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何方為筆名，發表於《遠望》雜誌21期，1989年7月，41-44頁，刊登時遭刪改。後收入《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台北：唐山，1990年，178-184頁】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正義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一輛小貨車後面站滿了八、九個年青人，揮舞著紅色旗幟，在黃暈燈光下駛入了夜天安門，車上正大唱著國際歌，這是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國歌」，也是大陸學潮中最被人常唱的一首歌。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的果實
將思想沖破牢籠
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
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共產國際）
就一定要實現
國際歌成為學潮中最重要的抗議歌曲，是有許多原因的。這條歌（尤其第二段）在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就已經成為反對中共官方的象徵，被人們一遍又一遍地唱著。當時由於這條歌充滿了反個人崇拜的意味（「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因此和神化毛澤東的「東方紅」針鋒相對（「東方紅」稱毛是大救星）。此外，歌詞開頭的「奴隸們起來！起來！）又和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互相指涉（按：正因為「奴隸」不妥，現在的中國國歌已把歌詞改了），因此一方面訴求了「主／奴」的對比關係，即，追求民主的人自比為奴隸，並希望起來成為國家的主人；另方面訴求了「愛國／民族主義」，即，把（抗戰時期）挽救國家民族存亡的精神投射到今日，為了中國不被開除「球籍」而反對中共官方。
在更深的無意識層次中，國際歌中一再重複的「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就一定要實現」，表達了一切反宰制運動的烏托邦狂想，因為它彷彿喊著:「現在就是末世」（Apocalypse now!），末世就是宰制與反宰制的最後決戰時刻。對於露宿於天安門廣場，疲倦不堪等待天明的學生而言，國際歌的確是表達心聲的反官方抗議歌曲。但是，它可否在這樣時空人事的脈絡下，被詮釋為「反共」歌曲呢？
「反共」是不大可能的。畢竟國際歌有它的歷史，傳統與象徵，它的社會主義信息很難被轉化。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
是我們勞動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那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
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但把它們消滅乾淨
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所以學生高唱國際歌一方面反映了學生處境，另方面則有表明「認同體制」的作用，這是國際歌被唱的另一個原因。
不過正是因為國際歌的「匪味」，所以它難能獲得此間媒體的青睞。台灣媒體所號稱的「全面客觀報導大陸學運」，在未能「全面客觀報導台灣學運、工運……」以前，是不可能的。
如果說這次參與運動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市民、個體戶……中沒有一批反共份子（希望全面恢復私有制），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和台灣官方宣傳相反的是，並不是每一個反共份子都想反中共官方。易言之，即使是反共份子也可能是中共現今體制的擁護者，傾向在中共官方的不斷改革中去實現私有制。為什麼？這可能有兩類原因。
一類原因是和這些反共份子所處的社會位置有關。一個社會位置不僅僅是社會關係網上的一個結點，它也必須包括必要的人格、個性、能力、資業、經驗。比如說，學識豐富如方勵之者也沒辦法坐好一個「倒爺」或個體戶的社會位置。「倒爺」或個體戶或許都十分傾向全面私有制，但是他們卻和現存體制有著共生共利的關係，如果一旦今天就全面私有化，他們便欠缺必要的資產、能力、經驗等來占據一個比目前有利的社會位置。（「倒爺」或個體戶在大陸可以是富翁，在台灣則是小販、小投機者。）但是如果是在一個緩慢改革的情形下，他們或許可以在經濟型態的轉化下，自然而然地取得新形態下的新社會位置所必須的資產、能力……等等【註】。總之，有不少反共份子（甚至可能包括中共領導，國營企業幹部等）都是以「審慎的走在改革的道路上」來反共的，故不一定和官方改革派形成對立。
