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88年11月21日，收入迷走、粱新華編，《新電影之死：從《一切為明天》到《悲情城市》》，唐山，1991，頁39】
由於一些具有「進步」形象的文化工作者為國防部拍攝了一部宣傳短片〈一切為明天〉，因而引發了一些對他們自毀進步立場的批評。
這些批評基本上認為侯孝賢等人（〈一切為明天〉的創作者），是為官方或保守體制服務的。但是由於這些批評的重點不同，他們並沒有闡明「官方」或「保守體制」的含意。本文想做的就是提供一個更大的背景或脈絡，來看〈一切為明天〉的意義，並就文化產品的本質來說明文化工作的「立場偏倚」性。
台灣政社經權力形態的變化
首先，我認為對〈一切為明天〉或當前任何文化產品的分析或理解，要把它連繫到整體的台灣形勢才能達到全面性的理解。毫無疑問的，台灣正處在一個由國家資本壟斷體系向國內外民間資本壟斷體系過渡的階段。這個過渡是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國所操縱、而由台灣的國家機器所發動的。這個過渡就是對體制的改良，亦即，對既有之權力（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或社會的）進行重新分配與調整。換句話說，不是把體制內原來有權力的變成沒權力，沒權力的變成有權力；而是原來有權力的宰制者，所得的權力型態改變了、調換了，或者取得權力的途徑改變了。當然，這樣的體制內改良運動不排除個別的人（因為不能適應或沒有能力處理新的權力分配方式）喪失權力的可能性，以及體制內權力邊緣人群（比如中產階級）改變地位的可能性；但是在這種權力調整或改良運動中，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改良成功，原來沒權力的不但依舊沒有權力，而且將因為體制的重新強化，處於一個更不利的劣勢。讓我把這些因體制結構而無權力的人稱為『受制集團』，而把有權力者，不論是在朝（有政治權力）或在野（有經濟或社會權力），稱為『主宰集團』。
『政治反對黨』的政治
一個體制的改良階段往往是體制最不穩定的時刻，因為這是體制內主宰集團的內訌。主宰集團中主張改良的人為了對抗同是主宰集團中的反對改良的人，往往援引被宰制或受制集團的抗爭力量，而形成『反對政治』的統一戰線。而另方面，受制集團抗爭的目標則是針對整個體制的結構性變革，是為了改變權力的生產方式而非分配方式，這個目標和體制改良是相衝突的，所以改良派反對政治的『政治藝術』，就是轉化受制集團的抗爭力量為改良體制的力量。
宣導短片反映改良派的政治形勢
因此所謂「進步」或「進步文化」就有兩種所指：想改變整個體制結構固是進步，而只想改良體制也算「進步」。從這個角度看侯孝賢等人，由他們的崛起背景來判斷，他們應屬後一種意義的「進步」。如果我們把他們誤認為是追求前一種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就難免會產生期待幻滅的痛心感受。
〈一切為明天〉的出現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是什麼樣的症候？我認為〈一切為明天〉的情緒是樂觀的、激勵的，反映了改良派的情緒，也反映了改良派的政治形勢。這也就是說，台灣的權力形態過渡似乎還「一切順利」，受制集團的抗爭力量並未對體制構成威脅。
權力形態過渡順利的原因
為什麼權力形態的過渡至今一切順利呢？這裡有很複雜的原因，也超出本文的範圍，但簡單來說：
第一，反對政治至今沒有把抗爭矛頭指向世界體系的中心國，而正是中心國在支持與遙控台灣壟斷形態的過渡。
第二，由於過去國家機器直接在台前扮演了資本積累的角色，所以一切抗爭均採取了「官方vs.民間」相對抗的形式。現在改良派希望國家退居幕後，由市場來出面支配一切，「官vs.民」（「國家對抗民間社會」）的反對模式正符合改良派的要求，而可有利於壟斷形態的過渡。易言之，反對政治既然未把抗爭矛頭指向民間社會中的主宰集團，就只會把受制團體的抗爭力量轉化為在朝與在野的改良派之奪權本錢。
