有」。

3.1.1 何處是我「家」？

在如此廣大的世界裡，女同志得以容身的空間屈指可數，以往女同志只能倚賴虛擬的網路空間，與少數極具隱匿性的實質空間（例如T吧），短暫地釋放自己的女同志身份。

趁著通達便利的網際網路興起之際，「因其所具有匿名、分眾化及跨越地域連結等特性，使原本在現實世界中有所顧忌、無法展現自我的女同志們紛紛浮現」（鄭慧敏1999: 13）。搭著網路科技發展的便車，女同志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立足之地。而女同志酒吧與女同志網站有異曲同工之妙，以篩選使用者（只限女同志進入）的方式[2]，閃避異性戀社會的監控，營造出一個專屬女同志的安全空間。

在現有的社會條件下，女同志網站與T吧的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在這種備受擠壓的空間經驗中，女同志的邊緣感也不斷地被強化，如同鄭敏慧(1997)對於網路作為女同志聚集場所的憂慮：

來自現實世界的壓力，使女同志轉向網路（絡）的人際網絡尋求慰藉；在網路（絡）中盡情解放後，回到現實世界又得裝做異性戀的樣子來面對週遭的人們（鄭敏慧 1997:269）。

若無法取得網路與現實世界的平衡，或是建立起網路與現實生活的一個連結點，將會造成女同志只能捲曲在網路，或其他被認為是陰暗隱晦的空間中活動著，而無重見天日的一天。

同樣的，Ｔ吧亦是女同志為逃避異性戀世界規則的監控，所創造出來專屬於女同志的私密活動空間，但是從訪談中，筆者發現部份女同志並不喜歡自己到T吧去的經驗，如受訪者阿厚就表示：

裡面的氣氛，就說不管妳做什麼，因為大家都一樣，不會有那種（異樣的眼光）…如果妳在外面親熱，一定會被看一下或怎樣，可是我討厭那種（身在T吧的感覺）…很黑暗啊，因為我本身就不喜歡那種密閉空間，然後黑黑的感覺（受訪者阿厚，底線為筆者所加）。

受訪者對於T吧的陳述，道出T吧存在的多重意義。首先，T吧確實提供女同志自在活動的空間，在那裡女同志不須憂慮自己因為不符異性戀規則，而遭受歧視，甚至攻擊。但是，此種空間卻是女同志為在夾縫中求生存，不得不發展出來的一種空間，在異性戀社會的驅逐下，女同志只能以這種隱密的空間作為聚集點，換言之，T吧乃是異性戀霸權運作下的產物，而受訪者所說的「黑暗」二字，充分呈現出女同志因為受到異性戀社會的空間擠壓作用，所產生的負面感受，也就是所謂的「邊緣感」。

在以異性戀為主的社會結構裡，女同志對於空間的需求，勢必不斷地面臨異性戀社會的夾殺，因為無所不在的歧視與污名，女同志必須擔憂曝光帶來的危險，在無法取得安全、免於騷擾之公共空間的情況下，女同志創造屬於自己的私人空間以抵禦外在的歧視(Jacobson and Samdahal 1998: 248-49)，女同志網站與女同志酒吧，便是這種社會脈絡下的產物。而這種「夾縫中的安全空間」具有某些特性，第一，在實質的層面上，為了避免曝光帶來的危機，女同志聚會往往選擇隱匿性高的地點，女同志若想知道這些聚會地點的所在，必須透過社群內部的口耳相傳，以及某些小眾媒體的傳播，例如女同志刊物、網站與電臺。第二，在想像的層面上，這些聚會地點避開異性戀社會的監看，提供女同志一種安全與溫暖的感受，然而，此種安全溫暖的聚會場所卻不斷受到外界的威脅，例如時有所聞的女同志酒吧偷拍事件，以及警方的不當臨檢等外在勢力的介入，不但瞬間摧毀女同志辛苦覓得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受到驅趕、監控的邊緣感，而此種「安全/溫暖」與「邊緣/黑暗」兩種感受的交錯與混雜，不斷地影響女同志的認同。

3.1.2 重見天日的球場經驗

空間本身就是被「衣櫃化」(closeted)的[3]，此種特殊的衣櫃，是異性戀社會運作的基礎與產物，「異性戀霸權對付同性戀的辦法，就是把她關進櫃子裡」（張娟芬 1998:15），異性戀社會一方面，以各種恐嚇手段，警告女同志踰越異性戀原則帶來的嚴重後果，迫使每位女同志在公共空間中，必須小心翼翼地收束自己的行為，不得露出一點馬腳。另一方面，當任何膽大妄為的女同志脫軌演出時，異性戀社會也會運用各種荒腔走板的方式，將女同志之間的親密行為，扭曲為異性戀社會所能允許的「姊妹情誼」[4]，總而言之，所有的公共空間裡出現的行為，都必須符合異性戀規則，其他的越軌行為都得銷聲匿跡。同性戀的存在必須完全地逐出社會大眾的能見範圍之外，唯有如此，「自然、正常、天經地義」的異性戀秩序才得以維持。

身處於以異性戀霸權為價值中心的社會結構裡，女同志環顧四周，總會發現能夠立足的空間實在寥寥無幾。然而，空間的屬性與意義並非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空間所具有的功能、特質與意義本身就是一種人類行動的產物。所謂「異性戀空間」與「同志空間」亦是如此。

如同Bell 和 Gill (1995: 18)所言，任何性慾特質都能架構空間，空間亦能預設任何性慾特質，因此，異性戀空間也是透過不斷重複的展演，來落實並合理化自身的存在，當我們揭露、展示人們拒絕看見的性慾特質，此空間中看似堅不可摧的異性戀霸權也隨之鬆動。

由於考量交通便利性與金錢節約，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的地點往往選取在一般中學或大學的運動場，在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舉辦的同時，數以百計的女同志佔據球場的集體行動，將「女人愛戀女人」這個過去在公共空間中備受壓抑的性慾特質，以集體的方式展示出來，瞬間置換了原本盤據在球場空間中的異性戀常模。以傅柯(Foucault 1986)的話語來說，這種女同志以集體行動，建構出乘載著異於主流社會之常規的空間，是一種「異質空間」(heterotopia)。「異質空間」指一種經過安排的空間，兼具真實與虛構的特性，作為一種有效發動的虛構空間，在其中一切文化中的其他真實基地，被同時地再現、對立與倒轉[5]，因此，「異質空間」往往是主流社會致力於壓制的所在，卻也蘊含了潛在的顛覆性。

物質空間本身富有極大的變動性，唯有當界線被創造出來，特定的空間才得以維持、存留，而這些界線與空間必須屈服於持續不斷的變動性。在雷斯盃經驗當中，女同志集體進佔球場的行動，使得該公共空間中原本設定好的界線開始鬆動、模糊，透過主動的集體進駐，球場暫時變成一個以女同志為主的國度。雷斯盃作為集結媒介，上百名女同志同時湧現球場，不僅瞬間倒轉了球場上異性戀與女同志的人口比例，也顛覆空間中原已設定的異性戀特質，女同志在其中初嚐自在無慮的戶外空間經驗，此種嶄新的空間經驗，對於女同志本身造成極大的震撼，例如一位女同志在BBS上留下的活動感言便是：

我還記得第一次參加雷斯盃時，站在球場邊，望著全場的拉子，內心有多麼震撼，牆上貼著有『雷斯盃』三個大字的海報，我們...站在陽光下，簡直跟夢一樣...（網友vkw,1999）

由於主流社會以異性戀原則作為運作基礎，以此作為唯一合理存在的性慾特質，「不符規格」的女同志為了躲避異性戀社會的歧視與暴力[6]，總是設法另闢其他的私密空間，以求女同志身份的短暫解放，想如同所有異性戀一般，以真實的性身份集體在「陽光」下活動，成為一種奢求。雷斯盃經驗的特殊之處便在於，女同志主動進佔、扭轉原為異性戀專有的公共空間，使得這個球場空間中，異性戀不再是唯一被允許的配對秩序，女同志主體也在其中找到了伸展的機會。在雷斯盃舉行的當下，女同志自在的以真實身份面對大家，特別是身處於大規模聚集的女同志社群當中，使得女同志無畏於異性戀者異樣的目光，暫時地擺脫掉異性戀霸權的規訓力量。例如受訪者BC提到於某屆雷斯盃得獎時，四周雖不乏異性戀者的觀看，朋友們仍起鬨要她女朋友獻吻的經驗：

