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雕蟲集專欄，1989年8月29日】
就在無住屋團結組織夜宿忠孝東路之前的幾天，他們派出「藉藉無名」兩老兩少代表，會見經建會副主委蕭萬長，有些人因此指責該組織未派出召集人李幸長會見官員「很不禮貌」。
從這樣的一件小事，我們可以看見那些習慣社會宰制秩序的人之心理反應。任何宰制秩序都必須維持自身的存在，而其繼續存在的條件之一就是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倫理」，凡違反這套倫理的就是不正常、不道德、不禮貌、不恰當…等。
在會見蕭萬長這件事上，那些指責無住屋組織「不禮貌」的人，顯然預設了以下兩個倫理觀點。
首先，弱勢社會團體和強勢團體（如中華民國政府）會面時，絕不是公平的王見王（如無住屋組織秘書長陳冠甫「配」李煥或錢復），一定要弱勢團體中知名度最高的領袖去「配」強勢團體中的某個「副手」才算正常。如果強勢團體肯與弱勢團體「王見王」，則表示強勢者對弱勢者的「恩寵」、「重視」是一種不平常的安排。
其次，宰制倫理把各種身份的人之份量，按社會上宰制的秩序分出高下。例如：女人、小孩、學生、低社會地位者，這些人就不值得重視，不能把他們嚴肅對待，對他們的意見不能認真。無住屋組織派出了兩名女大學生，還有一名老兵（老兵的社會地位被人認為和「山地女人」一樣低），簡直是在向宰制倫理開玩笑，本身就在顛覆宰制秩序，怎不令某些人生氣？
在這件事發生後，無住屋組織進一步取消了領導職銜，使每個人都變成了無職銜的義工，其目的是不凸顯個人，不製造運動明星，不使此組織官僚化、階層化。
這個去除階層化的努力，已經清楚地表明了一個「新社會運動」的誕生。這個新社會運動與政治團體的關係，絲毫不曖昧地界定了「社運自主化」的真正含義，同時也為弱勢、新興社會運動團體示範了成功的政治策略，那，在泛政治的氛圍中搞政治的藝術。
去除階層化的組織方式本身就蘊涵了一種對權力的觀點，即，這一類型社運的目的不在於累積與集中權力給少數明星（官僚），以便使運動呈線型成長，而在於團體成員的權力平等，使團體內被壓抑利益不斷湧現，形成新的抗爭。可以預見的是，這樣的權力觀點將隨著新社會運動同步發展起來。
無住屋組織的運動在台北以白領階級為主，但在其他城市則可能有不同的階級組合，還有這個運動所彰顯出的房價與房租等議題，也可能被納入其他社運或政治運動。這些現象都顯示了此一運動對其他宰制秩序的鬆動作用，同時也顯示了，任何主體的反宰制抗爭，若能以適當的論述（discursive practice）加以串鏈，都可以對其他反宰制抗爭有利。所以如果有人說，無住屋運動對執政黨有利，（因為助其經濟穩定），或對不炒作房地產的工商業有利（因為房價高漲會增加勞動成本、辦公室租金等），因此還是幫助另一些有權勢者，這樣的說法即使成立，也只是片面之詞。
無住屋運動尚有許多其他特點，（如幽默的方式，與知識份子的關係），都有待更近一步的探討。總之，此一運動已儼然成為新社會運動的典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