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雕蟲集專欄，1989年9月10日】
作家陳芳明的書遭到查禁，這件事涉及了思想言論自由（簡稱「思言自由」）的問題。本文想先指出一般自由主義者對思言自由之論述上的局限，然後再回到台灣禁書的問題來。
思言自由其實就是思想可否公開示眾的自由，因此思言自由和出版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連繫在一起。對自由主義而言，思言自由的意義便是在法律界定的範圍內，思想言論不受任何壓抑或限制，這是一種「消極的」自由概念。
反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對思想言論不能公開示眾的限制或壓抑，（大量地充滿在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中），通常都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各式各樣的宰制者，以及公開示眾的條件之缺乏。
例如，一個雇員因為恐懼報復（或歧視……）不能把她受上司性騷擾之事公開示眾，和一位政冶菁英因類似原因不能將他對政府之批評公開示眾，這兩個例子在反自由主義者看來，都是缺乏思言自由的情況。當然，在這裏的「自由」是一個積極的概念，自由不只是法律保障的權利，還是實現這樣權利的權力。「自由（權利）與實現自由所需之條件（權力）」是很難加以區分的。一言以蔽之，思言自由之限制的核心就是缺乏足夠公開示眾的權力。（自由主義因為泛政冶的傾向，只談公開示眾的政冶權利，而對實現權利所須之權力不感興趣，故他們宣稱應先爭取權利，權力則是「慢慢來爭取」。）
一般自由主義對上述非（超）政冶的自由之說法，多認為是未區分「自由／自由之條件」；在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由只能是政治權利，因為人剛光著屁股從自然狀態跑出來（比喻），就急急忙忙去訂政治權利的契約了（而不是和生存直接相關的社會生活、經濟……權利的契約）。
即使自由主義的說法成立，他們也應當承認，在這世界上有許多人寧願追求「政治自由」（例如，使政治自由實現之條件或權力）以外的價值。因此問題應是如何去和追求不同價值之團體，站在平等、互相尊重之地位互動，而不是去壓抑否定他們―例如，主張政冶自由在客觀上是最基本、最優先的價值，而非眾多價值之一；或將追求其他價值的人視為非理性、目光短小（說他們只管貼身權益而非體制）等等，都是壓抑否定其他價值的作法。
自由主義如此看重「自由」的消極意義，是因為他們覺得這種自由給予人一個最低限度的不受侵害之範圍。可是對於一些激進的政治批評者而言，這個「不受侵害之範圍」也非絕對的，因為現實政冶告訴我們這個範圍的界限根本不清楚。例如，陳芳明的書是否真的超越了法律保障的範圍？如果被統治者的權力大了些，他的書會不會又合法了呢？（這似乎顯示了權利問題還是會回到 權力問題上。
筆者認為，雖然我們應當分清「權利／權力」。但是絕不能把權力問題當作次要或「下一階段」的事。「在爭取權利中獲得權力」與「在爭取權力中擭得權利」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政治策略，值得我們日後做進一步的討論。
政府禁書的理由總是說書的思想內容違法，但其實很多時候是為了警告或為了擺姿態，常常沒有標準；所謂「禁書」，有時也買得到，選舉時更是滿天飛。在這種情形下，做為宣稱爭取民主自由的第一反對黨―民進黨，其實有責任，而且也有能力突破一切禁書的枷鎖。因為今天有足夠權力或力量爭取出版自由的就是民進黨，如果他們以黨的名義出版一批「出版後出版界就百無禁忌」的書，那麼台灣的思言自由會邁進一大步。但是民進黨會對爭取非自由主義的思想言論自由有興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