很好玩，那場域它就是個異性戀的地方，然後同性戀很多，我們在辦我們（女同志）自己的活動，當眾還有異性戀在看，他們在那邊看著，但妳親下去還是不怕（筆者：人多就是這樣），對呀，人多就搞定，那球場上其他人也是摟摟抱抱呀，對呀，因為同性戀人多（受訪者BC，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此種「暫時性」[7]的女同志國度裡，女同志恣意地與自己的伴侶牽手、擁抱，無所畏懼地展現出自己的女同志身份。除此之外，從受訪者使用「我們/女同性戀」與「他們/異性戀」來陳述空間的方式裡，可以發現人們對於空間的感知其實建立在「自我」與「它者」的分野上，如傅柯(1986)所言，異質空間正好跨接在「同類」與「異類」的界線分劃上，正是建構身份與維護認同的關鍵地點，在這異質空間中所發生的一切互動，都成了暗淘洶湧的權力爭奪戰。透過打球這個休閒運動的政治介入，女同志的空間實踐改變了公共空間的使用和意義，也反過來強化了身份認同和社群的存在與力量。

同樣是屬於女同志的活動空間，然而，不同於女同志網站與女同志酒吧，雷斯盃在球場上創造出來的短暫性「異質空間」，為任何人都能進入的公共空間，換言之，它不具有女同志網站與Ｔ吧所運用的篩選機制，因此，女同志在球場上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異性戀者的眼前，換言之，球場並置了「異性戀空間」與「女同志空間」，在這個交逢相疊之處，權力關係顯得特別濃厚、微妙。獻吻原來應該只是對於球賽勝利者的祝賀性儀式，但在這個「自我/他者」的交界處，親與不親的念頭轉換之間，代表的是女同志主體與異性戀霸權之間的角力，即便只是一個稀鬆平常的獻吻行為，對於女同志而言，卻有著迎擊異性戀眼光，以及宣示主體正當性的意味。

儘管雷斯盃所開展出來的嶄新空間經驗，帶來女同志建立正面認同的重要資源，以及對抗同性戀污名的力量，然而，這種「重見天日」的空間經驗，卻是在某些條件下，才得以成立。在2001年之前，雷斯盃純屬女同志之間彼此交誼會友、切磋球技的球賽活動，並未對異性戀社會公告此項活動的舉辦地點與時日，因為屬於「無異性戀聞問」的情況，曝光危機自然也近乎於零，然而，在2001的彩虹同玩節當中，雷斯盃成為同志團體與公部門合作的重點活動，出現馬英九與數位支援同志之立法委員、市議員等政界名人的參與，當雷斯盃變成鎂光燈下的焦點，曝光問題再度出現。為了保護無法曝光的女同志球員，2001年的夏季雷斯盃被迫將比賽場地移師室內體育館，並於體育館入口處加設關卡，禁止各類攝影器材入內拍攝。媒體的出現代表異性戀社會更強大的監看力量介入，使得雷斯盃不得不放棄自在、陽光的戶外活動模式，重新回復到隱匿、受保護的室內空間裡。如受訪者BC所言：

（2001臺北同玩節）彩虹運動會的時候是有封閉起來的，那次有怕被曝光的問題。那我說仔細一點，那差別在於同玩節那又重新在一個封閉的空間，在臺大球場門禁森嚴，記者都不能帶照相機進去呀，所以等於又回復到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方，關起門來自己打球，雖然外面很熱鬧，可是以前因為沒有記者要去呀，可是把記者拿開，若是可以和一般路人面對面也是蠻好的呀，所以我覺得那空間感還是有差吧。

雖然雷斯盃以戶外球場作為主要場地，公開於異性戀人群的渙散注意下，並且仗著「人多勢眾」的社群集聚力量，使得女同志暫時無畏於外界投射的怪異眼光。然而，由於此時的現身對象對於女同志本身沒有直接利害關係，並未對女同志造成明顯的威脅，相較之下，在媒體「直擊同性戀」的報導焦點下，女同志必須擔憂的是面對家人、上司或同儕的現身壓力，因為這將對女同志的生活造成直接衝擊。「人群的渙散注意」與「媒體直擊」兩種曝光情形的差異在於，後者的現身對象不僅更為廣泛，並隱含因為對家人、上司與同儕現身，直接造成的工作、家庭關係上的不安與變動。因此，女同志平時或許累積了足夠的力量來面對外人的歧視與污名，但在同性戀污名未除的情形下，女同志仍無力抵抗因為同性戀身份遭致的工作變動與家庭破裂，畢竟，在現有的社會環境下，若是人們對於女同志的偏執認知仍未去除，女同志仍須戰戰兢兢地防範任何因曝光帶來的負面後果。

3.2 休閒中的愉悅/逾越

人們行動的常規化，造成了特定空間的社會編碼(social coding)，包含了特定的愉悅模式(mode of pleasure)，也回頭約制了人們在其中的互動與想像。因此，儘管同為女同志消磨餘暇的重要場合，Ｔ吧與雷斯盃由於社會編碼作用的不同，也被設定了極為不同的愉悅模式。首先，Ｔ吧是最普遍的女同志聚集的休閒場所，它與一般異性戀酒吧並無顯著差異，唯一的特點在於其服務對象以女同志為主，女同志在其中得以藉著音樂與酒精鬆懈情緒與武裝，盡情地交友尋伴。而運動場作為一個社會性空間，它的主流愉悅展現模式被設定為訓練體能、增進健康，抑或競賽帶來的成就感，作為以女同志為主體的運動(sport)，不論是切磋球技或是觀賽交誼，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的舉行，提供女同志與友伴共同消磨餘暇的機會，這樣的休閒運動除了提供前述的訓練體能、增進健康的愉悅，此外，作為社會中特殊的性主體[8]，女同志於運動場上的愉悅經驗，亦有別於異性戀，以下就此新興活動為女同志開提供的愉悅經驗內涵進行探究。

3.2.1 運動的樂趣

如同前述，運動場被設定為進行體能訓練、競賽的場域，女同志在運動場上得到的愉悅，自然也包含了體能增進的愉悅，以及競賽本身帶來的成就感。受訪者孟凡提到自己在運動中得到的愉悅：

我覺得運動的時候，腦袋裡會有一種嗎啡，這是我最近看到的醫學報導，我覺得可能是四肢發達的關係（笑），所以運動會讓我比較有成就感，有一種進步的感覺。還有團體運動會有團體運動的benefit，我一直都很喜歡團體運動所帶來的夥伴關係跟榮辱與共的感覺，這是團體運動會吸引我的原因。

孟凡為一位自幼活躍於運動場上，目前自我認同為T的女同志，當她被問及喜愛運動的原因，她先使用醫學報導名詞「嗎啡」形容運動時得到的快感，一種因為專注於運動本身，而拋開俗世煩惱的釋放感，此外，她提到運動為自己帶來一種「進步」的感覺，指的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練習與嘗試，不斷地超越自己原來的極限，這樣的進步與超越，帶來對於自己身體的肯定，從中獲得滿足感。

除了對於身體的肯定，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指出球賽最終的輸贏並非決定能否得到樂趣的關鍵，對她來說，與夥伴們完美無間的合作與搭配，才是運動的主要樂趣：

我覺得只要有一個默契，或是一個漂亮的傳球，那感覺是勝過有沒有贏球的，因為妳不停的在贏跟不停的在輸，會感覺到妳不停的在贏，是因為妳不停的在合作，有的人很高，有的人很快，可是兩個人加在一起就很棒。

此種夥伴關係的存在成為運動場與T吧主要的不同之處，相較之下，運動場上的活動，尤其是需要團體報隊的球類活動，讓女同志可以較為自然地融入群體之中，而這種機制正是T吧所缺少的。以往女同志為了滿足交友尋伴的需求，總是依靠女同志聚集的T吧，然而，T吧的空間配置以及互動模式，卻讓其中尋找友伴的過程不如想像中順利：

