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J.L.為筆名，分上下刊登於《北美日報》多倫多版，1980年6月9-10日
（出國後偶而會在北美的中文報紙，寫一些黨外立場的文章）】
今年3月11日，中央日報海外版登出一篇署名羅思義的〈其勇在骨〉。內容是敘述發生在元月22日南卡州大學的一場演講酒會的事。這場酒會被邀請的主角是中共駐美大使柴澤民。在演講中，柴澤民提到「台灣人民熱望回歸祖國懷抱」，結果引起該校一名台灣留學生張錚錚之不滿，在酒會上大聲質問柴某，引起了一場小小風波。事後，該地報紙曾刊載此事，美洲的某家親台報紙亦翻譯了西報。
那篇中央日報文章的作者以「其勇在骨」來形容張小姐的勇氣，彷彿張小姐真是勇敢的不得了。可是我懷疑那樣的行為算是勇敢嗎？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嗎？
「剮」是中國古代一種殘酷的刑罰，由字形可以推敲這是一種將人的膚肉用刀削去見骨的刑罰。從前的時代，造反要誅九族，為首者要受剮刑，所以有一句話叫「拼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造反」是以前的用語，孫中山先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覺得用「革命」代替「造反」更好，所以現在大家就聽到這個革命那個革命了。孫中山革命成功後，中國的政府個個都自號革命政府，所以以後要造反的人，就慢慢地改稱「反政府」……等等了。
由上面的一點語用學的考證，可知只有反政府行動才名符其實的「其勇在骨」。至於替自己政府辯護、拍自己政府馬屁的，在我看來根本不需要什麼勇氣，而是相當肉麻。肉麻到聽到阿諛之詞，骨頭都酥了，是謂「其麻在骨」。
我講點實例說明：話說1978年尾，台灣正在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競選期間，黨外候選人紛紛貼出大字報，批評國民黨，在有的地方亦不甘示弱，貼出反對黨外的大字報，（由於當時的「最高指示」不是「罵不還口」，所以黨方大字報罵的相當之粗）。台大的民主牆與愛國牆之對峙，就是當時情形的最佳寫照。當時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兩牆下圍觀，選戰正式開始後沒幾天，那兩座牆下，一天24小時都有人站在那兒談論，這絕不是誇張。台大當局因此還在門外開著夜間照明燈，筆者有一次凌晨四點去永和喝豆漿，路過該地，還有近二十多人圍在那兒。不用說，各治安單位代表當然是輪流站崗，監視來來往往的人，抄車牌，做羣眾工作，防止「共諜」貼非法大字報等等。筆者就曾親眼見過一張小小的大字報，上面寫著（大意）「陳鼓應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今天全體愛國羣眾憤怒聲討一小撮走叛國路線的份子，我們要把他們鬥倒鬥垮鬥臭」云云（原文用了很多中共術語、時間太久不能記憶）。
治安單位的羣眾工作是這樣搞的：他們三五一羣，裝作互不相識，然後以唱雙簧的方式，你答我唱，在羣眾中演講的內容不外乎批判黨外企圖製造島內不安，勿忘越高淪亡，政府雖有缺點，但已經相當不錯云云。這種雙簧都是政戰學校的學生奉命進行的，通常兩男兩女，另外也有別的單位的人支援或臨時客串。
羣眾的眼睛何等雪亮，當然洞悉內情，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下，誰敢挺身而出和他們辯論，更別說自己主動去貼一張唱反調的大字報了（這種大字報通常都是交給黨外，由他們代貼，後來這變成一種規定）。但偶爾也會有被這夥人惡劣嘴臉激怒的年青人按捺不住衝動和他們辯論起來。我認為這才需要勇氣，才是真的「其勇在骨」。因為當時社會上已有一股法西斯暴戾之氣，圍看的「真正」羣眾又是默默地一字一句讀著，一語不發，周圍便衣軍警特務何其多，要是發了言，後果不堪想像。
有一次光天化日之下，有二個蓄小平頭，二十四、五歲的外省籍青年，突然走到剛貼上去的黨外大字報前，嚷道：「這種胡說八道的東西」，說完就撕。那張報前正站著一個大學女生，小小個子掛著眼鏡，也是外省籍，她原來看得津津有味，這兩個人這種舉動把她氣壞了。她說：「你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嘛！」那個青年惡狠狠地說︰「這種胡說八道的東西看它幹什麼？」小女生委曲地說：「大家看看比較比較。」青年嚷道：「有什麼好比較的？這種東西有什麼好看，看了沒好處。」此時四周羣眾圍攏了過來，之中又有兩名狀似兇惡同樣年紀模樣的年青人湧進人羣，其中之一和原先的一個一左一右，有架住那女生的氣勢。另一名則臉不朝女生，反而朝向羣眾，瞪大眼睛做監視狀。四名特務頓時製造出一股法西斯恐怖氣氛，小女生亦是非常恐懼，幾乎怕得要哭出來，可是她還是勇敢地說：「有沒有好處，我們大家都有眼睛，都會判斷。」那個青年蠻橫的說：「我就是看它不順眼。」
