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89年6月2-3日】
面對著大陸混亂的情勢，此間對彼岸的了解仍然是建基於台灣40年來的「官方說法」。這個說法就是：大陸的40年社會主義「實驗」已經完全失敗，人民正開始反共與追求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行動，只是苦於中共黨及國家機器對民間社會的完全緊密控制，所以倒行逆施的中共「尚」不能被推翻。
這個官方說法對現實情形的「簡單化」、「卡通化」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幼稚、荒謬的地步，但是卻被不少人接受。
如果一般民眾接受官方說法是「情有可諒」的，那麼那些對抗官方的主流反對派人士呢？我們發現一旦碰到中共問題，他們竟似「IQ零蛋」式地接受了「官方說法」。這是他們與官方的「共識」。主流反對派與官方唯一不同的是，官方尚宣傳中共政權的崩潰是指日可待的，而主流反對派則傾向於中共政權的穩固控制力量（反攻無望）。
當然有些傾向台灣的人是不承認自己具有「反共－恐共」情結的：他們認為即使大陸民主自由了，經濟發達了，也和台灣獨立沒有關係。台灣雖然要獨立於中國之外，但是它獨立的動力不是來自1949年以後中共政權的建立，亦即，不是因為反共才要台獨，而是因為由台灣人所構成之歷史中的內在動力──「台灣人／民族」是（用杭之的話）先驗的歷史主體（某些人也用類似的思路來理解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這就是為什麼建立數百年來台灣人的各種歷史是如此重要了。
主流反對派對關於中共的官方說法不加質疑，和部份中產階級一樣不願或不屑去思考中共、真正了解中共，事實上是有著相似的心理與社會基礎。本文不打算深究這些基礎，但是願意指出：去了解官方說法以外的中共，並不是「通敵、台奸、統派或自我膨脹」，因為對中共的真正理解將對台灣現實的塑造有一定的影響。但正因為這種可能的影響是政治支配者與主流反對者雙方所不願見到的，所以這個最大的政治神話一直未被挑戰。
最近因為大陸的學運風潮引起國際與此間注意，提供了我們開始真正了解中共的契機。本文下面想藉著簡單的評介近年來很重要的一篇評論中共的文字，拋磚引玉，作為理解中共情勢的開端。
這篇文章題目是〈共產陣營刮起改革風反映什麼問題？〉，作者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文鴻博士，文章發表在《明報月刊》，1987年7月號。
《明報》因為它的總編輯董橋、社長查良鏞的政治信念，在過去一段時間被認為是反共，但是在這一兩年來卻又被認為是假自由主義者、投機者。其實《明報》的立場是「現實主義的反共者」，這也就是說，他們反教條自由主義式的反共，因為正視共黨的實力，企圖與它和解、對話、交易等等。在冷戰時代圍堵策略結束後，現實主義的反共立場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主流，《明報》刊登此文所表示出來的態度，不僅反映了《明報》對改革的立場（但不一定是陳文鴻本人之立場），它也應代表了中共內部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的當權改革派的看法，值得我們注意。
陳文鴻這篇文章（以下簡稱「陳文」）觸及的問題很多，以下我只談其中的一個面相。
陳文首先提及一般人所忽略或故意忽略的一點事實，即，「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從來不比同時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低!」。陳文還說：「單從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比較，很難說那一種社會制度比較有利經濟增長。」另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是靠本身的力量，不像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與原始積累時期，對國內及國外人民作高度的壓榨與剝削。陳文指出：「相對於處於相近經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所付出的代價和由此取得的經濟發展成績，是頗為突出的。」
「至於說社會主義國家消費水平不及資本主義國家，若果以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來比較，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並不十分惡劣，主要差別是分配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消費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社會主義國家為高。」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從一個國家有沒有「朱門酒肉臭」（高檔消費品）的情形來判定其消費水平：有，不見的高；沒有，也不見得低。更重要的是，消費型態背後的生活品質、社會成本以及對不同社會集團之權力影響。
可是如果說計劃型經濟有其優越性，為什麼共產陣營要紛紛起來改革呢？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陳文的回答也很複雜，故只能將之簡化綜述如下：這世界上不存在著一個鐵律般的判斷條件，來斷定計劃經濟是否須要引進市場調節的改革，它所涉及的因素很多，例如，經濟發展的複雜程度、非經濟因素的運作、計劃者的資訊與意願、計劃施用之範圍、不同層次計劃者之連繫與關係……等等，而這些因素又沒有一個是完全決定性的因素，所以我們只能就具體情況來分析，而且決定如何引進市場調節，引進多少。
陳文似乎隱約地明白，對市場或計劃調節的優劣比較是不可能以經濟增長與消費水平提高為判斷標準的，因為即使是像「經濟增長」，「提高消費水平」也沒有一定的單一模式──不同經濟部門，不同消費種類，不同質量的發展會構成極不同之模式。在這裡的考慮一定涉及社會各集團的權力分配，離開了社會集團權力消長的角度，就無法談什麼經濟制度的優劣。很可惜的，陳文並沒有把這一點明白的提出來。
再說清楚一點，不同模式的經濟成長或衰退、消費水平提高或降低，都會造成對各個社會集團的不同利害影響，因此有些集團會歡迎某種模式的消費水平下降，有些會反對……等等。所以如果我們要評估一種經濟管理機制之優劣，我們勢必要站在某個社會集團的立場上。例如，當我們說：「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都不是完美的經濟管理機制」，我們就同時應當指出這是站在什麼集團立場上所作的判斷。
在這裡我們似乎可以提出現今社會生活的一條鐵律，即，任何事情所產生的利害都會不平均的分配給不同的社會集團，我把這鐵律稱為「政治利益的不同落差」（「政治」在此是指權力的取得與分配）；這不只是說，有些事可能對一些集團有利，對另些不利，而且是說，即使某事對一切集團均有利（或有害），其利益（或害處）也會不平均地分配給各集團，有些多，有些少。需要澄清的一點：所謂的「社會集團或團體」，就是具有某種身分的人之集合，或者說，是某種社會關係的承擔者。因此，「台灣民族」，「台灣消費者」及「台灣全體住民」是三個不同的團體──雖然這三個團體所涵蓋的人可能完全一樣。我願再強調一次，團體是某種身份的人之集合，而不是人之集合。故有關「認同」──對自己身分之意識，「認定」──對別人身分之意識，以及身分意識所在之場所意義的研究就十分重要了。
所以我們不能再滿足於過去那種「某事是對全體（全民）或大多數有利的」不清楚的提法，因為「全體」可能指的是「全部社會集團」，或「全部的人」。首先，如果某事真是對全體集團都有利，也不能證明其正當性，因為利益的不平均分配，會影響不同集團在社會結構中的權力位置，故而，有些集團或者希望選擇其他方案，或甚至對各團體均有害的方案。另方面，如果「全體」指的是「全部的人」，那麼我們必須進一分析，這些人是以什麼身份或屬於什麼集團的情況下獲利及失利的。
總之，我們在也不應只從政治的宰制（支配）關係來看中共，或天真的相信政治的宰制者不必聯合其他社會關係的宰制者就能進行統治；亦即，天真的把共產黨視為一個萬能、有極大鎮壓力量、而且只憑這種力量就可以牢牢穩固的統治。相反的，我們應（比如說）去分析共產黨的政策所產生之利害怎樣不平均地分配給各個集團。台灣主流反對派對官方說法的接受，正顯示了他們也以同一模式來看台灣，是否因為這些主流反對派雖然屬於被統治集團，但在其他社會關係中卻占據了支配者的地位，因此強調反政治支配的首要性與優先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