舉例來說，公館兩家T吧的空間都是讓人卡在，到底要一大堆人一起講話好呢，還是一對一的講話比較好，那個空間就是杵在中間的，上不得下不得……比如說我們兩個和她們倆個，當我們兩個走過去要和她們聊天的時候，表示我們想要幹什麼，所以這動作是很難跨出去的，而且臺灣人吃東西、喝東西，都習慣性的比較封閉一點，我們兩個去，就（我們兩個）坐在一起吃（受訪者孟凡，底線為筆者所加）

T吧固然被設計為女同志交友聯誼的場合，但就如同受訪者所言，在T吧中若想結交新的朋友，仍需要主動攀談的動作，在缺乏共同話題的情形下，女同志必須先克服心中的尷尬，才能跨出這一步，就這一點而言，球場上的球類運動，讓女同志無須預先設想話題，就能以用自然、頻繁又靠近的模式進行互動，並藉此建立起較為深厚的夥伴關係。

在雷斯盃起步的早期，此種夥伴關係帶來的強大滿足感，相當程度地模糊掉球賽中的競爭性。早期的雷斯盃扮演的主要角色在於凝聚社群，讓女同志藉此管道彼此結識，大家重視的是雷斯盃帶來的群體感，而非最後的輸贏結果。但隨著雷斯盃規模愈形壯大，運動當中的競爭關係逐漸浮現，受訪者BC提到：

從第一屆大家不計輸贏，純粹以球會友，就說可以跟同志打球很好，到後來球員因為對裁判判決不滿，摔球、不愉快這些事情都出現了，身為一位主辦人，我不知道要如何面對，我們又沒辦法給裁判一些pay，當球員要求專業的東西出來，可是我們現在沒有能力提供一個真的很專業的球賽，除非有錢……以球會友的感覺好像慢慢在消失，可是新來的人還是會覺得很棒，看到那麼多同性戀在陽光下，覺得很開心，可是要求球賽專業的聲音也出來了。

當參與者不再僅僅滿足於雷斯盃帶來的群體感，而產生了更多的要求，球賽當中的緊張關係隨之出現。如果由正面的角度去解讀，球員對於輸贏結果的計較，以及要求專業球賽的聲音，其實顯示出女同志對於雷斯盃的高度認同與期待。例如受訪者Arbus就提到：「一個夏天的籃球盛事，裡面有女生，跟夏天的拉子運動盛事感覺是不一樣的」，熱愛籃球的她參加過國內的大小球賽，她表示就專業性與規模而言，雷斯盃尚不及其他異性戀社會舉辦的球賽，但是雷斯盃仍具有相當獨特的地位，因為它是以女同志為主體的運動賽事，受訪者接著指出對於雷斯盃的期望：

因為我自己打過民生盃、愛迪達盃，這是異性戀社會下的比賽，可是那個氣氛很棒、規模很棒，妳就是一個選手，穿著大會給妳的衣服，就這樣叭啦叭啦地走進球場打球，就算輸球也會覺得很爽，但是如過說一個同志運動會具備這樣的規模，異性戀社會可以做到的對比賽的尊重和規模，同性戀社會也可以有，你就是受到這樣的尊重，就是專業的對待呀。（受訪者Arbus，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這段陳述當中，可以發現受訪者對於雷斯盃的要求與期待，來自於對於社群社會地位提升的期望，雷斯盃的專業性與規模，變成了女同志處境與能力的指標。

另一方面，如同受訪者BC所言：「如果往樂觀的方向看，就說今天同志來這球賽是為了打球，而不再是為了看到這麼多同志而高興的時候，對有些人來說啦，這也許是個好現象」，當女同志對於雷斯盃專業性的要求聲浪逐漸升高，反映出外在環境的變遷，隨著同志議題在臺灣社會的開展，以同志為主體的團體與活動日益增加，不同於以往同志集結管道的缺乏、難求，女同志有了更多的選擇與要求，參加雷斯盃不再只是為了以球會友，還是為了在專業的判準下，享受一較高下的樂趣。。

3.2.2 女性陽剛的自在展現

除了運動帶來的成就感、夥伴關係，受訪者也比較了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跟其他同志休閒活動的不同之處，指出打球是身體最能充分放鬆的時刻：

我覺得身體最放鬆的狀態還是打球的時候，因為喜歡打球的人會想要贏球，所以會有比較多注意力在球上面，不管妳怎麼樣地想看人和被看，妳都會放很多注意力在球上面，可是妳去pub或同志影展上，就不一定會放那麼多注意力在那件事情上，因為有一些妳希望被接收到的東西，所以妳的身體會比較僵硬一點，所以在身體上的relax程度，我覺得還是球場最好（受訪者孟凡）。

身體作為個人自我認同呈現的基礎(Shilling, 1993)，人們總是積極地投資、管理與表現自己的身體，用以向外界表達自我，對女同志而言，此種藉由身體傳遞的訊息，包括身形、表情、穿著、肢體語言、甚至眼神，更為重要（阮慶岳，1998: 4）。尤其當身處於女同志聚集的場所，女同志便必須時時刻刻依照自我的性別認同（T/婆/不分）[9]，修飾與展演自己的身體，使得身體的完美展現與隨興放鬆難以兼得，相較之下，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中，因為心力投注於打球的活動上[10]，成為身體鬆懈的難得時刻，此種恣意伸展身體、忘卻拘謹的感覺，成為女同志在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中獲得的主要快感之一。

而球場往往也是大多數Ｔ樂於出沒的地方，對於自我認同為「Ｔ」的女同志而言，由於外表舉止與異性戀社會所期待的女性特質不相符，成為他人眼中的異類，隨時隨地遭受諸多質疑眼光，相較於整體異性戀環境，球場成為Ｔ屬性之女同志唯一能感覺自在安全的地方。受訪者孟凡表示在運動場上，她得到了在別處無法獲得的安全感：

我在球場上是安全的，在一大堆女孩子圍住的地方，妳要當一個T是很愉快的事情，在這個環境裡面，不會有人因為妳的T性而批判妳，可是妳在（其他）社會環境下，妳當T是一件非常危險或禁忌的事情。（受訪者孟凡，底線為筆者所加）。

由於球場本身具有的「陽剛」特性，成為T們自在活動的地方，這與異性戀社會的性別規訓有著深厚的關聯。異性戀社會的運作，奠基於（生物性別上）男女配對的基本原則，以及建立於此生物性別上的二元對立邏輯：「女/陰柔」與「男/陽剛」，於每位新生兒呱呱落地之際，進行規訓，即Butler(1993)所謂的「異性戀鑄模」(heterosexual matrix)：

讓我們看看醫學如何召喚一種性別，把一個新生兒從「它」變成「她」或「他」的過程。在命名時，女孩已被「女孩化」，藉著性別的召喚，新生兒已被帶往語言與親屬的分類領域中。但是女孩的女孩化並沒有因此而結束；相反的，這個基本的召喚會被各種權威，在為其不等的時間內，不斷地被強化(Butler 1993:7)。

異性戀鑄模作用在每個細支末節上，軟硬兼施地督促著人們遵循該性別「應有」的行為常模，包括外表、穿著、行為舉止等，當T屬性之女同志拒絕表現出「女人該有的樣子」，即遭受到大小不一的壓力與懲罰。這些規訓在不同的社會場景中，以不同的方式上演，例如家庭聚會中，親朋好友的「關切」、勸說，路上行人的異樣眼光，以及職場上，Ｔ屬性女同志因外表穿著不服公司規定（尤其是服務業），工作選擇被迫大量減少[11]。生活在這種不友善的異性戀環境中，T屬性女同志隨時隨地承受著被質疑、檢驗的焦慮，而這時球場成為其陽剛氣質的最佳掩蔽場所，如受訪者所言：

因為妳在球場上流露出的陽剛味，不會那麼容易被男孩子捕捉到，因為籃球本身就是極具陽剛味的，可是妳在路上走路的時候，妳的陽剛味會很容易顯露出來。（筆者：所以妳在球場上可以不要拚命的隱藏，或是那麼不安？），對，因為基本上他們對會打球的女孩子的認知，就是男人婆（受訪者孟凡）。

運動上的馳騁稱霸，成為T們陽剛特質得以合法展現的唯一出口，暫且自「女/陰柔、男/陽剛」的異性戀文化規範中逃逸，運動場上無須憂慮地展現自己最喜愛的樣貌，暫且擺脫掉因為不符社會期待帶來的焦慮，得到了自在安全、卸除武裝的愉悅快感。 

