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卜士桓為筆名，刊登於紐約《中報》，1982年5月8日。原文題目並非如此，但現已忘記。現欲改為〈西方與實用主義〉或〈實用主義的文化觀〉】
二十年前，李敖在《文星》雜誌上寫了〈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這篇文章掀起了所謂的「文化論戰」。這件事發生時，筆者還在讀幼稚園，或者人們會好奇的想知道，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怎麼想、麼看文化論戰。筆者不能代表所有年輕人的看法，但也許可以代表一部分，我願在下面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文化論戰發生後的10個月，李敖在〈十三年和十三月〉中首次謙虛地寫道：「做為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熱心的小人物，一顆滿天星斗的小星。能力與際遇的安排也許只能使我做一個吵吵鬧鬧打打前鋒的小戰士，在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會有大批的主將到來。」李敖的預言只說對了一半，的確有大批的主將到來，只是我們並不憤怒。
在今天看來，文化論戰時所用的那些煽情的文字、空洞的語言，是十分誇張而可笑的。當然，李敖的文章是具說服力的，而且他的觀點也是正確的，只是他們所談的問題一點也引不起我們的興趣──「究竟該全盤西化還是超越前進，還是中體西用？」縱使這些問題是有意義的，我們感覺討論這類問題既無用且無聊。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和李敖成長的環境不同之故吧。
我們沒有讀過什麼古書，僅有的一些是高中時應付聯考的一些《論語》，以及課本裏的一些古文唐詩宋詞。我們沒有從中領悟出什麼大道理，不論是中國文化的偉大或差勁。我們沒聽過什麼國樂，我們對好萊塢和百老匯，比有些美國人還要熟習，我們生活的各方面都可以說「全盤美化」了，這是一個事實。究竟應採用那一種文化的問題，並未在我們腦海裏出現過，這些問題太玄了，太不實際了，不是應當送進博物館，就是垃圾場。
其實，我們始終不明白，文化論戰的各方究竟在爭論什麼，是問「我們該穿長袍馬褂，還是襯衫長褲？」「結婚是該西式還是中式？」「西餐好吃還是中餐好吃？」等等這些問題嗎？但不管是什麼，我們相信不會對它有太大的興趣，因跟我們切身的生活沒有關係，跟我們要賺的錢，要穿的衣服，要坐的車，要住的房子完全沒有關係。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只關心自己的一些問題，而是說我們只關心實際的、可以用知識去解決的一些問題。
在我們的眼裏，現代世界有著數不盡的問題，都市交通的問題、污染問題、下水道問題、離婚法律指導問題、青少年心理問題、不實廣告問題、公害噪音問題、歧視殘障者問題…這些問題正等著專家們一件件去研究，去提出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和我們贊成中體西用等等，完全沒有關係。它們只和相關的科學知識、技術有關。論語大師也好、四書大王也好，只要懂下水道，就可以去處理下水道問題，否則就只好靠邊站，到別的地方去談中國文化，到需要四書五經才能解決的問題處，去解決問題吧。
前面說我們不是什麼「憤怒青年」，我想是因為實際上許多爭論對我們並無煽情作用，而這完全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像「固有文化」「維繫法統」這些字眼的真正意義。我們或許冷漠地旁觀或回顧這一類的文化論戰，但是我們對未來卻是樂觀的。那些要談文化的人，任他們去談吧，他們總是會死在我們年輕人之前的，未來的世界是屬於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