女生又說：「你不愛看，別人有愛看的。」那個青年擺出一副流氓姿態，雙手叉腰，面向羣眾叫道：「這個東西有毒素，誰愛看呀，恐怕只有你愛看。」他朝著羣眾喊：「有人愛看嗎？」頓時，好幾個人縮著頭，從人羣中溜走，顯然是怕了，明哲保身，先走為妙。女生又說：「這又不是我寫的……。」此時大家都為這女孩的安危擔心，筆者當時靈機一動，擺出一副愛國忠貞的模樣，衝到那青年面前，擋開了那小女生，說：「對！這樣有毒素的東西，誰都不愛看，走，我們一起到法院去告他們去。」那名青年一愕，啞口無言，羣眾有人露出了笑容，我又重覆了一遍上法院的話，小女生趁這個機會溜出了左右夾攻，回到她的老師旁邊，她的老師是著名的民族主義者。特務當然不願上法庭，看到羣眾頗有不滿的跡象，也就夾著尾巴溜了。
把張錚錚和這位小女孩相比，究竟誰有勇氣，誰可堪稱「其勇在骨」，我想大家可以出個結論來了。
有人把像張小姐這樣的留學生都一概稱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特務……等等，我認為相當不公平。國民黨海外是有特務學生，但他們多數是軍校學生，體格也都很壯（便於打架）。拿國民黨錢的特務學生通常都是嫡系的，像張小姐師範大學畢業，根本不夠格，國民黨也不會信任。雖然國民黨也運用組織的力量動員學生，收集情報等等，但這些「外國」學生畢竟和「特務」有別。這些甘願為國民黨服務的青年反對中共，反對黨外，也有是自發自動的。那麼什麼是這些右派青年的特色呢？那篇文章寫的很清楚，茲抄錄如下：
張錚錚說：南卡大是一個平靜的學區，80多位港、台留學生組織了一個中國同學會……大家都對政治沒有興趣，大多數人都希望能學成回國服務。……張錚錚說：南卡大的同學的確對政治沒有興趣……。
不錯，右派青年對政治都沒有太大的興趣，這是我一般的觀察。尤其是國內的右派青年，在兩三年以前對政治既不關心亦不在意。這些擁護政府的青年一向是養尊處優，生活在都市裏，上焉者埋首功課計劃深造，下焉者舞會郊遊生活多采多姿。突然之間，有一個中壢事件，讓他們覺得奇怪，不過既然報紙說是流氓鬧事，報紙總不會說假話吧。他們想。不久有人在中山堂改國歌，又打反共義士，這簡直不像話。學校教官告訴他們國家正處在一個艱苦的情況，可是一批有野心的台獨份子挑撥省籍矛盾，要造成社會不安。美台斷交後，他們更加恐懼，先怕國出不成了，又怕中共打過來，而這一切都是黨外「害」的。這群右派青年對維護黨外的青年根本不能理解，因為那裏面有他的小學同學，兒時玩伴、……，為什麼這些人會給黨外為虎作倀呢？他們都被欺騙了，迷惑了，可憐呀！這批右派青年，對保釣，對大學雜誌，陳鼓應事件固然一無所知，對較後來的台灣政論，黃華、白雅燦、顏明聖等也不清楚，他們沒看過《夏潮》這這類黨外刊物，也沒讀過黨外人士的書籍，從不看《傳記文學》，他們相信歷史教科書的一切，他們更不會去找李敖柏楊殷海光這些人的書來讀。因為他們原來對政治毫無興趣，他們是國民黨愚民教育下犧牲的一羣，他們對另一批從《大學》、《台政》、《夏潮》到《美麗島》的離心知青思想背景就無從理解起。我想，如果這次高雄事件不發生，總有一天，這兩批立場不同的年輕人也會衝突起來，這個跡象已是很明顯的了。
那篇文章還有一段話，很值得三思：「南卡大的同學都不喜歡共產黨…通俗一點說法是學校內沒有左仔，有一個比較左傾的（中國）同學都被大家冷落，沒有一個同學喜歡他或與他接近」。
我看了這段，心理有很大的感觸。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是做人失敗，沒有人願意接近他喜歡他。可是這位南卡大的左傾同學呢？一個人老遠的跑到美洲來留學，已經夠寂寞的了，校內的中國人竟然都不理他。其實一個人是多方面的，左傾的人也可能喜歡集郵，打網球，聽古典音樂…。南卡大的中國同學完全抹煞了他們可以和這位同學溝通的一面，拒絕去發現這位同學可喜的一面，不伸出友誼的手，而這一切只為著政治立場的不同。國外有先生投共和黨票，太太投民主黨票，每晚還能同床共枕，想不到因為「比較左傾」，南卡大的中國同學就要施行「隔離」戰術。
我有個偏見，我認為反政府的青年比較富於理想。南卡大的這位左傾同學，我認為相當勇敢，為了堅持自己的是非觀念，縱是付出沒人願意接近他的代價，他也承擔了。
另方面，我看南卡大的中國同學冷落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做人失敗，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台灣政府並不怎麼開明，怕接近了他之後，被政府誤會惹上麻煩。最近一年，國民黨宣稱台灣留學生可以接觸大陸留學生，意思是可以向他們統戰，介紹台灣的「自由進步」，讓他們「反正」。我想，連中共的留學生都可以接近，為什麼台灣的左傾留學生不能接近，向他們曉以大義，我相信他們「幡然悔悟，毅然來歸」的機會可能更大一些，畢竟他們是受三民主義教育長大的。
張錚錚小姐是不是有勇氣，我不知道，因為那件事不能證明她勇敢。但是如果她能向她校內那位骨肉同胞兼同鄉伸出友誼之手，我就會認為她是真的「其勇在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