3.2.3 球場上的情慾流動

由於女同志本身的性傾向不見容於社會，在異性戀居多的環境裡，採取任何追求與試探的行動時，通常較為隱密與自我保護，相較之下，女同志聚會場所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讓女同志無須承擔被視為異類、背德的風險，隨心所欲地進行情慾交流。就這一點來說，雷斯盃、女同志球聚與其他女同志聚會場所一樣，都讓女同志們享受到避開異性戀社會監視，恣意尋芳獵豔、情慾交流的樂趣，唯一不同的是其操作方式上的差異。

因此，儘管在運動場上，女同志或許因為專注於打球，暫時忘卻身體上的拘謹僵硬，或是得到陽剛氣質合法展現的時機，無須顧慮異性戀社會的檢驗目光，獲得自在鬆懈的快感，然而，當球場上的情慾流動出現時，女同志便無法不將焦點重新放在自己的身體上。

因為運動場上需要激烈地跑跳、爭球，並且要求服裝的輕便，不得不展露出自己的女性身軀，使得平時不願展露女性身軀的T女同志，此時也難以維持一貫的T風格，因而感到窘困，一位T女同志孟凡如此表示：

（筆者：妳剛說運動的時候，並沒有這麼T，那妳會不會這件事覺得很…）embarrass?（筆者：對），我覺得會，比如說不夠帥呀（笑）（筆者：比如說頭髮沒有很帥氣的貼在前額），對，運動內衣露出來，或是妳的運動衣已經穩穩的貼在妳的身上之類的，都會讓妳看起來不夠帥，這都會讓我變得不是那麼…帥（眾笑），因為我覺得女同志之間有慾望存在，就會有尷尬存在。

因為對於潛在情慾流動對象眼光的在意，T們開始在球場上經營自己的身體外觀，首先是對於身體的裝扮，女同志孟凡提出她對於球場上女同志穿著的觀察：

（筆者：喔，所以雷斯盃和球聚有重要的馴獵的功能囉？）絕對是，不然去打球幹嘛，很多人都是去馴獵，有的人當兔子，有的人當老虎，因為妳在球聚的時候，大部分的T都不可能穿的很運動裝扮去打球，因為很運動裝扮的話，就一點都不帥，譬如說妳如果穿那種及膝的籃球褲的話，其實一點都不帥，穿牛仔褲或垮褲的話就很帥呀，去球聚的話，就會看到很大一批穿這樣子的人(笑)……我去球聚的時候，就不會想穿得很運動員的樣子，我就不一定會穿運動褲和籃球襪去，我可能會穿有顏色的襪子之類的。

前往球場時的費心裝扮，顯然地違反了運動時應有的服裝輕簡原則，說明對女同志而言，這些球聚、球賽並非是單一目的性的活動，在打球之外，尋找與吸引自己的心儀對象，也是重頭戲之一。除了對於外觀服飾的注重，運動蘊含的競爭性，成為Ｔ們用以展現自我的方式：

T在球場上展現出來的競爭性是很強烈的，甚至可以對應到想跟男生看齊，跟雄性的那種競爭性很類似……在球場，我個人是很想贏，在那想贏的慾望背後，除了贏球快樂之外，其實會想展現給其他人看（筆者：誰？），都有，如果是對T的話，就是「我比妳強」（筆者：為什麼？），我個人會覺得有那種「TT相忌」的感覺，看到一般女生可能沒什麼感覺，可是如果看到一個T，就會想說不要輸她，因為，身為一個拉子，就會想要追求女生，在這方面壓過一個T，就代表妳的機會更好，就是展現那樣的魅力吧（受訪者Arbus）。

T們在球場上必須打敗群雌，贏取潛在情慾對象的青睞，當對手也是一個T的時候，此種競爭性尤其強烈。因此，球場的馳騁拼鬥還牽涉到到情域場域上的較勁，Ｔ必須以球賽的輸贏結果顯示自身的優越性，亦即「我比另一個T來的強」。 女同志間的情慾流動還細微地表現在肢體動作上，女同志孟凡生動地描述出球場上傳達「T性」[12]的方法：

比如說一個球場這麼擠、這麼小，妳要讓別人注意妳，妳動作首先就要多，第二個，妳要特別，例如說妳就要跟裁判有比較多互動，不管是好的互動，或壞的互動、發脾氣，這些都有助於妳吸引焦點，這跟T性有沒有關係？我想多少有關係吧。因為我認為籃球和其他比較需要肢體碰撞的運動，基本上就是跟T性是否能順暢的展現有很大的關係，假如我們今天打的是乒乓球，妳再怎麼樣的運動都無法展現妳的T性，可是妳今天打的是籃球，妳有互動，妳有肢體衝突，妳的「T性」很容易可以展現出來，比如說籃下卡位的時候，或是妳跟對手握手的勁道上，都可以感覺到有沒有T性。

除了掌握每個爭球、握手、籃下卡位等肢體動作，有技巧地向對方展露自己的T性，透過有意識地選擇與自己進行肢體接觸的對象，以及碰觸的方式，球場上看似稀鬆平常的擦肩、肢體碰觸當中，也上演著女同志之間的情慾流竄：

比如說T跟T之間，是指沒有慾望流動的T跟T喔，基本上肢體動作非常少，因為亂噁一把的（眾笑），舉例來說我跟ＸＸ（某位T）完全不會有肢體衝撞，我們也不會擊掌，身體儘可能不要碰到對方（眾笑）。比如說妳在球場上擦肩而過的機會非常多，如果妳想要的話，妳可以跟所有的人擦肩，但是如果妳不想要的話，其實妳是可以避開某些人，我覺得我跟婆打球的時候，我會讓我的身體有比較多機會碰到她，或是讓她的身體碰到我。（筆者：怎麼碰？）我不會故意去摸人家，如果是我喜歡的對象，或是我認為有情慾流動可能的對象的時候，我覺得那個觸碰的方式比較不一樣……會比較溫柔吧。（受訪者孟凡）

不同於其他女同志聚會場合，球場上女同志間的情慾流動全然融入球賽中，透過服裝、爭球、肢體碰撞等細節的掌控、操弄，女同志在場上的每個舉手投足都流瀉對於彼此的慾望傳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情慾流動與慾望傳遞使球場不再是個單純的運動空間，也因此在女同志球聚發展了另外一個不成文的道德規矩：即使是單身T，也盡量不要在明知這個婆已經有伴的狀況下還去搭訕講話，而有伴的T 對於球迷送禮或加油打氣也要小心處理，以免引起伴侶的不愉快。據說這個不成文的道德規矩是為了讓球場保持一定的和諧性，不會因過多的感情紛爭，使得其他來打球的人必須面對尷尬的人際關係，而處處小心謹慎，破壞了多數人打球的興致。

3.2.4 女同志身份的釋放

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的主要價值，來自於它們結合了運動的樂趣，以及對於女同志性慾特質的肯定，增加了女同志在休閒活動上的選擇，一位長期參與雷斯盃與球聚的女同志貝特敏頓指出，這些活動的舉辦使得她在離開校園之後，仍能持續接觸自己鍾愛的運動，並同時兼顧結交同伴好友的需求：

我覺得跟拉子族群有很大的關係。應該這樣說，譬如說羽球，我以前在學校是校隊，但是一離開學校，就沒有管道了，那很剛好的就說，有興趣，而且拉子也辦了，因為那種感覺是說，妳知道大家是一樣的人，跟妳是一樣的，妳很自然就會往拉子的地方靠過去，我覺得就情慾的部分大家都是一樣的，跟別人沒辦法去談這些，只是剛好這是一個媒介吧，朋友們剛好就這樣聚在一起，又剛好可以打羽球（受訪者貝特敏頓，底線為筆者所加）。

將休閒生活與女同志人際網絡牽連在一起，對女同志而言，相當重要。畢竟休閒的用意在於讓人們在工作之餘，得以紓解壓力、放鬆情緒並增添生活樂趣，於是休閒生活中的同伴，往往是個人最有機會（也最需要）自主選擇的一組人際關係[13]，對於女同志來說，假若享受休閒樂趣時，還得繼承受性傾向上的壓力，繼續費力偽裝為異性戀，不但其樂趣大打折扣，這樣的休閒活動也未免過於辛苦。當女同志能夠選擇喜愛的活動，並且同時與自己的社群同處時，休閒的意義才能真正落實，因為只有在這樣的休閒環境中，女同志才能卸下武裝，盡情言歡、玩樂，得到充分的釋放。就像自幼熱愛運動的女同志孟凡，就本身經驗，比較自己在同志與非同志環境中打球的感覺：

