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書評以何春蕤為筆名，發表於《中國時報》開卷，1989年10月16日】
對於三十幾到四十幾歲的知識分子而言，《浮》確實讓他（她）們想起了那個年代及自己—那個除了出國，「〈沒有出路〉」(沙特)的年代，以及「〈唐倩的喜劇〉」(陳映真)中的種種人物。
現代台灣的政治環境似乎可以粗略分為三期，雷震被捕前後至「黨外」出現算是第一期，黨外至解嚴前的兩三年是第二期，之後至今算是第三期。我們可以半嚴肅、半遊戲地將這三期中反對政治的精神和「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對照。
劉大任的《浮游群落》所描寫的政治現實是屬於第一時期，出版於第二期的末尾，卻逐漸為人所淡忘於第三期。
被現在讀小說的青年讀者群所逐漸淡忘，是有原因的。小說所反映的政治中嚴厲肅殺之氣、知識分子的逃避與浪漫反抗、青年對西方文化的醉心，和對高壓父權的伊底帕斯情結，都不再是新一代青年讀者所熟習的。
現時期的政治有包裝精美的MTV，而西方已是近在咫尺，無須靠遠方傳說來膜拜；至於目前知識分子的無力感，不再是因為他們係無固定根基或隨波逐流的「浮游群落」，不再是因為缺乏可以紮根的運動或群眾，而是面對「後現代狀況」的另一種惶惑的無力感（明顯地表現在朱天心或甚至黃凡的政治小說中）。這些都是目前年輕讀者難以與《浮》共鳴的原因。
目下對政治有熱中理想的青年，還可以接受精神上屬於第二期的政治小說（如李喬、宋澤萊、施明正等），儘管這些小說中呈現的政治同樣高壓，但卻不像《浮》帶有虛無味道的苦悶及絕望式的悲觀，因為這些小說均遙指著一個現實中的政治運動（民主運動或台獨運動）。
但是《浮》卻注定是個悲劇，它在台灣出版時，對現實政治的控訴力已經薄弱，而「社會主義祖國」也正全面走資……
對於三十幾到四十幾歲的知識分子而言，《浮》確實讓他（她）們想起了那個年代及自己――那個除了出國「沒有出路」（沙特）的年代，以及「唐倩的喜劇」（陳映真）中的種種人物。
一位在那個年代成長的朋友也曾想過寫一本小說（又是那個年代人物的特色，人人都想寫一本傳世的小說，而不像現在的熱血青年想成為政客、運動家、政論家……），叫做「深海魚」，這種魚如果浮上海面接近陽光，就會因壓力爆破身體而死……。這種和《浮》在精神上相似的意象和情調（mood)，的確反映了那時期的現實和心理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