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美洲《中國時報》雕蟲篇專欄，1984年4月19日】
通常一國的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往往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和他們切身相關的社會問題或民生問題。一般老百姓會非常關心政治問題的情況只有兩種：一種是該國正處在高度政治危機（如內戰）之中，另一種是老百姓全面控制了經濟生產，而且富裕到不必關心民生問題的程度。
對社會生產或生活品質問題之解決，通常有三種膚淺的看法。第一種是主張一切社會問題之解決，在於政治問題之解決。可是比如美國青少年自殺的問題就無法「政治解決」。
第二種看法，則把一切社會問題化約到經濟，這多為半吊子型的左派所主張。但是國有化不能解決犯罪問題、種族或婦女歧視、環境生態等問題（中共即為一例），這是很清楚的。
第三種看法，則以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既不屬於政治，亦不屬於經濟的範圍，而在狹義的社會學範圍內，或在應用心理學（心理衛生或健全人格）範圍內，或在倫理學（公德心或道德經神之重建）範圍內。
人們的經濟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法律等關係之總和，就是他們的社會關係。狹義的社會學忽略這個社會關係；應用心理學只幫助人適應而非改變社會關係；倫理學可維持及穩定社會關係，但不能改變它。因此，如果社會問題之解決乃以社會關係之改變為起步，第三種看法也就不能成立。
我們可以想像，古代人民最關心的可能是穀物歉收的民生問題。對這個問題，區位學不會有什麼幫助；應用心理學只能幫助農民應付對水旱災之焦慮（例如培養聽天由命的心理建設）；倫理學也只能強化農民對地主或封建領主的忠順以避免抗租或流寇叛變。
最明顯的，穀物的收成問題和地租田賦有關，更和政府有無妥善利用田賦興修水利工程及提供運輸儲藏社會有關。這裡就牽涉到政治經濟的制度。但歷史上國有土地制度的失敗實驗，證明了政經制度之變革也未必能解決問題，因為穀物收成和農民生產的科技水準（如農具肥料）亦有關連。是故，有時社會問題的解決仍隱藏在不發達的生產水準中。生產科技的水準仍是經濟關係的需要而定，故社會問題的背後是人們全部的社會關係。
因此，對社會問題之解決，固不能「政治掛帥」或「經濟掛帥」，但因為政治與經濟因素構成了社會關係的一部份，所以在面對社會問題時絕不可能避開政治與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