比如說我們在（女同志）球隊的時候，我們就會去觀察每一隊的狀況怎麼樣，我們之間傳達的字眼可能會是，哪一個對手長得很可愛，所以大家都知道妳的性傾向的時候，就會比較放的開，所謂「放的開」，是說比較會讓妳心裡面想講的話說出來，例如妳在看一個女生，可是妳在異性戀的環境，或是妳不確定對方是不是同志的時候，妳不可以說出來，可是在一個女同志的活動裡面，妳可以說出來，或是妳可以故意的比較靠近她（受訪者孟凡，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異性戀主導的日常言說系統中，女同志們缺乏言說空間，唯有身處於女同志居多的環境中，才能夠別無顧忌地將「心裡想講的話說出來」，大膽以語言來展現自我的性慾特質，當女同志在球場上快意拼鬥的同時，也享受著去除枷鎖、暢所欲言的快感。

或許身處於自己的社群中，別無顧忌、暢所欲言的快感，是前往大多數同志聚會都能獲得的樂趣，然而，雷斯盃與球聚將女同志的活動場地搬移到戶外球場―毫無隱匿性的公共空間，與往來異性戀人群視線相接，在此種情境下，「暢所欲言」帶來的快感更形強烈，其來源與內涵也有了變化。

就筆者於2002年夏季雷斯盃之中的參與觀察，比賽舉辦於某週日人潮絡繹不絕的大學運動場上，在球賽舉行的當下，除了球場附近聚集的女同志，週遭往來、圍觀的人群亦不在少數，面對著往來人群的目光，女同志們仍自顧自地調笑、擁抱、牽手，絲毫不受任何影響，即便偶爾接觸到異性戀人群的驚愕眼光，也是輕鬆地一笑視之[14]。在公共空間中，女同志公開展示自己的性慾特質，感受到無所畏懼、無須偽裝的自由滋味。如同一位參與者在BBS留下的感言：

陽光！YES！陽光！在戶外恣意的做我們想做的事，打球、打屁、加油、聊天、嬉鬧、抱抱、親親......一百多人耶！自從確定自己是女同志後，從來沒這麼陽光、這麼過癮過。（維維 1998/2/16）

在雷斯盃舉辦的當下，女同志享受著前所未有的釋放快感。在此之前，由於無法取得安全、免於騷擾之公共空間，女同志傾向於創造屬於自己的私人空間以抵禦外界的歧視，產生極為捲曲的空間經驗，並不斷地強化女同志的邊緣感。不同於以往力求隱密的空間安排，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將活動場所搬移到戶外，此種自在活動於戶外的空間經驗，有別於以往，使得女同志品嚐到與同志友伴一同徜徉於戶外的美好樂趣。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眾多女同志在球場上自在地馳騁拼鬥、爭奇獵豔，享受著如此多樣化的愉悅與樂趣，然而，這樣的愉悅模式並無法吸引所有女同志，就筆者的觀察，在球場上活動的女同志當中，「婆」的人數比例明顯地少了許多，這也是筆者在尋找受訪對象時的一大困難，真正下場打球的婆人數的確不多，由於人數不多也往往成為大家的焦點，上節也曾提及球場不再只是單純的球場空間，而是瀰漫了許多慾望的傳達和情慾的流動，因此有些不成文的道德規矩，在筆者在田野過程中，由於建立的信賴感並不足夠，並且不希望引起誤會和尷尬，因此受訪者名單中只有一位婆（但她並不下場打球）還有一位T婆同體的受訪者。所幸這位自我認同為T婆同體的泡在訪談過程中提供了一些關於婆在球場上的珍貴經驗，讓我們可以在一無所悉的狀況下掌握一些訊息：

（筆者：就一般觀察而言，參加球聚的T的比例多過於婆非常多，你認為原因為何？是真的婆比較不愛運動嗎？或是有其他原因？）婆不是不愛運動，而是因為一般來說大家有個既定的刻板印象就是：T是強悍的、身體比較具有力量的、「應該」在體能上強過於婆……等等的迷思，以致於當一個婆出現在運動場上時，她就會承受比較多的壓力，而這些壓力甚至代表一種貶低。舉例來說，像是T如果防守婆防守的稍微接觸到這個婆的肢體，即使籃球本來就是一個容易產生碰撞的運動，但這個T馬上就會面對自己以及眾T們的叫囂說：妳「怎麼這樣」對一個婆？妳應該要「讓婆」！不然就是不禮貌……這對自認為球技不輸於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性的我，一個婆而言，這真的是一種奇恥大辱。甚至在腕力比賽當中，我自認為有信心可以贏過百分之六十與我體重相差上下五公斤的女性時，卻往往礙於有些T認為絕對不能輸給一個婆，而寧可不願意下場跟我比賽。因為婆無法排拒眾多T的同儕壓力，而無法好好地快樂地單純只是享受打球樂趣的原因吧（受訪者泡）。

從受訪者在陳述中，透露了由於T婆角色認同上所產生的所謂的T的自我要求，多數T自覺於T應有的一種堅持跟自信，這或許也來自於T覺得自己本來就應該要強過很多同性，當然特別是婆，以至於T或多或少覺得如果連在屬於用來吸引婆的雌性豪邁，也就是所謂的有力氣、球技好、體力好等，當她們在這些方面輸給某一個婆的時候，也就等於她們有失身為T的面子，或是失去了追求跟保護一個婆的能力。因此她們相當堅守這個門檻，導致婆不管球技好不好，有沒有力氣，只要T踏上一個較勁力氣跟體能的地方，婆就會受到許多不平等的「禮遇」。

筆者也觀察到類似的現象，當有婆在打球時，許多T們一開始會有放水的現象，但當婆分數節節逼近時，T的反應就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就像面對仇敵般使出大動作，甚至開始叫囂，誓死力拼、絕不讓分數超越的有趣動作。

受訪者孟凡說：「通常會留在球聚打球的婆，一定都是愛球愛到不行的人，才會一直留在這裡」。婆在球場容易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往往因一人無力抵擋無數眾多的T形成的同儕壓力，因此打球的樂趣大為降低，成為婆參與球聚大為減少的可能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之前曾提及球場也成為情慾流動與慾望傳達的場域，受訪者孟凡說：「會常來打球的婆絕大多數都是有伴的人，而且伴也打球，至於單身婆嘛，因為稀少，所以馬上就成為球場T們關注的對象，還搞不清楚怎麼一回事，眾T們早就使出回身解數的競標攻勢了」。也使得單身婆很快就不單身了。來球聚的婆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陪T來打球在旁擦汗遞水順便加油觀賽，但由於不方便與其他T說話以免引起誤會所以話不多，因為過程中很無聊所以往往來一兩次就不來了，或是隻會在球聚結束後與T伴侶相約見面時，才會看到。另一種婆就是下場打球的婆，受訪者泡說：「球技好的婆，不僅能吸引很多T的注意，同樣身為婆的人也會產生忌妒跟羨慕，可是在我觀察的經驗中，卻很少有婆會（在球場上）產生友情」。婆與T說話聊天未免尷尬，而婆之間又似乎又尚未發展連結成為友誼陣線[15]，也是球聚較難吸引到婆的另一原因。根據受訪者泡的說法，由於球場中充斥的情慾流動，球場又是眾多T會出沒的場域，因此有伴的婆即使很愛運動想來一享奔馳球場的愉悅，然而此一舉動將會造成另一伴侶T的緊張，往往有可能必須冒著會家庭革命的風險，然而T這方面的包袱較少，這恐怕是阻礙婆出現在球場更重要的因素了。

而這樣的現象，說明瞭儘管女同志球聚與雷斯盃開拓了女同志的休閒經驗，讓女同志從中享受於球場上恣意馳騁、爭奇獵豔的樂趣，但因為女同志在自我身份認同上的不同，使得某些女同志（例如「婆」）無法同等享受此種愉悅模式，因此，我們仍需要因應女同志內部的差異與特殊性，開發出更多樣化女同志休閒模式。