第三，在政治層面上，反對派不外乎是「統」或「獨」，然而「統vs.獨」恰成對立面，與體制的「不統不獨」政治策略不構成直接對立，因而變成反對派與自己對立。「不統不獨」的真正對立面應該是「既統又獨」，或曰：「既統又獨」是矛盾，不可能成為反對派的政治策略，但是矛盾的政治策略經常充斥在世界政治舞台之上，已經有40年歷史的「不統不獨」即是一例。
最後，由於反對派的政治運動原來就是在野的改良派與受制集團統戰的集合體，在野的改良派既是主宰集團的一份子，自然盡量侷限反對運動抗爭的矛頭，故也使壟斷形態過渡順利。
進步文化空間緊縮的警號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切為明天〉對那些反對整個體制的文化工作者而言，是一個警號。它預警未來反對者資源減縮的可能：如果改良體制成功，受制集團的權力將嚴重被削弱，進而使反對資源減縮，而這就意味著進步文化的空間減少，進步文化工作者生存不易，屆時文化將受壟斷資本的支配。而不論現在的文化工作者主觀上想追求什麼樣的進步，在缺乏進步文化之空間的情況下，將有更多的進步人士轉變為保守人士。
如果想要擴展受制集團的權力，反對運動的政治策略必須改弦更張，而反對派的文化工作者也必須集結起來，形成整套的文化策略，來對抗主宰集團早已形成並實行的文化策略。反對文化必須打破「國家vs.人民」對立的神話，如其實的去認識國家的角色──民間社會中各種宰制關係的協調與維持者。因此，文化工作就出現了「為誰服務」的問題：為主宰集團服務，還是為受制集團服務？這兩個集團有各自的目標，對「明天」有不同的期盼，想營造不同的世界，也因而有不同的「進步」定義。所以文化工作並沒有一個抽象的、中立的進步標準；文化工作之倫理或責任的判斷準則，則相對於文化工作者所服務的對象。
文化成品為誰服務？
為主宰集團服務的文化成品，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就是像〈一切為明天〉這種對「未來美景」的「預告片」。這類文化成品有時也採取回味過去「辛酸歲月」的形式出現，其訴求之對象就是那些現況不錯而希望明天會「更」好的人群，因為惟有這些人群才願意「回味」過去，「憶苦思甜」，才能以有距離的喜感面對往日的辛酸。這類文化成品有激勵作用，也提供了改良實踐的目標，因此滿足了不少人的需要。換言之，這類成品不是國防部或新聞局對過去的「單相思」，不是像那種沒人願意看的乏味舊國歌影片，相反的，它有市場、有群眾基礎，而且它還會繼續出現在市場上，因為任何社會集團都要有自己的歷史與遠景，對遠景的規劃一方面加強那個集團的信心，另方面提供他們實現那遠景的途徑。
這二類為主宰集團服務的文化成品，就是對自由市場的宣傳（例如，宣傳競爭才帶來進步，市場調節開放民營才有效率），以便替外資及民間壟斷資本取代國家壟斷資本鋪路。這點比較複雜，不擬在此多談。但須注意的是，這類（以及下面那一類）文化產品都會滿足某些人民的需要，受到他們的歡迎。
第三類文化成品是塑造新型的人，具有新的消費習慣、審美觀、閱讀及觀影習慣、文化行為模式、甚至新的飲食習慣。這些「新台灣人」是未來體制的擁護者，因為他們是未來體制的受益者。基本上他們是在台灣工業昇級後（即體制改良成功後），將湧現的高級技術人員、中高級管理人員、服務業中的專業工作者、食利寄生階級。他們及他們家庭的一切，都會成為「模範」，是某種地位的象徵，是其他人認同模仿的對象。現在這類塑造新型的人的文化成品，主要是透過公共電視（如現代國民應如何行為之類），或者廣告（如桔色司迪麥之類）來傳達的。
總之，面對著可能有越來越多的侯孝賢出現的趨勢，每個進步的文化工作者皆應警覺到「我的文化成品是為誰服務」的問題。我們都固然希望明天會更好，但是關鍵問題是「誰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