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甯應斌為名，發表於《中國時報》副刊，1987年7月16日】
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首次訪台，鑑於一般讀者可能對他思想非常陌生，特在此以勾玄攝要的方式，以最通俗的語言來簡介他的思想。
在詮釋或理解文學作品時，人們通常針對的是作品本文，所作的也就是對作品本文在語言、心理、社會文化、作者等各層面的分析。詹明信認為這些分析在一個局限內是可取的，但是若要得到作品全面的理解，就必須去了解作品所在的歷史，這不是個別作品的歷史，而是作為人類活動的空間與時間的歷史。打個比方來說，歷史就像人，作品則像人身上的部分或器官，要理解個別器官，就必須理解器官與其所在的整體――人。正因為這樣，作品本文必須放回到產生它的歷史時空中去考察，除了歷史的整體理解外。其他一切理解或詮釋的角度都是片面的，包括從語言的角度來理解作品在內。
有人會說，人離不開語言，不管是理解作品或歷史，人都得透過語言，因此語言是詮釋的終極框架。詹明信反對這種唯心主義的說法，而肯定歷史是一種不同於語言的真實存在；當然，我們需要語言的中介去了解歷史，但是對語言的認識卻需要歷史；歷史與語言的關係是主從因果的關係。歷史才是詮釋的終極眼界。
既然理解作品不能在作品本文或作品的語言及形式上打轉，而要探討作品與歷史的關係，那麼到底要如何探討呢？歷史既是無所不包的人類活動之整體，作品究竟在這整體內扮演什麼角色呢？無疑地，文學作品可以說是意識型態的表達，但這種表達不是簡單的反映。再用一個比方來說，當一個人的欲望被壓抑到無意識去後，這些欲望仍無時無地的想冒出來，但由於壓抑故而不能以本來面目見人，必須將欲望加以改裝，以某些語言或行動表達出來；換言之，當人的欲望被壓抑後，可能會在語言及行動上露出「馬腳」或「蛛絲馬跡」，這些「馬腳」事實上是一種症狀，雖然表達了無意識中之欲望，但卻不是那欲望簡單的反射 。同理，文學作品也是一個社會團體的欲望之表達，但不是直接的表達，而也是經過「改頭換面」，以語言象徵方式表達。
社會團體或集團的欲望為什麼不能直接表達呢？這是因為社會團體的欲望也被壓抑到集體的無意識中。被什麼壓抑了呢？意識型態。比如說，當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必須透過政經結構的變革才能解決時，社會團體就有要解決這矛盾的欲望，但是意識型態卻企圖掩蓋這個矛盾，阻止結構性的變革，因此變革的欲望便被壓抑到社會團體的無意識中去，最後透過文學來表達那欲望。
所以當我們去詮釋一部作品時，我們可由三個眼界來看，首先我們可以針對作品本文，具體地研究它與某一現實矛盾的關係。其次，我們也可以擴大眼界進一步考察矛盾的社會根源。在這眼界中，作品的複雜表象及特殊變化都被分析到一些最基本簡單的因素。最後，我們更可擴大眼界到歷史中去，這是我們的終極眼界，在這眼界中，我們探究歷史的最基本範疇——即生產方式來解釋一切文化形式及其變遷。不過文化的變遷絕不是一種全新的文化整個地取代舊的，就好像一個社會不只有一個生產方式一樣，它總是新舊並存；雖然總有一種生產方式是主導的，但是其他生產方式也一定扮演一些社會功能，從而形成一個整體；換言之，新舊生產方式並不是雜湊一堆，而是彼此配搭互相勾連，但同時卻又存在著矛盾，並在這矛盾中發展下去。同理，文學的形式也是一個 包含過去形式的整體，其中含有矛盾。
總結地說，我們談詹明信，不能惑於他的新奇術語，以至於見樹不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