3.3 女同志認同形構

瞭解女同志在雷斯盃與球聚中得到的愉悅與空間經驗之後，現在回到「女同志認同」的主題上，在探究這些休閒經驗如何影響女同志的自我認同之前，必須先對性取向之社會價值判斷與論述，以及其在休閒領域中造成的效應做一番思考(Kivel 2000: 80)。如同日漸興盛的女性休閒經驗研究紛紛指出，父權結構對於女性休閒資源的取得造成限制（Rojek, 1995; Wearing, 1992），對女同志而言，這個侷限更形嚴重，包括公眾監看、人權上的威脅、害怕身份曝光因而失去工作、朋友與家人。因此，若要探索休閒經驗與女同志認同形構的關係，勢必不能忽略外在社會脈絡對於女同志休閒生活的限制與影響，包括異性戀社會加諸於女同志的歧視與空間壓擠作用，以下筆者將著眼於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所開發的女同志休閒經驗，如何對抗外界污名，達到去邊緣化的效果，並在玩樂的過程中，壯大女同志的身份認同。

3.3.1 陽光 活力 同性戀

論述塑造出理所當然之世界的輪廓，並且經常暗地裡普遍化了有關世界的某個特殊觀點，成為我們認識自我與世界的基礎。女同志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亦未能自外於論述，然而，異性戀論述究竟建構了什麼樣的女同志主體呢？就吳翠松(2001)針對臺灣社會建構之同性戀樣貌進行研究，她以報紙上的同志新聞報導為文字，分析主流社會論述中呈現的同性戀形象，她將媒體報導分為三個階段：病態犯罪期(1981.01.01-1985.08.29)、愛滋病關聯期(1985.08.30-1990.02.22)與人權爭取期(1990.02.23-1995.12.31)三個階段，在前兩個階段中，媒體資源幾乎由醫學機構與專家掌控，多將同性戀者界定為「不正常的病態與心理的變態」，到了第三個階段，儘管同性戀平權運動開始發聲，報紙所呈現之同性戀者的形象已不如先前的負面，然而，事實上在社會新聞中，仍可見同性戀被定義為不正常的情形頻頻出現。簡言之，異性戀社會論述，透過「正常/異常」的二元對立邏輯，塑造出「怪異、病態」的同性戀形象，而如此強大的負面論述，不僅讓女同志面對親朋好友時「有口難言」，甚至對於她們自身的身份認同造成威脅。

主流社會論述將異性戀視為為天經地義的自然法則，一再地將同性戀塑造為不符自然法則的異類，即「疾病、犯罪」的同義字，並將此分類普遍化為舉世皆然、毋庸置疑的真理，無怪乎女同志在認同建立的初期，總是經歷著一連串的掙扎，自問自己是否真為「異於常人」的異類。在異性戀社會「自我/異類」的論述架構下，女同志主體似乎永難翻身，然而，這種「獨尊異性戀」的論述並非不證自足，總是在不斷的爭論和協商過程中，不斷地斷裂與重建，女同志球聚與雷斯盃營造出的嶄新空間經驗與愉悅感受，之所以有助於女同志認同內涵的重新形構，就在於它們拆解外界論述的力量。

首先，如Kirby(1996:13-14)所言，個人或族群的空間經驗與社會論述其實息息相關。在我們的文化中，語言作為無形、單一向度的短暫性分隔線，針對不同社會族群進行分界，而此二元對立的語言結構總是建立在「中心/邊緣」的邏輯上，並依此建構出位居邊緣之社會群體。這類歸屬與排除的效應終究會落實於實質物理空間的架構上，例如「白人/黑人」、「富人/窮人」、「男人/女人」與「異性戀/同性戀」這些社會身份，決定了我們能否進入某些空間，透過主流論述中「正常/病態」的二元對立的歸類邏輯，女同志成為「見不得人」的邊緣族群，其污名作用使得女同志被迫捲曲於隱匿的空間中。

而空間經驗與主體地位的建立總是環環相扣、相互牽連，如同Kirby(1996：15-8)指出，主體的形成過程發生於真實的空間當中，也就是我們每日來去的小徑、建築物與公園，我們的主體性正緊繫著一組特殊的物質空間。女同志的主體性同樣深受日常生活中的空間經驗所影響，當我們空間經驗一直受制於異性戀社會的恫嚇、壓制，被迫捲縮在陰暗邊緣的空間裡，女同志主體將被迫落居於弱勢、次等的邊緣位置。

因此，當身處於異性戀社會裡，所有空間都理當應然地被預設「異性戀空間」[16]，除了少數的Ｔ吧，或是女同志所擁有的私人場所，例如女同志的個人住宅。「球場」就如同所有公共空間一般，被毫無異議地歸於「異性戀空間」，於是乎，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女同志主體被迫捲曲於邊緣隱匿的空間裡。就在此時，雷斯盃開創出女同志戶外活動的新興模式，突破異性戀社會加諸於女同志的空間限制，此種新空間經驗的誕生，使得女同志對於自身的社會處境有了新的認識與期望。如同一位女同志在受訪過程中表示：

打球是在室外嘛，說到室外的話，就說我希望是打破格局的，因為在室內的話，妳只是把自己限在一個小房間裡頭。攤在陽光下，就可以打破自己的格局，感覺上可以走走走，走很遠。我不想要躲躲藏藏的，或是我必須要說服自己，我想很relax的時候只能在T吧，只能在那個小房間裡頭…（受訪者Amy，底線為筆者所加）

受訪者的陳述指出，「室內」與「室外」的空間經驗，代表著女同志主體的社會處境，女同志僅能躲在「小房間」裡頭展現自己的性慾特質，意味著異性戀社會對於女同志主體的壓迫與限制，相對的，戶外空間的享有，作為女同志主體地位伸展的希望象徵，打破空間的「格局」，也正意味著對於異性戀社會壓制的突破。當雷斯盃開創一種新的活動模式，將女同志空間由「室內」延伸到「戶外」，使得女同志能夠集體活動於充滿「陽光、新鮮空氣」的戶外球場當中，讓女同志嚐到「重見天日」的自由滋味，此種空間經驗突破了異性戀霸權形成的空間壓擠作用，女同志從中看到更為寬廣的可能性――她們無須躲藏於暗室。如同雷斯盃創辦者BC所言：

還記得那年比賽當天，從早上起便開始飄著不小的雨，但是來參加比賽以及加油的拉拉[17]越來越多....我想總人數有上百。那是種感動，誰說同性戀只能躲在燈紅酒綠的夜晚，在那個最後滂陀大雨的早晨，BC感覺到一種傳說中的希望…(BC 1997/12/22)

當主流論述不斷將女同志形象妖魔化為病態、見不得人的異類，為躲避歧視、攻擊，女同志被迫退避於私密空間，然而，此時異性戀社會繼續利用臨檢、惡意偷拍等手法，進行對於女同志的壓迫，更加強化此種妖魔化的效應，以及女同志身處於異性戀社會中惶惶不安的邊緣感，因而當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讓女同志得以重返公共空間，體驗到如同「平常人」般的休閒經驗，也連帶地削弱女同志異於常人的邊緣感，達到去妖魔化的效果。對女同志而言，此種空間經驗的拓展，意味著改善自身社會處境的第一步，成為有助於女同志建立正面認同的重要資源，以及對抗同性戀污名的力量。

當女同志球聚與雷斯盃為女同志開展出前所未有的「陽光」經驗，便對於主流論述所塑造之「黑暗怪異」的同性戀形象，造成干擾、破壞，將女同志自此種「病態」論述遞解出境，進而發展出新的論述。而此新論述發展的另一個關鍵在於女同志與運動(sport)的扣連。運動(sport)素來被賦予「健康正向」的社會意義，常受到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挪用，用以號召民眾，以及強調自身的「強健壯大」[18]，此外，不同的社會群體亦挪用運動作為扭轉自身形象的符碼，例如在臺灣社會發生多起藝人嗑藥被捕的事件後，藝人們舉辦籃球聯誼賽的畫面出現在坊間的娛樂刊物中，而一旁的文字說明展現出以運動形象抗衡負面報導的意圖：