另一類原因是反共份子有這樣的考慮：大陸上的「反反共」份子、四人幫追隨者、反革命份子等等正潛伏在各地，陽奉陰違地等待機會，正如同反共份子在過去所做的一樣。如果社會出現「動亂」，不一定對反共份子有利，動亂很可能會被反改革者利用，而趁機擴張力量。所以反共者不一定必然反對中共現今體制，有可能只是反對這個或那個保守派領導人，或者反對某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
或問：除了某些撈不到好處，不能適應新形勢的官僚外，還有什麼人反對改革？其實反對改革的，不滿改革方向與速度的人很多。比如說，農村勞動條件較差的農民，過去在集體農業中得到很多好處，如今幾乎活不下去，只好在農村鄉鎮「離土不離鄉」變成工人。女工過去受雇率很高，但因為改革追求資本的效益，開始受到歧視（可參見1988年11月22日《英文中國日報》的評論）。另外，改革中的最大受害者是工人，他們的「鐵飯碗」（即，勞動權）被剝奪了。勞資衝突與爭議非常嚴重，甚至曾發生了工人殺工廠經理的事件。《解放日報》在評論此事時透露出勞資之對立情形。
在一些企業中，你要強化管理勞動麼？他就撒潑叫罵，拳腳相加，鬧得你辦不成公開不成會；你要堅持獎勤罰懶麼？他就闖門入室、胡攪蠻纏，鬧得你吃不上飯、睡不好覺；你要搞一點探索突破麼？他就到處寫信、四出告狀，鬧得你做不成事、定不下心。尤其是那些帶頭改革勞動人事制度的企業，一些被待工、除名、辭退的人，更是老婆孩子一大幫，圍堵追截，強鬧靜坐，從苦肉計到全武行，無所不為。而不少旁觀者呢？冷眼壁觀，三緘其口不算，往往做出「同情弱者，指責強權」的「公道」來，什麼「不要把人逼得無路可走」呀，什麼「不要剝奪人家的勞動權」，什麼「飯總要給吃」，莫辨是非，顛倒黑白地吹出種種冷風來。（1988年8月8日）
這段話所描述的工人權力當然是生活在尊重資方管理權、解僱權下的台灣工人不能想像的，也是站在反共立場的人必須對付的。因為這種不尊重資方管理權的工人權力，一天不消失，資本主義的財產權（私有制）就一天得不到實現。但這段話也間接地顯示出大陸上改革與反改革的對立。
工人殺總經理的事發生在遼寧，但是在一些改革比較深化的地方，工人的權力就比較削弱了。例如，《羊城晚報》就曾報導，在深圳「有家獨資企業有一段時間曾強制工人每天加班4至6小時，還開除一名不加班工人以示警告。許多工人因此累病了，有的甚至昏倒在工作崗位上」（1988年8月7日）。有此可見，中共官方改革派的國家機器在削弱工人權力這一方面，和反共份子是友非敵，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友」。
所以像民主運動這樣的東西，對反共份子而言可能是契機也可能是危險，因為民主運動一方面可以給官方壓力、加速改革，另方面也可以造成混亂，工人藉機組織、罷工、，加薪，使工人權力增加，造成實現私有制的困難。不過如果不是這兩年來，經濟改革失敗，民心不滿，改革派下台在即，這次反共份子也不會參與民主運動，以圖挽回原先的改革路線。
當然，反過來說，民主運動對「反反共」份子、工人、反改革者也是一個契機及危險，因為他們也可能被反共份子、改革派所利用。民主運動原本就是多個集團統戰的運動，運動結果會朝向那個方向轉化，就要看社會原來的結構，以及參與運動者的力量。
總之，「反中共」不必然就是反共，而「反共」不一定就會反中共。
在天安門示威剛開始時，一位學生被問及他對示威未來結果的看法，學生卻表示他不知道未來會演變成什麼狀況。學生的回答表現了歷史的弔詭：他的參與本身就表示他肯定自身的主體性，但事實上他無法成為歷史之主體。這篇文章從國際歌的現象，也說明了這一點，即，不論參與者的主觀信念為何（是否反共），他們行動的意義總是被放在結構所形成的脈絡中去解讀。
【註】以上這個例子是人的經濟方面的身份，我們可以用另一個例子來顯示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如果說有一個反共的男子根本無法立刻適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夫妻關係（夫妻間金錢掛帥，高度獨立），又如果說他認為做好一名「封建夫妻關係下的）「大丈夫」是最重要的，（即，「丈夫」是他的主要認同），那麼即使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夫妻關係是合理的，是應當實現的，他的態度也會是「在我沒有準備好以前，在我沒有能無痛苦地適應這種關係以前，不可以實現資本主義）。所以他選擇或贊許的反共方式，就是能讓他先無痛苦地逐漸適應那種夫妻關係的方式。
或曰：這名男子怎麼能以他主體性的要求，妨礙一個公眾性，社會性的歷史目標呢？怎麼可以因小我而害大我的反共事業呢？這是一種道德性質的指責，但道德指責只有在人們有真正同樣的認同才有效。我們一般觀察到的道德一致性或有效性都是強勢支配下的產物，是他律而非自律，或者是不同「主要認同」集團妥協的結果。所以當集團權力產生變化，就會有新的道德要求出現。（這可以用來說明為何大陸開放後，有「尊重人或人的主體」，「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之類的新道德呼聲出現；在主體性要求的背後，反映的是社會集團矛盾的爆發。）
因此我們應當擺脫道德問題的要求，而看到人的主觀意識是社會結構的一部份。在一個大多數反共者不能適應資本主義人際關係的社會中，往往不會很快地看到資本主義的實現，而這並不是藉由鼓動堅強意志及道德意識就可以克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