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名，發表於《自立早報》副刊雕蟲集，1990年2月15日。後收入《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1991年，144-145頁】
自從1989年大選過後，許多公開主張台獨的人士均進入了國會。就這個現象來看，台灣具有台獨思想的人即使不是多數，也應有相當人數，各行各業都有。
但就在這個時候（1990年春），突傳出吳乃德博士因台獨思想不獲中研院聘任的事件，這件事其實透露出一些有關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的道理。
有些人對吳乃德事件感到不解。因為中研院有台獨思想的也不只吳一人，而且吳也不在政治領域裏活動，比起「新國家連線」的國會議員，甚至他（她）們的義工，所能造成的「殺傷力」，都來得小。因此為何要「小題大作」呢？另外，在政治領域中反台獨的領導者，究竟能從這件事得到什麼好處——在與其負面效果比較之後？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政治領域和其他領域之間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性，所以台獨運動可以在政治中大有斬獲，但是在學術領域中卻不一定。
學術領域中權力再生產的邏輯和政治領域不同，而且也有不同的歷史形成過程。例如，學術領域中講的不是一人一票；弱勢學術分子抗爭的對象也常包括了既成的學術典範、傳統、行規、習慣等「法統」，而這些法統不一定處在「正當化危機」中。
因此，政治領域中的變革，至多能改變學術領域的外貌，要真正改變學術領域的權力關係，必須依（內在於）學術權力的邏輯，在學術領域內作抗爭。沒有經過這種抗爭，是不可能以政治方式來解決學術問題的。
中共掌權後，雖然讓黨員居學術要津，但在很多學術範圍內，仍被認為是「紅而不專」、「外行領導」、「非學術」⋯⋯等等，使毛澤東慨嘆「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經過二十多年，只有一點點是「馬列的」。文革的政治運動顯然也未曾改變這一事實，從六四事件來看，中共在學術領域絕無領導地位，而且根本就是屈居下風的。
這點說明了政治並非學術領域的「本質」。或如林中平所說，台灣的眾強勢權力在學術領域已有它特殊的（局部的）權力部署與策略，不會因政治領域中的斬獲而解決。
台灣的學術界其實有許許多多的問題（黃永武先生在1990年2月7日聯合報副刊上的〈不呼吸的學術界〉也提到一些），吳乃德事件就是這些問題（政治問題是其中之一）多重決定的結果。這一事件是個不祥的惡兆，反映了學術界進步力量的體質虛弱，知識分子被（政治立場）分化而無力，也反映了新時期的權力型態。不論這一事件未來如何發展，但學術界在短期內不會因此事件如何收場而有所改變。