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1989年9月23日。後收入《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運動：邊緣癲ㄈㄨ、中心的戰鬥與遊戲》，台北：唐山，1991年，94-96頁】
在〈教權會沒有問題〉一文中（自立副刊1989年9月9日），林中平先生抗議外界把「近來教權會裡的一些枝節問題詮釋成古老的統獨之爭」，並且把焦點導引到一個「意義攻防戰」的問題――即，強勢的霸權論述侵吞、重塑弱勢的「局部性」抗爭的意義。
當然，問題並不只是「意義」或「詮釋」的問題。易言之，政治團體把弱勢社會團體行動意義加以詮釋，納入本身論述軸線「分工」下的一個外圍論述，像這樣的論述實踐（論述就是論述實踐，「言」就是「行」的一種），也會「改變世界」，影響到社會眾集團的權力關係。
但是霸權論述這種強勢性的意義建構不但司空見慣，而且被認為理所當然，至於和「社運自主化」理念是否符合也很少人管。這主要是因為在霸權論述的內容中有一套「歷史－結構」分析，根據這套分析，各個集團所代表的意義已經定位，這些定位就是藉著「中心╱邊緣」、「全面╱局部」、「結構╱現象」等等區分而固定的。
比如，在霸權論述下，「政治民主制度」、「XX主義統一中國」、「台灣獨立」就是屬於結構性、全面的中心抗爭，其他的（如教權會的）抗爭只是局部的，在結構上起不了什麼作用，在歷史上也不會有什麼意義。（這個「歷史」當然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或「台灣人三百年史」等，而非「教師史」――除非這個局部抗爭能夠透過某種方式「化為」全面抗爭的一部分。）
可是全面（global）抗爭只是神話而已，一切抗爭都是局部的（Local）。把原本局部的抗爭粉飾成全面的，就是把宗派性的投射為全民的，在全民的幌子下掩飾宗派性的利益。所謂「結構性的全面變革」歷來只是局部變革而己，其效果則是壓抑眾多差異。如果說「全面」有任何意義，它只能是局部抗爭的局部結盟而已。
如果說一切實踐均是局部的，那麼「局部」就再也沒有依賴於「全面」的意思，而是一個不受外在（即全面）限制之「此岸世界」，此岸世界之疆界因而也不再是相應或受制於「彼岸世界」，（因為不存在一個超越此岸的彼岸世界）。此岸世界之疆界則由我們的實踐所界定。
放在現實中來看，政治支配霸權已設定了「全面－局部」的實踐場域結構，而現今的反對政治卻也複製這樣的設定，和其所反對的呈現「鏡像」關係。但是社會團體是否有必要自限於國家機器所設定的「局部」或「全面」之實踐場域及其意義呢？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路況先生那篇被誤解甚多的〈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一文（《當代》1989年8月號），就顯得該文頗有意味。
路況文章的意義不應在於準確呈現每一個台大學運份子的心理狀態、動機或意向，他以台大學運為例來說明他的想法，也許是不當的舉例，但是最中心的問題不是台大學運的實況，而是如果社運團體在國家機器所設定、所規劃分割的階層結構化之場域中，依場域的固定意義抗爭，那麼社運團體即落入一個對它們不利的陷阱裏。（這樣說，自然也不表示這便是社運團體的實況，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教權會與其他團體的一些實踐似乎都避開了那樣的陷阱。）
接受政治支配者與反支配者所共同設定的「結構」，之所以是陷阱，乃是因為這等於接受自己是「全面」下的「局部」，承認自己的目標及所要追求的價值比起那些針對「全面」的團體之目標而言實在較不重要或只是次要。這就等於自我否定。
因此，我們對國家機器所設定的場域結構要「且走且戰」。一方面，要開創新的實踐場域──這是「走」；另方面，新場域的開創必然意味著改變原來的場域結構，改變原來場域的固定意義──這便是「戰」了。
所謂「開創新的實踐場域或場所」，並非真的憑空去造出原來沒有的人或事物，而是使人們認識到原有事物的新面貌，以及人的新身份。例如，「無殼蝸牛」便是新身份的創造，對新主體的召喚。而「夜宿忠孝東路」其實和「抗議高房價」沒有必然關連，（流浪醉漢也夜宿街頭），這之中的關連便是意義的創造。
意義的創造或建構須要思想、理論、論述，所以它們應成為戰爭機器，成為「莫洛托夫雞尾酒」──且走且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