娛樂圈接連傳出嗑藥撞車頂罪罵戰等等風波，偶像歌手帶頭作亂…畢竟偶像有社會責任，那邊出了包這邊就來捕，世界盃熱鬧結束，歌手改玩籃球展現球場上的健康形象，球打得好不好不重要，大家一起show團結呀、拼勁呀、毅力呀，只有一個message要帶出――這表示樂壇還有很多健康歌手！（《錢櫃》，底線為筆者所加）

歌手之所以運用運動形象來扭轉負面報導，正是因為運動本身具有「光明、健康」的社會意涵，正如同此段報導文字中一再出現的「健康」一詞，指涉的並非身體機能的健全，而是運動者「無不良嗜好」、「遵守社會規範」的意涵，用以扭轉該時期歌手呈現於社會大眾眼前「犯罪」、「背德」的形象。而雷斯盃與女同志球聚運用球賽作為女同志集結模式，將女同志身份與運動彼此扣連，亦巧妙地挪用了這種主流社會邏輯，開展出「陽光、活力、同性戀」的論述，發揮顛覆異性戀社會所建構病態黑暗女同志形象的力量。

當異性戀霸權將女同志驅趕至暗櫃中，同時不斷利用各式負面報導妖魔化女同志的形象，出現在公共領域中的女同志形象，總是以病態、異常的角度出發，例如社會新聞中出現的女同志情殺事件，或八卦小報「T Bar直擊」式的窺視性報導，造成社會大眾對於女同志的真實樣貌一無所知，僅能透過這些偏頗的報導去建構病態、怪異的女同志樣貌，因此，女同志球賽的舉行，成為一個重要的對話視窗，向社會呈現女同志的多元面貌，藉以去除社會大眾心中對於女同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例如一位積極參與雷斯盃舉辦的女同志阿厚就指出，雷斯盃的意義在於「讓大家知道我們拉子圈的生活圈是多采多姿的，不是隻有那些部分」。她提到自己曾經帶妹妹前往球聚的經驗：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想帶一些非同志朋友來打球，像我記得大一還大二的時候，就有帶我妹妹一起去打球，她只會覺得怎麼那麼多人像男生，或是像小孩很好奇的說，咿，妳看哪有一對耶（筆者：那妹妹來玩過以後，有沒有什麼不一樣？）有呀，她就說：「喔，原來妳們也會打球喔」，我就說：「廢話」，就像她們得到的一些刻板印象，覺得同志就是在搞那些，反正就是電視上那些負面東西，我就讓她看些正面的，然後開始告訴她，其實有很多是怎樣怎樣的。

如同受訪者所言，女同志球賽提供同志與非同志直接對話交流的機會，藉由運動形象的展現，打破單面向負面報導塑造的偏頗形象，而2001年的臺北同玩節，亦以「彩虹運動會暨雷斯盃」作為活動主軸，利用運動形象的展現，向社會大眾宣告同志「一如常人」的健康面貌，化解偏見：

七夕情人節！同志們今天也將以「陽光、活力、同性戀」為主題，透過彩虹籃排球運動會、入櫃遊戲等實質的活動，向大眾告白……籲請一般人能健康的眼光看待他們（中時奇摩報2001/8/25）

藉由運動本身具有之健康正面的社會意含，女同志在打球的過程中，無意間開創出「陽光、活力、同性戀」的新論述，用來對抗異性戀社會中黑暗、悲情的刻板印象，而這創新開發出來的形象與論述，也回過頭來影響女同志本身的自我認同。

畢竟女同志並非脫離主流社會獨立存在，「陽光、活力、同性戀」的新論述不可否認地的確是順應主流社會分類，企圖勾聯健康正面的形象而操作出來的陽光論述，以翻轉抵抗異性戀社會加諸同性戀的污名。然而，當我們欣見此種新論述開創之際，必須警覺到這種正面形象雖然廣被異性戀社會所接受，但是否同時更加強了複製主流社會的分類邏輯？無意間更造成其他不符「陽光、正面」形象的同性戀，再度被打入萬丈的罪惡深淵？如同胡淑雯(2002)所言：

然則同性戀呢？它太舊、太髒、太情慾，於是運動者換上「同志」這件嶄新乾淨的袍子，朝向組織與運動、認同與書寫。嚴格說來，不是同志拋棄了同性戀，是社會離間了同志與同性戀，它一面學習容忍同志，一面操作同性戀汙名。於是同志與同性戀彷彿成為兩類人，前者進佔報紙文化版，創造自己的名流，後者恍若鬼魅與罪犯，被公權力逮進社會版的玻璃屋內，展演奇觀，接受窺看。同志名流，同性戀下流。同志演講、寫作、搞運動、拍電影，同性戀性騷擾、情殺、在三溫暖交換體液。歷史推著同志向前走，走向陽光、健康、品味與影響力。同性戀被留置在酒吧、沙灘、樹叢與公廁，一臉括不掉的歷史汙垢，像一塊擋泥板（湖淑雯(2002)，《中國時報》12月18日第34版）。

該文一針見血地點出當前主流社會對待「同志」與「同性戀」的雙重標準，一方面以開明之姿佯稱對於「同志」的尊重，另一方面，卻又極其所能地加深「同性戀」污名，而這也正是異性戀霸權得以繼續的原因，胡文用心良苦的提醒，正讓我們警覺到「陽光、活力、同性戀」論述的侷限與危機，當女同志在如此惡劣的險境下，胼手胝足地開創出一小片陽光天地，披上陽光活力的運動衣的同時，異性戀霸權造成的夢魘是否就此煙消雲散？抑或再度成為異性戀霸權趁虛而入的利器，以二元邏輯將我們的社群再次離間分成「好的」同志、「骯髒、污穢」的同性戀，因而擠壓了更多同志的生活空間，並造成社群內部的緊張關係，使得「陽光普照」的暖陽，反倒變成了「烈日灼身」的傷害呢？

然而，筆者以為「陽光、活力、同性戀」的健康論述並非原罪，它們所要擴展與呈現的是並存於女同志生活中的多元面貌，畢竟，走向陽光健康、打球運動的同志朋友，同時也擁有混吧、尋芳問柳的豐富生活。那麼，他們應該是「好的」同志，還是「髒的」同性戀呢？因此，筆者以為與其抱持消極無奈的想法，不如採取更積極的做法，即在同志運動未來的集結與發聲上朝著更細膩與分眾多元的方向深耕，讓不同同志社群的聲音有浮上臺面的一天，換言之，這場走入陽光的戰役，尚未結束，仍需要同志睿智的應戰。 

3.3.2 玩樂中的主體演練

異性戀社會的壓迫與歧視，使得女同志失去了許多選擇，尤其是在休閒的面向上，由於害怕異性戀社會的敵意與攻擊，許多女同志無法自在輕鬆地活動於公共空間當中，被迫退避於私密空間，也就是T吧當中。正是這種空間資源剝奪產生的壓迫，造成女同志身心方面遭受嚴重的扭曲，受訪者楚軒提到她對於Ｔ吧族群的觀察：

因為我早期在T吧的生活裡，我發現同志受到壓迫的時間太長，導致大部分人真的有憂鬱癥，因為那是長期一種空間壓迫的關係，大部分人都情緒不好……對我們這些長期壓力過大的人來說，出來曬太陽其實很重要，有出來走走的那種感覺，所以對我來講球聚的好處太多了，完全沒有缺點可言……我不知道運動可以作什麼，但運動總比去喝酒好，我推廣它也是順勢而為，因為它是存在我們群體中的一種本性，我們可以證明，大部分的T在學校都是運動細胞蠻好的，曾經都是很陽光的，因為出了社會以後，社會跟學校不一樣，沒有那樣中性的環境，那兩性之間的壓迫很大，所以她們慢慢的開始生病了，面臨的壓力如此龐大，所以她們才變成那個樣子，她們並不是生來就這樣。我自己感受到其實很多T在學校都有很美好的回憶，但自從離開學校後我們再也沒有哪種…（停頓）天地……

