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苻艾俠為筆名，發表於美洲《時報週刊》145期，1987年12月15-25日，33頁】
朱新民先生的大作〈一位外省子弟對本土化政策的看法〉（刊於本周刊144期）之出現反映了台灣政局的變動，也反映了在這變動情勢下一些外省子弟的心理狀態。這些外省子弟並不是普普通通的外省第二代或第三代，而是外省子弟中的精英。
外省子弟精英沒有條件
在台灣政局尚未走向本土化以前，外省子弟中沒有財力與人事背景的精英向上爬昇的政治管道雖然狹窄，但不是沒有。一個外省子弟如果學識、能力、口才均佳，思想忠貞，表現卓越，那麼他是有可能進入政界的。但是在本土化開始以後，即使有人事關係的外省子弟精英也很難晉身政界，因為政治本土化的涵意正在於政治與草根或地方勢力的結合，而外省子弟精英沒有這種結合的條件。
但是外省子弟的精英難道不能與一般外省人結合嗎？可以，不過這就需要精英們向下看，而非往上看了。這也就是說，精英們必須認真地分析台灣社會與外省人的處境，而不是挾三百五十萬人頭以自重。我想這是我與朱新民先生都具有的共識。因此，在下面我想提出一些對台灣社會的看法，來補充朱先生的分析。
根據一項最近的調查，外省人中的中小企業主與大企業主都只占外省人口中的極少數，一般外省人多是白領藍領的勞工與自僱者。相對地來說，本省人中的中小企業主與大企業主雖仍是本省人口的少數，但是其比率就比較高。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省籍與社會地位之關係，我們尚須更詳盡的統計資料，可惜我尚未發現這樣的資料，只好就上面較含混的統計來分析。
對本土政策疑懼有因
朱先生在文中曾提及外省人的危機感，也就是對省籍歧視或「反阿山情緒」的危機感。這種反阿山情緒有時是以「台獨」、「自決」，甚至「本土化」的面貌表達出來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外省人對本土化政策也感疑懼的原因。
反阿山情緒的來源固有其歷史原因，但在現階段仍然持續或其強化的原因就必須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找答案。台灣的勞資矛盾因企業規模與性質而不同；國營企業與民營大企業的勞資矛盾比較和緩，中小企業的勞資矛盾則比較尖銳。這主要是因為後者的福利、待遇、工作條件與保障均差之故。歷來化解尖銳的勞資矛盾的途徑有主要兩種：(1）犧牲資方利益，即資方讓步，(2）分化勞工團結，使其力量分散。分化勞工的手段有很多（例如不同待遇等級，同工不同酬），但在台灣現實中最省錢的方法莫過於以省籍矛盾來轉化勞資矛盾了。
如果上述對反阿山情緒的現實基礎之分析是正確的，那麼對於民進黨激進派的擁護者多為中小企業主這一事實，就有了初步的解釋。
這樣說來，一般外省人的利益之所在就應十分清楚了。一般外省人既屬下層階級，那麼結合那些下層階級的本省人，共同為改善經濟條件而奮鬥，防止被人分化而團結一致，就是最符合外省人利益的做法。
那麼來自外省下層的精英（即沒有財力與人事背景的精英），面對如此情勢又應如何自處呢？過去這些精英是向上看的，仰賴國民黨賜予政治權位，現在本土化了，許多精英有集結起來的趨向，以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批評者自居，但是這種第三勢力其實沒有真正的實力。而如果精英仍只是向上看，那麼精英只不過由仰賴國民黨變成仰賴民進黨，或者周旋兩黨之間，看那一黨需要他來「代表」外省人。
往下紮根爭取利益
下層的外省人並不想進入政界，他們最大的利益並不在於有沒有一個外省人代表，而在於這個代表能不能促進外省人的利益。所以外省精英如果不想只是做個外省籍政治人物，而想表達下層外省人的利益，那麼外省精英就應往下紮根，而不向上呼籲。另方面，如果外省精英想仰賴強勢以晉身政界，就必須對兩黨陳說利害，但這並不保證兩黨會被說服；這就免不了精英時有「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之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