受訪者強調許多女同志在身心方面出現嚴重扭曲，是長期受到空間資源的壓迫所致，並非自願。尤其外表陽剛的Ｔ屬性女同志，更是容易遭受外界異樣的眼光與惡意嘲弄，為減緩外界的壓迫和束縛，許多人選擇就讀體院、或加入學校運動校隊，她們就可以擁有理平頭、剪短髮的正當性。如同Mark Wigley指出：「所有的空間都是把男同志、女同志關在衣櫃（closet）裏，然而也許學校空間是其中最大的」。校園之所以成為最大衣櫃的可能原因有：第一，中學校園以升學為優先考量，避免異性之間的交往影響學業，成為家長和校方的期待，因此，並不會直接面臨到家庭主義的挑戰和無所不在的強迫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機制（張喬婷 2000:1-14）。第二，中學生仍被視為可塑性極高的過渡時期，此時期女學生們不符社會期待的陽剛外表得以被暫時包容，使得這些女同志可以暫時躲在校園衣櫃的保護傘下，尋求短暫的庇護，但脫開校園後又必須回復異性戀霸權的強聲壓境。這些女同志失去能夠自在活動的場域，只能躲入更私密的空間（例如Ｔ吧）尋求歸屬與安全感。然而，校外女同志球聚出現後，提供了女同志重返球場的機會，找回以往的美好感受。受訪者楚軒提到自己從球場的空間經驗中，獲得心靈空間拓展的微妙轉變：

在球聚操場上讓妳又感覺回到學生時代的自信和驕傲，不管妳是不是在打球，只要坐在那裡，那種感覺就回來了。妳以前不會想到那是個同志的空間，可是有時候空間在心裡，不見得在外面，我們說我們沒有同志空間，但事實上我們已經轉變了心情……又新增了同志的感覺，這裡是完全用同志的方式，當妳眼睛看著整個操場，妳會覺得那個空間突然變大了，妳對運動場所、籃框的回憶不只有過去的驕傲，包括同志的空間通通結合在一起……現在我們在這裡，同志也可以大方地在這裡，我的心裡空間，我看到籃球我的回憶就已經完全改變。

受訪者指出當自己重回球場，不但重拾過去馳騁球場的驕傲與自信，以女同志為主體的球聚，使得球場的意義產生轉變，球場不再只是（以往異性戀獨佔的）球場，而是讓女同志恣意交流、展現自我的空間，當球場的空間意義被改寫之後，女同志的心靈空間(mental space)也由此拓展，從中感覺到自由的氣息，發現自己原來也可以和平常人一樣享有公共空間的資源。這種「心靈空間」的轉化，並非憑空發生，而是有賴於人們在物質空間中的行動與實踐，以球場的空間作為開展，女同志繼續拓展其他實質空間，受訪者楚軒提到：

後來我們尾牙常常都跑去別人餐廳吃飯，為什麼？以前都說要在同志場所幹嘛幹嘛，我們都不要，我們就是要去突破所有空間呀，像我們以前慶功宴，常就一桌兩桌，一大群人毫無顧忌地在那邊玩，那沒有意義嗎？當我下次經過「小紅梅」，就會想起上次我們一起在那吃火鍋……一佔就是一大家子，這裡留下回憶，那裡留下回憶，其實那種空間經驗就是妳不願意往回走的力量，從此以後，妳不願意再接受歧視，所以這幾年就可以看得這些打球跟看球的人，或是任何感受到這種感覺的人，她們想要做什麼，她們不是想為我做什麼，也不是想為團體做什麼，而她們相信是在為自己做什麼。

同志朋友開始在各種公共空間中，嘗試多樣不同的空間經驗，於一次又一次的反覆操練中，發現了拓展同志空間的可能性，也於其中累積迎擊異性戀社會眼光的力量，獲得自信無畏地展現女同志身份的勇氣。這種拓展空間的行動，在異性戀主導的城市空間中，留下許多同志的軌跡與回憶，相當程度地擴大了同志社群存在的可能性與地盤，尤其如受訪者所言「那種空間經驗就是妳不願意往回走的力量，從此以後，妳不願意再接受歧視」，更直接說明這樣的空間經驗正是讓女同志充權賦能（empowerment）的能量來源，讓女同志體驗到改變自身處境的可能性，並積極嘗試改變外在環境。

此外，擁有屬於自己的社群，也是女同志自我認同逐漸壯大的力量來源之一，如Rubin(1985: 13)[19]所言：

友誼在家庭之外提供了另一個基地，讓我們得以抵禦外界對於自我評判，幫助我們適應新的角色與規則，修復我們在其他關係中受到的傷害，提供我們發展自我的空間與鼓勵，這是我們在家庭中無法得到的。因為朋友的陪伴，我們才能夠證實自己存在於這世界上，並為自己仍屬朦朧、尚未成形的未來模樣，尋得表達的機會與途徑。                          

友誼往往是人們賴以維持自我的重要支援，對女同志而言，更是如此，在球場上，女同志社群逐步建立，女同志擺脫以往受異性戀社會禁錮、孤立的處境，從中得到支援與後盾，可以不再像過去一樣，如此在意、害怕他人的眼光、委屈棲身在異性戀社會之下，例如楚軒提到球場經驗對自己實質生活圈造成的轉變：

這種空間的轉變就很奇妙，從此以後，我改變了，我心裡老覺得我認識好多人，而大部分都是同性戀，我喜歡這種感覺，當我喜歡這種感覺的時候，我覺得我走不回去，我不想走回去，我不想再跟我異性戀的同事打交道，我也不在乎她們在辦公室如何對待我，或是企圖去跟她們做朋友，我都放棄，也許對我的工作很不好，可是這只告訴我一件事，我不想走回頭路，我覺得所有的人都一樣，當她們去享受這種自由的感覺，妳根本不須告訴她們要去爭取什麼同志人權，我想她只要持續在這邊一直打球，認識這些人之後，她們就知道什麼叫做同志人權，因為她們沒有人會走回去。

受訪者指出當自己的女同志社群建立之後，自然而然地減少自己與異性戀友人、同儕的聯絡交集，因為自己不用再擔心因身份曝光而被拒絕，或是隱忍異性戀常模帶來的疏離。多位女同志都提出社群建立的重要性，例如受訪者Amy就提到參與球聚與雷斯盃，認識許多同志好友，削減自己面對外界負面批評的驚恐：

（參加雷斯盃與球聚之後）就是同志朋友多了，假日會找妳出去打球或幹嘛的，現在的朋友圈等於被同志淹沒……現在聽到（攻擊同志的負面話語）的話，我不會講話，不會覺得任何的奇怪，之前我沒有同性戀朋友的話，可能也是一樣不講，不過，當我有了這麼多同性戀朋友，我會覺得反正你們不瞭解同性戀，我也不想回答妳的問題，聽聽就算了，之前聽到可能會覺得很恐懼。

在打球、玩樂與嬉戲的過程中，女同志獲得了信心與勇氣，去肯定自己身份認同的正當性，由最初面對外界質疑的憂慮、害怕，轉變成後來不為所動的堅定態度，女同志的主體認同正在逐步壯大，累積更多的力量，以面對週遭不友善的環境。

3.4 小結

如同Jacobson與Samdahal(1998)指出，承受污名與歧視的社會族群，往往耗費可觀的時間在與週遭環境的協商上，在休閒領域中亦是如此。在備受打壓的社會脈絡與生活環境中，女同志必須力圖開創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交友與休閒需求的滿足，因此，玩樂本身也是一個與異性戀社會周旋的演練過程，透過不斷嘗試、突破與反覆練習，才得以拓展出自己的生活空間。

球聚與雷斯盃為本土女同志開展出來的休閒模式，以集體行動重返球場這個以往異性戀獨佔的「公共空間」，讓女同志不僅在其中享受著恣意馳騁、交友言歡的樂趣，同時也體驗到無須隱匿、自在展現自我的空間經驗，發現改變自身社會處境的可能性與動力，成為壯大女同志認同的重要資源，畢竟在同性情慾備受打壓的社會脈絡中，女同志認同總是面臨著莫大的掙扎與危機，若缺乏其他社會資源的支援，勢必難以維持，而在球場上的玩樂經驗，使得許多女同志找到肯定自我的方式，並獲得更多力量，在日後繼續抵禦異性戀社會的敵意。

此外，雷斯盃打破女同志活動的空間限制，間接開創出新的女同志論述，這些空間經驗與新論述，不僅成為構築正面女同志認同的關鍵，也具有相當的政治意義，在下一章當中，將繼續由社會運動的角度切入，探討雷斯盃蘊含之豐沛運動(movement)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